2021年6月13日，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中国昆虫学会分类与区系专业会议，收到信息，得知黄复生先生猝然离世。他的离去，使得我们酝酿并筹划的一些重要事情，骤然停滞。四个月过去了，黄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2018年，黄先生如常到访我办公室。我泡清茶一杯，自然向他请教一些青藏高原的工作问题。同时，向他他提起，能否结合他青藏高原昆虫考察的经历，做些访谈或自行录制一些音频。我们确定了音频录制的方法，请他抽空自行回忆。2019年，黄先生后来由于眼疾，就把录音笔转给我。在王远女士的协助下，这些音频转换成了下列文本：

黄复生先生忆青藏科考（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291089.html

黄复生先生忆青藏科考（二）：发现缺翅虫，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308885.html

黄复生先生忆青藏科考（三）：单枪匹马进墨脱，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309039.html

黄复生先生忆青藏科考（四）：遍寻蛩蠊未遇，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309090.html

黄复生先生忆青藏科考（五）：西藏昆虫考察总结思路及三篇文章，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309095.html

黄复生先生忆青藏科考（六）：《西藏昆虫》四年统稿，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309097.html

黄复生先生忆青藏科考（七）：八年西藏考察的思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309102.html

这件事尽管历时较长，但得以顺利开展，让我们对开展老科学家访谈，收集并整理重点实验室历史素材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在动物研究所和实验室的关心和支持下，在李鹏等专业团队的帮助下，实验室老科学家访谈已经逐步推进。

青藏高原昆虫考察的工作，是黄先生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段经历。我1996年到动物研究所就读博士学位，就对青藏高原野外工作充满了期待。当时导师黄大卫研究员安排我研习分类描述语言（DELTA），并鼓励我在标本楼做了一个学术报告。很多前辈都到会参加，其中黄先生还提出了几个问题，让我感觉到他对新技术的兴趣和思考。1997年，导师安排我和吴岷在西藏考察前，一起去向黄复生先生请教。黄先生关于西藏易贡的一些介绍和想法，我们一直践行到现在。后续也有机缘，陪同黄复生先生考察广西十万大山和海南五指山等地。当时黄先生已经72岁，仍然健步如飞。出发前，导师让我从医务室领了救心丸，紧跟黄先生左右。自此，我也有机会，经常向黄先生请教并获得野外考察和分类区系一些工作指导。

黄先生平易近人，对待后辈非常关心和支持。他有一些有趣的话语，如：吃饭叫喂脑袋。他常称我为小伙子，我当时年青，给他起个外号“老伙子”并以此称呼。后来研究所搬到现址大屯路后，黄先生经常骑车来所里办理一些事情，总让我想起他在自传中的那个英俊潇洒推着自行车的青年。直到2019年患了眼疾，后来又有了疫情，黄先生才开始搭乘公共汽车。他到所里，常到办公室来看看我这个“小伙子”，谈谈他个人对学科发展、野外考察等方面的想法。有时，他也把一些学术观点，写成文字送过来，让我在网上发布，请学术同行指正。这样的学术交互，一直持续到2021年；“老伙子”和“小伙子”的友谊，也一直如涓涓细流流淌在我的心底，让我每每想起，如沐春风。

曾经得到先生亲自指导的宋志顺博士，草拟了老先生的学术生平。我结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等，对文字进行了修订。张劲硕博士和沈慧女士均有贡献。谨发表于此，怀念黄复生先生。

黄复生生平与学术贡献

黄复生先生（1932.5.30~2021.6.13），生于福建福州，祖籍长乐，汉族。1946~1952年就读于福州格致中学；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1956年毕业后到原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2年并入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期间于1957~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1962）、副研究员（1979）和研究员（1986）。曾任中科院动物所昆虫分类区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和动物进化与系统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北京昆虫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白蚁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林学会森林昆虫学会常务理事、《白蚁科技》、《武夷科学》、《昆虫分类学报》编委等。

黄复生先生长期从事昆虫区系与昆虫分类研究，参加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负责昆虫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昆虫地理学研究中提出现代生物阶元的分歧程度表明了不同大陆历史渊源的新观点；在研究青藏高原地质历史中提出青藏高原强烈隆起，形成典型多样的边缘地区和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从而引发了复杂的异质性生态条件和边缘效应，促使这一地区生物的多样性和区系性质的独立性，并最早提出青藏高原昆虫区系的独立意义。在昆虫分类方面，对白蚁、小蠹、弹尾目、石蛃目、缺翅目和双尾目等开展了系统或开拓性研究工作，发表昆虫8新（亚）属和近70新种。他提出了白蚁“原始型”和“蜕变型”的概念，为进一步研究白蚁的分类与进化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在西藏发现了缺翅目昆虫2新种，填补了我国无该目分布的空白；致力于双尾目、弹尾目、石蛃目等类群的分类研究，先后发表了大型且形态特殊的铗𧈢新种和产自西藏阿扎贡拉冰川的跳虫新种，这些观点和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被很多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引用；由他命名的伟铗𧈢、中华缺翅虫和墨脱缺翅虫均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黄先生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专著28部（册），其中主编《中国白蚁分类与生物学》、《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等翅目》、《西藏昆虫》上下册、《云南森林昆虫》、《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昆虫》、《西南武陵山地区昆虫》、《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昆虫》、《海南森林昆虫》、《中国小蠹科分类纲要》、《中国古代动物研究》10部11册，副主编《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 动物分典》4册、《中国古代动物名称考》等昆虫学、动物学专著。

黄先生于1977年以青藏高原昆虫考察的显著成绩被评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1978年参加《松毛虫发生规律及防治》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排名第五；1986年获竺可桢野外科学研究奖；1987年在“青藏高原隆起原因及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中负责青藏高原昆虫研究部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中国科学院科学进步特等奖；1998年参加的“西藏昆虫区系及其演化”获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1994年获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排名第四：1985年主编《西藏昆虫》上下册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0年主编《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昆虫》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1年编写《中国白蚁分类及生物学》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89年发现缺翅目昆虫，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1990年主编《云南森林昆虫》，1996年主编《西南武陵山地区昆虫》，1998年主编《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昆虫》等专著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等，均排名第一。

黄先生的工作和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力行，为发展中国昆虫分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开展分类学方法和理论的研究。上世纪70年代针对社会上流传着否定科学，否定一切的思潮，黄先生发表了“动物分类学概念及其基本任务”，提倡尊重科学，尊重历史，重申分类学重要意义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得到分类学前辈专家的支持和鼓励。他结合昆虫分布研究，指出确定亚种的客观要求和实际意义，调整了某些大害虫如杉小毛虫的分类地位；在开展白蚁分类系统研究中，提出“原始型”和“蜕变型”的新概念，阐明不同类型的形态相关和历史渊源，并给以具体的定义和实际内涵，及其在探索等翅目昆虫进化和系统发育关系上的意义；指出以有翅成虫和工蚁品级为代表的原始型，反映了等翅目昆虫的历史渊源和在昆虫纲中的进化地位，而以兵蚁品级为代表的蜕变型，反映了等翅目昆虫各个类群的进化结果和发展趋势。在不同类群间的蜕变型虽是千奇百态，相差甚远，但却反映了它们彼此间的亲疏远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观点引起同行的重视并被多次引用。他在“特征分析和等翅目分类系统”一文和《中国动物志 等翅目》总论中指出：不同个体拥有众多的独征不是种征，在分类研究中应予重视，以免误导差错。这些方法和理论上探讨有助于我国昆虫分类学的研究和发展。

黄先生在任中科院动物所昆虫区系分类室主任期间，为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从标本管理到发展方向都有明确的安排，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昆虫分类学研究队伍，被国内同行称之为“国家队”。当时为适应发展需要，在我国昆虫分类工作中首先建立计算机系统，率先组织力量对动物所建国后发表和过去馆藏的新种模式标本进行了彻底整理，建成模式标本数据库，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个昆虫标本管理数据库，为事业发展与合作交流打下良好基础。为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四处奔波筹建开放实验室。最后在院、所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系统进化动物学重点实验室”，任实验室主任。在职期间组织了几十个课题，出版了两本论文集。组织领导了一系列野外考察，不仅为我国充实了数十万件昆虫标本，而且主持室内总结工作，出版8部专著，数百篇学术论文，缩短了我国昆虫区系分类学研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为提高我国昆虫分类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做出了贡献。

二、求实创新，开拓我国昆虫区系研究，引领青藏高原昆虫研究工作走在世界前列

黄先生对我国昆虫区系的调查和研究贡献巨大，尤其对青藏高原昆虫区系展开了深入思考并形成了独到见解。他参加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负责昆虫方面的研究工作。系统阐述大陆漂移学说对青藏高原昆虫区系起源和演替的影响，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过去不少学者做过很多高山昆虫研究，但多偏重描述高山昆虫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1980年参加青藏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黄先生提交了“缺翅目昆虫和它的地理分布”等3篇论文。在我国首次用大陆漂移学说探讨昆虫区系的起源，认为印度板块向北漂移，把冈瓦纳古陆的区系成份带到北方，并侵入新生的西藏陆地；接着欧亚成份也渐渐伸入，共同组成青藏地区多源性的昆虫区系雏形。随着高原不断的抬升隆起，原始的区系雏形又产生巨大变化；青藏高原昆虫的起源和进化是与青藏陆地的诞生和隆起同步进行的，最后形成了独特的高原昆虫区系。他还主张研究现代生物阶元的分歧程度，探索彼此隔离的各大陆及其生物区系的历史渊源。认为两块分离大陆的生物如仅限于高级阶元相同，并且相同的类群越原始，越少，这两块大陆分离的年代越早，时间越长，生物的历史渊源越疏远；反之,不仅拥有相同的高级阶元，同时也拥有众多相同的低级阶元，且相同的类群越后起，越多，其分离的年代越晚，时间越短，生物的历史渊源也就越亲近。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随着大陆的分离与漂移得到不断的发展和进化。这一研究直接丰富了昆虫地理学和动物区系的新内容，引起人们的重视。加拿大地质学家Gussow说：“我是多么地欣赏你在青藏科学讨论会上3篇论文，你最后那篇‘大陆漂移和昆虫区系起源'是第二卷里最好的论文之一。”

主持编写了《西藏昆虫》上下两册，并撰写了总论“西藏高原隆起和昆虫区系”。在我国昆虫类群演化研究中，黄先生首次指出冰期和间冰期对于昆虫区系大规模迁徙起着积极作用。皱膝蝗是典型北方属，它的分布与草原相联系，当冰期来临，则南迁，并伸入西藏地区；间冰期时大部分成员则回归北方，但个别类群仍滞留正在隆起的西藏，并形成当地特有种，与北方种类遥遥相望，成为当今岛状分布的格局。指出生活于低海拔昆虫的适应特征主要是沿着抵御天敌的方向发展进化，如驱避天敌的嗅味、分泌物、拟态、警戒色、保护色等。生活于高海拔昆虫的适应特征主要是沿着抵御严酷气候方向发展进化。文中全面地阐述了高原昆虫适应性，指出不同类群，由于进化水平不同，适应方式各异：高原昆虫一般体小，翅退化，但某些类群则体大，翅发达，所以高原昆虫的适应性沿着两极方向发展。他进而还指出西藏高原的隆起直接推动了高原昆虫的进化。全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日本昆虫学家今立源太良说：“你在野外取得的巨大生物学研究结果，使我深受感动，你的卓越力量一定会持久下去，并会得到世人衷心地称赞。”

重新评估西藏昆虫区系性质，引起昆虫学界的关注。在此之前一直认为西藏昆虫区系属于古北区。经过多次深入西藏腹地考察，进一步分析各个类群的分布状况，一再表明西藏典型古北区的种类不多，一般仅占百分之几，或10%左右，西部阿里地区也仅占25.7%。相反，占优势的成份有两类，一是当地的特有种，二是高山高原种，两类相加一般超过50%，阿里地区竟超过68%。为此，他对西藏昆虫区系归属发生疑问。1985年先后发表了2篇论文，强调“西藏昆虫的特有成份”的意义，及其在西藏昆虫区系中的地位。1992年，在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学术讨论会上正式提出“A Typical High-Cold Re­gion Insect Fauna”一文，首次论述了高寒昆虫区系的独立性及其特点，同年与西藏几位同行合作出版《西藏昆虫区系及其演化》一书，提出把西藏高原区独立于古北区和东洋区之外的设想。后又与刘举鹏，王保海等合作编写《西藏蝗虫起源与进化》一书，再一次提出“高寒区”昆虫区系的概念，并明示其区系性质和范围等。这一观点引起昆虫学界的注意。周尧先生的《中国蝶类志》同意这一观点，指出“最近黄复生和西藏的科技工作者主张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区独立成为一大生物区域，”并全部引用了上述观点。

边缘效应和西藏物种分化中心的形成。在多年考察的基础上，黄先生系统地收集西藏各个地区的昆虫并调查其发生状况，提出西藏昆虫的全面区划，这一工作得到同行的赞许。章士美先生1987年在《西藏农业病虫及杂草》一书中指出：“黄复生将西藏的昆虫区系划分为两个区，四个亚区，八个小区，至今仍然是西藏自治区最完善的昆虫区划材料。”在西藏昆虫起源的研究中，探讨了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形成了典型而多样的边缘地区和生态系统的过度地带，从而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边缘效应。这些边缘地区和过度地带异质性生态条件的负面作用，引发了生物机体的种种变异，最终导致新物种的诞生。这就是边缘效应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内在机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西藏地区成为当今地球上生物分化最为活跃的一个中心。这一观点引起同行的浓厚兴趣。

三、发现缺翅虫，首次建议我国珍稀昆虫名录，为我国珍稀昆虫保护工作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黄先生在西藏首次发现缺翅目昆虫，为我国填补了这个稀有目的空白，引起昆虫学界极大振动，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发现了世界上最大且极特殊的双尾目昆虫伟铗𧈢和周氏铗𧈢，并相继发表了7篇论文。这些成果已被多数高等院校教课书所引用。1990年，首次向国家提出我国珍稀昆虫名录，并指出其保护意义，为我国濒危动物的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他命名的伟铗𧈢、中华缺翅虫和墨脱缺翅虫均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些工作为保护我国珍稀昆虫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森林昆虫研究，为森林保护事业做出了贡献

黄先生多年跟随蔡邦华院士开展森林害虫综合治理研究。上世纪50年代在营造纯林的大背景下，首先提出了要考虑国家长远利益，从生态平衡出发，提倡混交林，明确天敌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高森林的自控能力，避免滥用药剂造成环境污染。60年代初曾在江南有关林区长期蹲点，调查不同林分的群落结构及其对害虫发生的控制能力。事实证明混交林由于植被复杂，食虫鸟多，寄生天敌丰富，基本上控制了松毛虫的猖獗为害，而纯松林却是相反的结果。这些意见引起森林保护部门的重视，从此全国各地开展了相应的调查，重新提出封山育林，改造林分，发展生物制剂防治森林害虫，促使森林保护事业走上综合治理的正确轨道。此外，对于我国主要林业害虫松毛虫、杉小毛虫、黑绒金龟子、白杨透翅蛾、十斑吉丁以及内蒙粉毛蚜等进行研究，发表13篇论文。七五期间主持三北防护林森林保护攻关课题，曾建议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应加强检疫措施，利用天然地貌和植被特点，建造独立而封闭的河西走廊林区，制止东部和西部害虫相互传播，并认为：按不同立地条件种植不同类型的植被。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林则林，逐步改造目前单纯杨树林的状况。用适生本地的其它树种与杨树混交，使单纯杨树林形成间断分布，用以防止杨树害虫的传播与蔓延。借以达到治理的目的，这一建议得到林业部门的重视。

五、开展中国古代动物学研究，显著提升该领域的研究水平，特别对古代昆虫学研究方面，是继邹树文、周尧先生之后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之一

黄先生在晚年时期（2007~2019）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动物学研究工作，与多位退休动物学、昆虫学专家一起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动物研究取得的成就及其历史价值。由王祖望先生任主编、黄复生和冯祚建先生担任副主编、郭郛先生担任编委会的学术顾问，历时九年出版了《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全四册）。《动物分典》共查阅了数万篇古代文献资料，经各类群专家的考证，内含动物界16门50纲206目622科1500多属和种。黄先生与其同事将古籍中繁杂的动物古名，通过近代动物分类系统，条分缕析，考证再三，编撰成《中国古代动物名称考》，该书以古名为主，后人可以从中了解到我国动物命名、分类、历史背景和演变过程，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人对于各个不同分类阶元的不同称谓及其科学意义。该书的成功编撰与出版，反映了黄先生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及其驾驭繁杂事物的能力。在《中国古代动物学研究》一书中，黄先生提出：“昆虫”一词最早起源于中国，距今2000~3000年前周朝的《荀子》就有“昆虫万物生其间”的记载；在汉朝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甚至定义了昆虫特征：“六足四翼，虫也”，而不是现在教科书上所说1602年见于欧洲的Aldrovandi的《昆虫类动物》，后于1758年被林奈的《自然系统》所采用。

黄先生通过编纂《动物分典》开始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物种概念观”等命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黄先生在视力严重下降之时，仍孜孜不倦，借助放大镜阅读胡适著《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九篇《庄子》，勇敢承担了《中国古人的‘生命起源’观》的开篇之作，该文曾数易其稿，对《庄子·秋水篇》、《庄子·至乐篇》的理解和原文的引用，甚至周易八卦基本图形的表述等，再三斟酌后才定稿，反映出黄先生认真、细致的治学精神。

人物评价：

王祖望研究员：我和黄先生通过编纂《动物分典》开始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都认同古代哲学家庄子的生命起源观，对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等敏感话题都有“有话要说”的冲动感，在相互鼓励、深入切磋的情况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撰写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及其社会实践》和《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古代动物学的科学范畴及其科学意义》两篇论文，成稿后我们又讨论了数次，黄先生不但提出修改建议，还贡献了数篇文献，使论文增色不少。我们原本还计划遵照退休科协的安排，分工准备《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古代动物学的科学范畴及其科学意义》的讨论，但未想到他突然离世，使得这项计划成为令人悲痛的悬念。

黄先生的思维不仅仅局限在昆虫学领域。“中国古人的生命起源观”、“中国古代物种概念观”、“中国古人对昆虫学发展的贡献”、“封建王朝更替与蝗灾的发生”、“中华民族共同的辉煌遗产——《清宫鸽谱》”、“浅议古代科学研究及其特点”等等论文均反映出他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古代学者对动物认知过程的探究，以及他本人把昆虫学事业和个人爱好兴趣的完美结合，让他的眼界超出了一个昆虫学家的范围，为后代树立了榜样。黄先生经常提到《诗经》对蜉蝣“朝生暮死”生活史的描绘，感悟到人生的短暂，勉励大家珍爱生命，要像蜉蝣那样，让短暂的生命“衣裳楚楚”地活得美丽充实，多姿多彩。这正是昆虫学家黄复生先生的精神境界和他一生的践行。

方承莱研究员：复生兄的确是一个热爱昆虫事业的工作狂，他不畏艰险连续四年四进西藏，在当年不通公路的墨脱採到缺翅目，填补了我国该目的空白，同事六十余載，他的勤奋，他对工作的执着，令我敬佩，最后几年他眼睛近乎失明，还每天去办公室拿着放大镜看文献写文章，多次劝他保重身体，他根本不听劝告，用他自己的话说＂死了就得了吧“。他这种忘我的精神值得学习和点赞！

乔格侠研究员：黄复生先生用一生寻找昆虫、采集昆虫、研究昆虫，为我国昆虫分类与区系研究谱写了一曲华丽的篇章。他是博学求真的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传承者，是昆虫分类学事业不断发展的有力推动者，更是一位深受大家尊敬和崇拜的昆虫分类学大家。他是我们的楷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辈践行先生未尽的事业！

杨星科研究员：黄复生先生是我在昆虫分类学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我的成长，离不开黄先生的培养与教诲。作为室主任，他提名我做研究室学术秘书，给了我难得的历练机会。为了迎接第十九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他让我负责标本馆的工作，要求摸清馆藏家底，实行计算机管理，给出馆藏模式标本名录、定名标本台账以及馆藏昆虫总量的准确数据。在他的领导下，这些数据在大会召开前全部完成，并对外公布，使国际同行对我国昆虫学有了全新的看法。

黄复生先生是我国昆虫资源考察和区系研究的先行者和卓越贡献人。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昆虫学家，他走遍了青藏高原，领导并完成了西藏昆虫、青藏高原昆虫的研究；全力推动对云贵高原的昆虫资源考察，主持了西南武陵山地区的昆虫区系研究项目，指导并亲自参加了广西十万大山的昆虫考察；多次给我建议，帮助我们策划组织了长江三峡库区的昆虫多样性考察；亲自交代我把注意力放在我国东部昆虫区系上，特别提出：秦岭、大别山、南岭是东部重点区域，特别是秦岭和南岭，这南北两岭尤为重要。我努力按照先生的规划去工作，秦岭昆虫完成后，他给了我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当我向他汇报南岭项目已落实，他非常高兴，他说我要到南岭去一次，我一定能等到南岭昆虫的出版。但是，这些已经成为悲痛的记忆！

黄复生先生是德学双馨的人生楷模。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他心里装着硕大的蓝图，让我们后辈望尘莫及，因此不敢懈怠。在做人上，在与他相处的30多年里，没有听到他任何抱怨和不满，他总是那样豁达、阳光！他非常节俭，但在向社会捐款等方面非常慷慨，他做善事从不张扬，甚至不为人知晓；有人用高价想购买他的资料、收藏的杂志时，他不为所动，他却一分钱不要全部捐给研究机构；退休后直到去世前，他从没有享受过退休后的清闲和安逸，他还是在继续工作！黄先生的去世，让我没有办法接受！唯独只有更好的工作，以报答他的培养和厚望！

任国栋教授：“黄先生是一位饱含昆虫情节、科研眼界宽阔、研究思路超前、专业功底深厚、做事认认真真、与人为善的好老师，好学者，好前辈，他对我国昆虫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去世，是我国昆虫学界的巨大损失！沉痛悼念黄先生！”

彩万志教授：“伟大的昆虫学家！可敬的前辈！愿黄先生在天堂还能把虫子看。”

朱朝东研究员：黄先生乐观豁达，热爱昆虫、挚爱昆虫学事业、关心后辈学子成长。“尚存一息，自有鸣声”是他一生从事昆虫学事业的真实写照。黄先生是我们学习科学家精神的身边的榜样和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