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从羽球运动员被取消继续比赛资格谈更合理的管理机制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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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丢人了！
当然，韩国人和印尼人也跟着丢了，而且韩国人丢了两份儿人，是我们的两倍，在这个事情上，他们取得了领先地位。
其实，消极比赛是主观故意，从客观上很难判定哪些球怎么打才算得故意，基本得依赖主观判断，这个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一样，纯数量化判据是不能完全管用的。
亚洲人在羽毛球上确实有一定的领先地位，而在斗心眼的问题上，博弈论好像就是亚洲政治的完整写照嘛，尽管给出基础性贡献的还是西方人纳什。
只要给出了比赛规则，则亚洲人往往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而糟糕的是，西方发明的这个奥林匹克游戏会却是规定了一些所谓规则的，如何在规则下使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大家绞尽脑汁要想出来的一个博弈策略。
也所以，为了争冠，中国人可以内部让球，一个没让球的小山智利，因此对整个国家充满了厌恶，乃至去小日本那里对着国人大喊着“吆西”战胜了邓亚萍才觉得算是感觉报了仇。这样的例子我们一向不缺，小山智利只是一个极端表现的罢了。
这样的玩法把明规则给蔑视了，使用看上去符合明规则但是却只对利益获取有意义的潜规则，正是我们一向玩得不亦乐乎的游戏，以前屡屡成功，当规则的客体对象（运动员）都是我们自己人时，我们甚至可以使一场假比赛特别像真的。当然，如果对手恰好是韩国这般和中国同源文化的，那就不必须比赛谁的脸皮更厚了。明显的让所有观众都看的出来的假打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于是，就取消了。
于是，新华社也说丢人丢大发了。
于是，未来规则可能要调整了，我所想到的调整太简单了——
每一个比赛项目每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有一对选手参加，立刻就不会再有打假球的现象，这样的管理机制设计也太不需要脑子了吧？举重就是这么干的，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养狼计划，因为都是很好的选手，全在中国，则每个人的人均机会极少，但是，放几个去什么什么斯坦，还假装不太懂汉语的样子，就是给选手找了出路，同时也可以拿来激励我们自己的选手。
以后如果乒乓球和羽毛球单打双打只能每国最多一个选手进入奥运，中国人就算是玩人的最后把自己玩残。
当然，你不能说我们没有符合规则，我们也打了，我们也不是每球必输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对处罚进行申诉，但是，没人是傻子，你以为西方人真傻呀，英国人日不落的时代，没用几个兵就让大清租借了香港，割让了九龙，只是人家后来经济发达了，懒得玩赖，也假设你们也还心里干净罢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国人对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诠释比马基雅维利还到位呢，可算得世界第一名呢，连比赛都不用就可以直接拿冠军，而且第二名距离我们是天文数字的差距。
俺提出的管理机制设计理论认为，管理的目标有六类：公平、公正、秩序、效率、效益、创新。
对于一个体育比赛而言，公平第一，秩序第二，其他四个目标都是次于这两个的。
但是，中国代表团的目标是：效益。或者我们在这里特意地称呼它为“利益”更恰当些，这几乎是唯一目标。这也正是中国代表团对一个玩似的奥运付诸了全部心血，和其他运动队迥然不同的一个地方。
也因此，在2008解决了奥运金牌数目世界第一之后，开始了地方的博弈，据说，湖北为了自己省的金牌目标就要和国家队博弈，得让谁谁上啊，而不是看状态让国家来挑选。而国家则在有了一定的松弛空间后愿意屈服于一个省里的要求，最后造成金牌旁落的结果。
举重一家无妨，只要金牌数目能够保持第二以上，我们就敢于违背任何规则地胡来，最后伤害了其他目标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原本的唯一目标——利益。
如果奥委会和国际羽联在这次丑闻之后改变比赛规制，使得按照我所说的对于中国极其不利的那种运动员派出方式来比赛，中国哭都没地儿哭去，咎由自取这个词那是一定用得上的。
当然，规则的改变不是一天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人能够用各种令人不齿的博弈方案把一个规则中所有的漏洞都给国际羽联展现出来，以使他们用尽自己的智力来防止此类事情的可能性。到时，李永波们所谓的双保险、三保险之类的“排兵布阵”完全派不上用场，整个代表团也就不用再浪费他们有限的智力来博弈了吧。
在我们的理论里，所有的管理目标都可以有一套漂亮的管理机制来协助实现，但是，有一个是我们这套理论所无法控制的，那就是机制的必然失效，这个和个人素质有极大的关系，也所以，我特意让我的学生刘霞来研究管理机制失效分析方法，以求堵上类似李永波这类聪明人的可能博弈空间。
而个人素质的提高则是管理机制能够得以长久而不至于每每失效的唯一路子，而唯独对于这个最好路子，作为管理机制设计的我们无能为力。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3483-5980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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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韩国人和印尼人也跟着丢了，而且韩国人丢了两份儿人，是我们的两倍，在这个事情上，他们取得了领先地位。
其实，消极比赛是主观故意，从客观上很难判定哪些球怎么打才算得故意，基本得依赖主观判断，这个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一样，纯数量化判据是不能完全管用的。
亚洲人在羽毛球上确实有一定的领先地位，而在斗心眼的问题上，博弈论好像就是亚洲政治的完整写照嘛，尽管给出基础性贡献的还是西方人纳什。
只要给出了比赛规则，则亚洲人往往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而糟糕的是，西方发明的这个奥林匹克游戏会却是规定了一些所谓规则的，如何在规则下使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大家绞尽脑汁要想出来的一个博弈策略。
也所以，为了争冠，中国人可以内部让球，一个没让球的小山智利，因此对整个国家充满了厌恶，乃至去小日本那里对着国人大喊着“吆西”战胜了邓亚萍才觉得算是感觉报了仇。这样的例子我们一向不缺，小山智利只是一个极端表现的罢了。
这样的玩法把明规则给蔑视了，使用看上去符合明规则但是却只对利益获取有意义的潜规则，正是我们一向玩得不亦乐乎的游戏，以前屡屡成功，当规则的客体对象（运动员）都是我们自己人时，我们甚至可以使一场假比赛特别像真的。当然，如果对手恰好是韩国这般和中国同源文化的，那就不必须比赛谁的脸皮更厚了。明显的让所有观众都看的出来的假打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于是，就取消了。
于是，新华社也说丢人丢大发了。
于是，未来规则可能要调整了，我所想到的调整太简单了——
每一个比赛项目每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有一对选手参加，立刻就不会再有打假球的现象，这样的管理机制设计也太不需要脑子了吧？举重就是这么干的，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养狼计划，因为都是很好的选手，全在中国，则每个人的人均机会极少，但是，放几个去什么什么斯坦，还假装不太懂汉语的样子，就是给选手找了出路，同时也可以拿来激励我们自己的选手。
以后如果乒乓球和羽毛球单打双打只能每国最多一个选手进入奥运，中国人就算是玩人的最后把自己玩残。
当然，你不能说我们没有符合规则，我们也打了，我们也不是每球必输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对处罚进行申诉，但是，没人是傻子，你以为西方人真傻呀，英国人日不落的时代，没用几个兵就让大清租借了香港，割让了九龙，只是人家后来经济发达了，懒得玩赖，也假设你们也还心里干净罢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国人对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诠释比马基雅维利还到位呢，可算得世界第一名呢，连比赛都不用就可以直接拿冠军，而且第二名距离我们是天文数字的差距。
俺提出的管理机制设计理论认为，管理的目标有六类：公平、公正、秩序、效率、效益、创新。
对于一个体育比赛而言，公平第一，秩序第二，其他四个目标都是次于这两个的。
但是，中国代表团的目标是：效益。或者我们在这里特意地称呼它为“利益”更恰当些，这几乎是唯一目标。这也正是中国代表团对一个玩似的奥运付诸了全部心血，和其他运动队迥然不同的一个地方。
也因此，在2008解决了奥运金牌数目世界第一之后，开始了地方的博弈，据说，湖北为了自己省的金牌目标就要和国家队博弈，得让谁谁上啊，而不是看状态让国家来挑选。而国家则在有了一定的松弛空间后愿意屈服于一个省里的要求，最后造成金牌旁落的结果。
举重一家无妨，只要金牌数目能够保持第二以上，我们就敢于违背任何规则地胡来，最后伤害了其他目标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原本的唯一目标——利益。
如果奥委会和国际羽联在这次丑闻之后改变比赛规制，使得按照我所说的对于中国极其不利的那种运动员派出方式来比赛，中国哭都没地儿哭去，咎由自取这个词那是一定用得上的。
当然，规则的改变不是一天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人能够用各种令人不齿的博弈方案把一个规则中所有的漏洞都给国际羽联展现出来，以使他们用尽自己的智力来防止此类事情的可能性。到时，李永波们所谓的双保险、三保险之类的“排兵布阵”完全派不上用场，整个代表团也就不用再浪费他们有限的智力来博弈了吧。
在我们的理论里，所有的管理目标都可以有一套漂亮的管理机制来协助实现，但是，有一个是我们这套理论所无法控制的，那就是机制的必然失效，这个和个人素质有极大的关系，也所以，我特意让我的学生刘霞来研究管理机制失效分析方法，以求堵上类似李永波这类聪明人的可能博弈空间。
而个人素质的提高则是管理机制能够得以长久而不至于每每失效的唯一路子，而唯独对于这个最好路子，作为管理机制设计的我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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