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荷兰的两位学者今天的报告很特别。

　　其中一个的主题是中国的环境突发事件，另外一个则是中国地铁建设中的突发事件。

　　前者列举了中国最近几年发生的很多起化工厂选址争端、污染事故等，看着很多张图上中国人愤怒或紧张的表情，我有点无语。

　　后者则给出了中国各大城市地铁建设中发生的死亡事件，这个城市N起，那个城市M起，怎么发生的，以及怎么应对的，如此等等。

　　事实上，我2010年组织的国际会议就有瑞典的学者来报告中国的突发事件，而后来又见到多次欧洲学者研究中国突发事件的论文或报告，今天又是一个冲击，我终于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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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问题为世界学术界的公器，谁都可以研究它、使用它说明自己的观点或理论；而现实中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抽象化为学术问题，在欧洲危机与应急管理事件几乎稀有的情况下，学者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应急管理也是情有可原的。

　　虽然他们不见得去研究日本的应急管理问题，也许是因为日本的各类灾害频仍，学者们又都还努力，日本的问题欧洲人研究不过日本学者罢了。

　　但是中国不同，官方喜欢使用“说应急举措很给力”的学者们，指出问题也得是“尽管事件的应对非常到位和高效，但是也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之类语句。

　　这每每让我不解——应急管理是救死扶伤的事情，怎么也不去直面可能的问题，而愿意在感谢颂扬表彰的气氛里完成所有的流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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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学者于是有足够的空间进入中国的应急管理领域。事实上，鹿特丹的那位年纪稍长的学者就给出了很优化的应急管理案例，我一看就知道是荷兰的拦海大坝。他非常自傲地表达了这个拦海大坝结束了荷兰应对来自海洋灾害之作用的意思。

　　面对这一领域欧洲学者的涉入，对于中国的应急管理，是感觉丢人还是机遇？

　　也许，从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欢呼于欧洲学者的深深涉入吧。

　　中国国内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国际化研究趋势，在未来不知道多少年里还会继续发酵，吸引更多欧洲学者，我心里没底，但是似乎这是一个单调增长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