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管理的目标有六类：效益、效率、公平、公正、秩序、创新。

　　那么，美国或者欧洲的大学设计“非升即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知道，是为了避免学者的学术自由过多被外界干扰。而所谓学术自由，其实就是学者自行选择研究方向和问题并依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去解决的无压力状态。

　　之前有过生态学家观测到蚂蚁中的所谓懒蚂蚁现象，每个蚂蚁群落都会有一群懒蚂蚁，当把一个种群的懒蚂蚁移走后，又出现和产生了一批新的懒蚂蚁。

　　人类社会中的学者大致可以认为是懒蚂蚁的一个类型，他们天天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存在，好像对于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人类社会的本质进步实际上是他们推动的。因为没有太多的外在压力，他们可以去思考考虑一些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些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能够通过管理或行政手段直接解决的难题，而要靠比较复杂的机理分析和机制设计手段去给予一个系统性的解决。

　　而这样的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一个天天要忙于世俗事务的人而言，是没法集中精力和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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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而言之，国外大学的“非升即走”是为了学术自由，是为了让学者们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就得到一个铁饭碗而自由去研究各自有兴趣的问题。没有这学术自由学者们则是带着镣铐跳舞，创新就有了边界约束，至少不会有颠覆式的创新成果了——那要天马行空的。

　　而实现这个目的的更大目标则是为了让这群“懒蚂蚁”们去创新，创造出新的知识，发现新的隐藏在现象之后规律，或者知道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运行才能做到高效，怎样才让大家都获得幸福感，等等。

　　因此，“非升即走”的终极目标其实是创造、创新。至于管理过程是不是要达到效益、效率、秩序等等，都是次一等或者次两个数量级的目标。

　　中国大学设计“非升即走”的目标是什么呢？实际上，在有“非升即走”的机制之前，中国的大学老师们都是有铁饭碗的，尽管多数人薪水微薄，但是总还是对于收入有个固定预期的，且这个期是无限长，除非你犯了大罪或者主动离开东家。

　　那么，“非升即走”当然就不在是为了大家努力几年捧上什么铁饭碗，而是把铁饭碗的一部分变成泥饭碗（对象当然是讲师和副教授们），然后让大家努力炼铸，使自己的泥饭碗重新变成铁饭碗。

　　如此，看似形式在亦步亦趋学习西方的中国式“非升即走”就成了目标背道而驰的一个东西。

　　当然，有些人说：中国很多大学在新人新办法，只对新进入的年轻人实施这个政策，而他们是原本就没有铁饭碗的。

　　李宁博主认为：这个政策总要有一个开始嘛，从年轻人开始总要比从校长开始更可行；而且说了，校长们面对更大的领导不也是弱势群体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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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有趣的现象了，“与国际接轨”每每都不从自身开始，甚至不从下属的二级学院的头头脑脑们开始，而是对准了最没有话语权也只能舍身从贼的年轻人，这个这个......也太没有以身饲虎的精神了吧？以身作则这样的经常应该用在领导身上的词去了哪里？

　　实际上，即便你不促动既有的体制，做出针对自身或其他高位者一点点的透明化或限制也算是英雄，实际上，大家都期待着接轨，但是不能上盘不动，只让脚趾头接轨，最后的结果其实不会任何本质性的变化。

　　相对于可怜的年轻老师而言，校长和院长们其实更多知道西方著名大学的管理机制究竟是什么设计的，如此，接哪怕一点点规又有何不妥？比如，对于校长的考核要看他募捐来的钱，甚至，一个校长上任之前要在全校师生面前给自己立一个军令状，每年分别募捐多少资助来改善和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如果达不到目标，校长就对自己有一个惩罚，哪怕类似于美国小学里让学生把蛋糕糊在脸上这类不具伤害性的惩戒都可以。

　　但是，没有，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如此，可怜的小年轻们如何因为考核不合适拷问内心呢？他拷问的只能是校方的“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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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中国大学试图实施“非升即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一是要通过这个机制给出一个新的秩序，打破原有的秩序，让大家沿着给定的道理按顺序全体疾步前进；而是学校因此收获论文或科研的效益，论文且不去说它，其他的科研效益当然是指什么级别的什么项目了，我看今天的非升即走的机制没有不提各类各级项目的，比如没有一个国家级的项目，副教授想都别想，之类。而什么是国家级的项目呢？王云才老师前几天就给过一个讽刺性的回答，可谓淋漓尽致。

　　学校能否以成果能否上得了台面为主要考核对象呢？中国的学者人情关系太重就去请外国的，或者外国的和中国没有太多纠葛的华人。再不济，校长要么就乾纲独断，直接决定聘任或者不聘任也好，你爱聘谁聘谁，要说，在没私心的前提下，校长自己还应该有点学术判断能力吧，不至于沦落到数论文看期刊级别的地步吧？

　　清华大学的方艳华老师的例子当我们看到外语系的教授副教授名单的时候，我们深为方老师感到悲催，人家怎么也混了个副教授，可怜的讲师是副教授数量的下一个级别，你们这几个loser怎么混的呀？本来要通过这样的政策建立起一个金字塔结构教师职称队伍的，其实最终是一个上胖下瘦的怪胎，位于怪胎最下部分的都是可怜的不懂事或者连篇烂文章都不去凑的人，罢了。

　　而这还没有考虑外语系老师的科研究竟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从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中国，比如著名的费正清教授，即便没有影响到对象国，但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也影响到了美国对日政策，我们的清华大学外语系老师们的科研究竟做到了怎样的影响？完全可以拉出来溜溜。

　　如果清华大学外语系确实在实施“非升即走”的机制的话，从副教授所占比例这个政策结果看，这个政策就是一个绝对的笑话，而如果整个就方艳华一人享受到了“非升即转”，笑话的深度当然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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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清华大学达到了什么目标呢？

　　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吗？我的答案是没有！看看全体教师的职称结构就一目了然了。

　　效益达到了吗？清华大学外语系的论文数量增加了不少？校长数论文的时候脸上乐开了花？大家纷纷争取来的各类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项目满得都溢出来了？

　　那么好，如果说这一机制的最终目标也是创新，那么，清华大学外语系其他升职教授副教授们的科研成果相比影响到了英语世界（很多，一些，一点点，还是零？）？我猜更多还是只影响到了学英语的清华大学学子们，这是个、这才是个确实已经达到的目标。

　　如此，一个目标根本无法达到的机制设计，我们不说它愚蠢，还能说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