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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研究所2018级入学新生交流 精选

已有 7929 次阅读 2018-9-6 16:32 |个人分类:研究生培养|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2018年9月7日,动物研究所召开新生开学典礼。我作为所里培养的研究生,并成长为导师的一员,非常荣幸被研究生部邀请和新生交流。我很少写稿子,但这次认真写了几页纸,也是借此机会梳理一下过去。

由于时间有限,我选择了主要集中在动物研究所的3年期间的内容。但个人体会,硕士研究生是人生思维最为活跃的黄金时段,有各种选项、各种维度的发展潜力。在这个阶段建立专业兴趣,建立科学质疑习惯、逻辑和能力,是后续科研工作登堂入室之必要条件,也是个人成长最为艰险的一段历程。很多研究生,正是在这个阶段,没有真正体会创造知识之苦乐,慢慢就退出了自己曾经憧憬的专业;没有在最关键的关口,坚守初心,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没有建立自己学术独立与自由空间,慢慢失去了学术追求。我很幸运,能够在动物研究所的平台上,得到导师和同事们的帮助、支持和欣赏,一直对自己的专业充满好奇、充满喜悦。

因此,我把初稿(太长!)放在这里,也是和入学新生分享这一份乐趣。期待他们也能够在动物研究所,把自己看成科研之主体,乐于科研,享受科研。


各位同学、导师: 

      我作为动物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之一,很荣幸收到研究生部的邀请,和各位同学交流一下。

     在此,我首先借此宝贵机会,向所有曾经培育过我和我学生,并欣赏我们成长的老师们表示由衷谢意,同时也对新同学的到来表示热忱欢迎。

     今天在座有对科学研究还处于懵懂期的硕士研究生,也有初尝学术酸甜苦辣的博士研究生。但,各位同学都怀揣科学梦想,充满蓬勃朝气,来到共同的学术殿堂动物研究所。看到你们,我很自然想到我个人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从事专业并孜孜以求的过往历程。我只懂一点昆虫分类学,也就结合专业道路分享一下个人体会:从本科生转变成一个真正的研究生,需要从过去学习知识为主,转变成以发现新思路、创造新知识并欣赏创新过程为主的研究人员。动物研究所,把每个研究生都看成从事科学研究的新人,并为各位,提供了实现这个转变历程的良好软硬件平台。

1989年我被南京师范大学录取为一名本科学生之际,植物学丁小余老师(时任班主任)等,经常和我们交流他的个人感受,帮助我们克服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从高中生到本科生、生物学门外汉到入门转变过程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常福臣老师(时任植物学实验老师)指导我组织了生物兴趣小组。我们基本每周一次到城郊山区紫金山或老山采集植物标本并辨识物种。老师还让我组织小组参与照料生物系花房,学习到很多书本和课堂上学习不到的知识。我自己也从生活费中省下一些钱,尽量购买一些较新的植物学教材。当时,《江苏植物志》是我案头常备的参考资料,江苏植物园也是我常去考察自己植物分类知识的宝地。我也在常老师辅导下,认识了我在江苏境内能见到的几乎所有植物。当我的同学在积极备考遗传学或细胞学等逐渐热门学科的时候,我基本把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东奔西跑,认识各种有趣而美丽的植物上。这个阶段,把对生物,特别是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好奇心,逐步转变为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是我本科四年最大的收获。

1993年,我被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接纳为动物教研室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从满怀对植物学的兴趣转变到动物学方向,从对植物各个器官如数家珍转变到在解剖镜下比较研究蜉蝣的器官,个人体会这个过程还是相当艰难而困顿。系领导找我谈话,提及教研室的现有布局和未来发展等,希望我能够把握机遇。开始对动物学,我个人确实不是很喜欢,感受不到如植物学的魅力,经常处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之中。但对大自然的热爱,让我能够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坚持野外工作、并有意识地自我培训基本技能。这个阶段,我在实验室常啃《昆虫形态与功能》之巨著,并在野外行李中常备《数值分类学》一书。在1993-1996年的三年硕士生阶段,我的导师归鸿教授和苏翠荣(副)教授给予了我个人很多宽容和鼓励。坦诚地讲,这个阶段,我没有能够达到导师们对我的预期,但学习并思考了很多专业工作中的问题。导师的宽容也让我在人生最黄金的阶段,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会体会冷板凳的滋味。这些都正面引导了我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决心。同时,我更加认识到做好一件事,特别是科研创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还培养了一件让我受益至今的兴趣:计算机。当时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有一台AST286电脑。和其它高档的解剖镜和显微镜仪器,它被放置在一个专门的空调隔间里面。作为研究生,我有很多晚上就在这个空调房间里,躲避南京的酷暑并研究DOS系统和数据库。我自己也后来攒了一台386,用于建立文献数据库。在系图书馆查阅昆虫学报等期刊时,我看到了黄大卫研究员介绍Hennig86的论文。如何把该软件用在这台286电脑上,并推动分类学工作?当年打长途电话于我而言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我写信给老师,谈了我粗浅的问题,并索取这篇文献。黄老师很快回信并谈了他的想法和建议。正是这封信,引导我到访动物研究所旧址,并下定决心报考动物研究所。当时我站在大门口,看到了苏式建筑的生物楼大门,仿佛抵达了远在天边的动物科学研究圣殿。很多学界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似乎就近在身边,满心充溢了一种亲切感。

陈寅恪先生云:“读书必先识字”。动物学研究必先深入了解物种。如何用粗浅的计算机技术促进我对昆虫物种的了解?我组装了第一台386之后,就一直坚持用它深入了解操作系统。等到拜访了黄老师以后,我意识到从蜉蝣跳跃到小蜂,又将面临各种挑战。我一边复习迎考,一边查阅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资料室收藏的动物学纪录,并把所有小蜂的物种和分布信息输入到计算机里。硕士毕业后的暑假,我每周往返南京,把资料借回家录入。到了动物研究所,我可以查阅到最早的动物学纪录。那种欣喜,现在想来仍然非常激动。黄老师曾经提醒我,英国John Noyes有非常完善的小蜂数据库。我可以把节约的时间更多放在标本上。这项工作,我一直坚持到我博士生二年级。尽管后续用上了John的数据库,但几年的录入,让我对小蜂各个类群,特别是物种信息,非常熟悉。黄老师也及时引导,让我开展了DELTA相关的研究工作,大大提升了我数字化纪录物种信息的能力。

1996年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生以后,我的专业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我的导师、周围的先生们,无时无刻不在提供帮助和鼓励,并成为我时刻学习的榜样,在方向上给予我指引。导师对我们研究生学术和政治上要求都很严,但对我在昆虫分类学方面的执着,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细致入微的引导。每年6-8月份,我基本都在野外度过,以广采天下虫为己任。1997年我就和吴岷师兄在青海和藏东南考察。后续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在广西十万大山、秦岭和甘南山地的昆虫考察。回到所里,我用来整理标本的座椅和大桌子都是刘崇乐先生用过。夜深人静,思及前辈过往,总是心潮澎湃之时,不禁更加努力工作。实验室有黄复生先生、吴燕如先生等老前辈交流比较多。他们退休经年,但对昆虫学事业忠心耿耿,时刻挂怀。我也有幸参加了几次黄复生先生指导的野外考察工作,并接受他的教诲。吴燕如先生对中国蜜蜂总科昆虫分类学事业,孜孜以求,一心推动青年人才的培养,为后续我们年轻人接棒,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动物研究所还提供了另外一些当时特别重要的平台,让我受益匪浅。在老生物楼有个图书馆,可以让我可以接触到生物系统学前沿的纸质版文献。标本馆则有大量国内专家定名的各类动物标本和文献资料。这些都吸引了全中国无数前辈和研究生来到动物研究所查阅,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交流机遇。同时,来自国际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培训班逐渐丰富起来。百人计划的实施和国际学者的来访,为研究所和实验室大大提升了合作空间,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国内外学术方向的差异。这些让我意识到,仅有研究生期间打下的分类学基础还不足以在专业上取得进展,必须要加强国际合作,在合作中提升自我创新的水平。在这一方面,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留学回来的导师,为我创造了当时非常好的机遇:请John LaSalle博士作为我博士生论文的合作指导导师;让我积极参加Robert MurphyBob)教授的系统学培训班。这两位导师都为我现在在学术上的发展,一些学科转型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1999年博士毕业留所之后,我一方面做好实验室安排的各项工作,另外一方面也进一步思考在昆虫分类学基础上,学习并掌握一些关键学术思路,并规划未来的学术生涯。通过参加在匈牙利的欧洲寄生蜂学术会议和第五届世界膜翅目学家大会,我有两点体会:1)关键学术思路的培育,青年人需要加强和一流专家切磋、交流;2)交叉学科需要跳出一些固有思维,并在国际学术圈中进行酝酿。2002-2006年,在黄老师支持下,我到加拿大和英国分别留学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Robert Murphy教授和Alfried Vogler教授分别从分子系统学和分子分类学两个相关学科给予了我引导。从昆虫分类学转向分子系统学,最后确定分类分类学为主攻方向,学科方向的跳跃是有一定难度的。在经常的失败和挫折中,我有一些通用的应对策略: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研读文献和做实验;多和合作导师交流,既锻炼了英文交流能力,了解了彼此的文化,交了一些学术好友,更增加了产生学术灵感的几率。加拿大七个月留学期间,经常睡在实验室开展制胶和测序工作,甚至导致安保人员半夜打电话给Bob,要采取安全措施。好在Bob对我非常支持。英国留学期间,我基本早晨搭第一班地铁,到晚上十一点是自然博物馆最后清馆才离开的人。英国皇家学会提供的欧洲访学资金,最后由于时间不够,也只能退回学会。努力工作和学习还是有了丰厚的长期回报:我确立了我回国后十年的学科方向,传粉昆虫学和分子分类学。在各位同事的帮助和支持下,这两个方向在回到动物研究所后,延续至今,产出源源不断。

20061月回国,到5月建立自己的课题组,是我个人学术生涯非常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方面,从国外留学回来,我自信掌握了一定的独立思路,需要尽快拓展工作;另外一方面,自己面临“光杆司令”的窘境。导师当时有重要项目要开展,也期待我尽快投入相关工作。但在交流之后,导师还是安排张彦周博士和我一同建立自己的课题组。吴燕如老先生再一次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吴先生退休后的办公室,让给我们,并把她一辈子积累的所有分类学文献转赠。当年,任何一个类群的分类学工作,没有纸质文献,是很难开展的。同时,在传粉昆虫方面,她也不断通过和我交流,引导我们开展油茶传粉方面的调研。这项基础工作,给我和课题组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窗口,独栖蜜蜂生物学,同时也奠定了我多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的主要方向。吴先生对学科的热爱,对年轻人无私的帮助,也践行了她对事业的忠心,同样对我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各位非有独立自由之科学精神,不能担当中国新时期动物研究之大任。结合我的个人在动物研究所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我感觉在动物研究所的平台上,各位青年既要有鸿鹄之志,也要脚踏实地;既要了解前辈往事,也要遥想未来;既要满怀敬畏,也要敢于质疑;既要相信精密仪器,也要穷尽脑力思维;既要立足国内,也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期待在不远的未来,我能和各位不断分享学术研究的乐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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