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总靠激情来推动自己的行为，尽管激情可能是做事的一个开始。

　　但是，激情却无法成为永远的动力，永动机在这里也是不存在的。

　　更大的动力还在于动力机制，也许再加上约束机制，更广泛地说，就是管理机制才能成为更重要的动力，所以我说——管理机制是原初的生产力，是第零生产力。

　　小说《大秦帝国》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而变法的一个核心就是军功的奖励，商鞅前期在整个秦国的调研也是那些退伍老兵的悲惨生活，虽然打仗时很卖力气，也取得了很好的战果，但是这些却没有反应到退伍后的地位和待遇上。

　　军功当然要有评价指标，敌人的首级数量就是衡量一个士兵绩效的标准。

　　后来，首级也挺不好携带，到了杨过给郭襄送礼的时候，就变成了耳朵，当然，我个人相信，应该是一边单侧的耳朵，否则就有用两只耳朵来充数的嫌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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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士兵和军官的考核也是完全不同的，士兵要靠首级或耳朵来赢得奖励，而军官则要靠一场战役的胜负。

　　除此之外，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的关系在作战中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如果上级军官被杀或者被俘，则直接的下级军官回来后要被砍头的。

　　这就是大家拼命都要保护自己的顶头上司的原因。

　　当然，你也可以夺路而逃，不顾上级的生死，但是除非你不回去，投敌或者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否则回来就是一个死，而在那个年代（奴隶社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还有家属和亲戚吧？国家机器会收拾她们的。

　　也所以，部下的勇敢也不是他本人个性里就只是勇敢，而是靠后端的看得见也摸得到的管理机制进行保证的。

　　当我们看很多事情，会发现表面之下的深层次内涵，都是设计出来的管理机制。

　　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到了中国社会有诸多的潜规则，这些东西的存在使得大家在明规则下作恶没有任何惩罚，而利用或基于潜规则还会有格外的收益，自然，明规则也就是个挡箭牌，潜规则大行其道，实际上起到了治理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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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之伟大，之作为改革家的鼻祖的地位也就体现在这里了，在他的体系里，没有任何潜规则，只有明规则，甚至他个人后来都收到自己规则的限制。就是没有证件是不能住店的。这一段好像历史里也有所提及，不仅仅是小说家言。

　　中国的社会治理过程中，领导人提出了大量的原则性说法，但是这些东西却是极难体现在具体的机制设计中的，所以，每每政令不出紫禁城，下面全是歪嘴的和尚，而上面则永远是正确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乃是没有把多层次的机制设计结合在一起，使各起自己应有的作用。

　　更悲剧一点的，一般大规模军队里还有一支专门的行刑队，在要求前进的时候谁退后就杀谁。这当然算不得动力，就是强约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