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居里（1867-1934年）全名：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世称“居里夫人”。在世界科学史上，玛丽·居里是一个不朽的名字。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是放射化学和放射物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一生两次获得诺贝尔奖——1903年的物理奖和1911年的化学奖，是女性科学家中唯一得此殊荣者。玛丽·居里还将她发现的放射性同位素用于医学，开创了放射性治疗的先河，拯救了千百万癌症患者的生命。此外，她还担任25个国家的104个荣誉职务，其主要著作有《论放射性》，《同位素及其组成》，《放射性物质及其辐射研究》等等。其实，除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和她耳熟能详的生平事迹，居里夫人还有不被大多数国人所知晓的另一面。

　　“愿你们每天都愉快地过着生活，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它们的可爱之点，也不要把所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来。”

　　居里夫人生于华沙，当时波兰正在遭受沙俄铁蹄的蹂躏。降生在被瓜分的国家，社会环境动荡不安，文化低压压的每个人都喘不过气，就连像玛丽·居里一样正处童年的孩童也不例外。关于居里夫人的传记往往偏重地谈及居里夫人成年后一贫如洗、艰难从事科学研究，并提及她不幸的童年。在诸多传记当中都有提到居里夫人的母亲和大姐在她不满10岁的时候便相继病逝，从而把居里夫人清贫甚至悲惨的生活和形象印于了多数人的心中。

　　事实上，居里夫人家境优良，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也是她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她有着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有当时颇有见识的人。父亲斯克沃多夫斯基先生以祖父为榜样，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的一所中学教数学和物理学，同时兼任学校的副督学。而她的母亲，布罗尼斯洛娃女士更是出身于贵族家庭，聪明温柔且端庄优雅。她母亲毕业后留任于华沙一所寄宿女子中学，执教有方，城里最好的人家都会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修学。后来她因为肺结核过于严重而搬出家去安心休养，也安排在了当地条件十分优越的疗养院。玛丽成年后，同皮埃尔·居里先生成婚，同样是贵族家庭出身的皮埃尔，是医生尤金·居里博士的长子。因为学校的常规教育和训练不利于皮埃尔的智力发展，居里大夫留他在家里亲自精心培养，后托付给一位学识渊博的家庭教师进行教导，这种旨在造就人才的自由教育方式对皮埃尔的成长颇有成效。这也说明了她的丈夫所生活的环境同样极为优越，皮埃尔在儿时便也接受了先进科学的教育。所以，居里夫人并不像我们惯有的认识那样生活清贫，一生都是在为生计所困的情况下从事科研的。

　　优良的家庭生活环境为玛丽踏上科学之路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优良环境下的家庭教育更是赋予了她良好的修养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她的父母也将知识精英的聪慧和坚韧不拔的品质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她。开明和蔼的双亲和五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尽管沙俄施行严厉的殖民统治，但玛丽还是幸福地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她珍惜童年的每一段好时光，这令她在之后的人生中都极为怀念。正如她所说“愿你们每天都愉快地过着生活，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它们的可爱之点，也不要把所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来”。

　　“科学的探讨和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就是酬报。”

　　成年后的居里夫人和丈夫一起全心投身科研。科学发现的过程困难重重，科研条件又简陋不堪，这都使他们受到了诸多挑战。1902年年底，居里夫人终于提炼出了十分之一克极纯净的氯化镭，并准确地测定了它的原子量。从此镭的存在得到了证实，取得了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发现。然而，由于在她刚开始从事放射性研究，不了解射线对人体的破坏作用，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长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紧张的放射性元素研究，有毒物质侵害了她的健康，使得她身患多种疾病。可是，居里夫人具有顽强的韧性并富于牺牲精神，遵循着“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原则，居里夫人在发现镭后，为了使镭尽快地服务于人民，她拒绝申请专利，并立即公开了提取镭的方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她更是为了救护伤员直接将X射线设备安装到汽车上，奔走于战场各处进行轮回医疗，挽救了大批受伤士兵的生命。这都使居里夫人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至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终因白血病逝世，到最后她都没有因为科研的磨难有过丝毫的抱怨和遗憾，她一直认为“科学的探讨和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就是酬报。”

　　“少关心别人的逸闻私事，多留意别人的思路观点。”

　　和所有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玛丽中学时代有段青涩未果的初恋，让她尝到了感情的甜蜜和挣扎。之后，她结识了居里先生。为科学献身的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成婚并有了一段家喻户晓的“科学夫妇”的佳话。可是，也正如爱情会令每个人都为之疯狂，在那两段我们常有耳闻的故事之外，还有一段玛丽饱含热情，挥洒炽热情感的韵事。

　　1911年巴黎新闻报在11月4日的标题为《爱情故事：居里夫人与郎之万教授》的报道里，传言居里夫人和郎之万先生有密切的来往。而这件事在当时的法国闹得满城风雨。

　　朗之万出生于巴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虽出身平凡，但是他从小就对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比同龄孩子更加聪颖和突出。在他16岁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巴黎理化工业学校。当时在任校长便是大名鼎鼎的皮埃尔·居里，他对朗之万的才华十分赏识。1898年朗之万从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完毕回到法国，师从非常赏识他的校长皮埃尔·居里。包括朗之万的博士学位也是在皮埃尔的指导下顺利获得的。不幸的是，1906年皮埃尔丧命于一场车祸中，38岁的玛丽·居里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或许是工作中的日久生情，年小师母六岁的朗之万对居里夫人暗生情愫。本来失去丈夫的居里夫人与朗之万这两个科学家的师生恋也可以称得上是佳话，但是朗之万于1902年便已经结婚，并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师生恋升级为不道德的婚外恋，随即惹怒了朗之万的妻子。为了使这两位大科学家名誉扫地，朗之万的妻子雇人到居里夫人的工作室，从抽屉里偷走了居里夫人与朗之万的情书，并将这些信件卖给了报社。文章一发布，整个法国一片哗然，这使居里夫人陷入了身败名裂的低谷。这段感情甚至还差点毁了居里夫人的第二个诺贝尔奖。当时法兰西科学院因为此事已经决定取消她的第二次诺贝尔获奖提名，居里夫人愤怒地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写信，最后才得以挽回这个差点失去的诺贝尔奖。爱因斯坦曾对此事表态：“如果他们相爱，那谁也管不着。”并同居里夫人写信，以表安慰。可是在那个年代，受尽舆论压力的朗之万与居里夫人之间爱情也只能不了了之。

　  我们敬爱伟人，希望她们的人生是一丝不苟的，美玉无瑕的，甚至要像我们信仰的圣佛一样，品德高尚。可是人无完人，金无赤足，也就是这种瑕疵显现出了科学家身为普通人类的一种饱满感和真实感。而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贡献和个人的生活不应该被混为一谈地加以评判。对于一位科学家，人们更看重的应该是她为这个世界，为后人留下了什么伟大成果。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正如居里夫人所说：“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

　　“家族的人互相连系在一起，才真正是这个人世唯一的幸福。”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是注定要拿诺贝尔奖的，那么居里夫妇这对“夫妻档”绝对就是拥有这种天赋的一类人。他们来自最强的科学世家——居里家族。在这个拥有最强大脑的家族中，出现过五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家族一家四代都是科学家。也就是说，居里夫妇不仅自己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他们还创造了一个“科学王朝”。

　　居里家族的科学传统已延续四代人。居里夫妇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在人工放射性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家族的第三代，他们的外孙皮埃尔·约里奥是生物物理学家，孙女海伦·约里奥是核物理学家。居里家族第四代的阿伦·约里奥是生命科学博士。居里家族的前三代科学家都是法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当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不管其家族在科学界的地位如何显耀，并不应该影响居里夫人自身作为一位伟大科学家在科学界的地位。她的科研成就以及对人类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有着强烈家庭感的居里夫人，同时认为“家族的人互相连系在一起，才真正是这个人世唯一的幸福。”

　　“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一生结束时，我们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在居里夫人一生的贡献中，对学生的培养不可一置。她一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科学家，施士元院士。施士元是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个物理学博士，他也是中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的学者之一。施士元家境贫寒，为了供他读书，家里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而当时的法国一方面正处于战后的恢复时期，物价较为低廉，而且又有勤工俭学的条件，深造不会给家里增加新的负担；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就像群狼环绕下的病狮，急需先进科学的震呼召唤。于是，施士元只身前往巴黎。当时巴黎大学给他准备了一份教授名单，其中就有因发现镭和钋誉满全球的居里夫人。带着对居里夫人的敬仰和对新兴学科的向往，施士元给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两天内便收到了居里夫人的回复，约他去研究所面谈。就这样，一个来自远东的学生，遇到了一个生于东欧的老师，在欧洲的心脏，开始了一段传奇。

　　关于留学，鲁迅先生曾经愤懑地写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居里夫人则不以为然：“在科学上，我们不应该注重人，看他是从哪来的，而应该看重他所做的事。”遇到一个信任自己的老师，是一个学生最大的幸运。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居里夫人对施士元求真的科研态度十分赞许，在进行有害实验时，十分关照学生的健康。她在指导施士元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一定不要用手直接接触放射源，而是要使用镊子等器具；一定要用铅盾保护自己，屏住呼吸，以免放射性气体进入体内。在居里夫人的言传身教下，从1932年到1933年，施士元不仅完成了锕元素的核谱测量工作，站在了世界的前列，而且和居里夫人一起，对α射线的精细结构和能量，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

　　回国以后，施士元先生一方面在学术上为中国的核事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科普上，翻译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书籍。他也牢记居里夫人的教导，冒着严寒和酷暑，坚持编写原子物理、X光结构分析等教材，而且深入教学第一线，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材。可以说，居里夫人对我国现代科学的起步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她的一生是科学发现的一生，是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一生，更是为人类进步奉献全部的一生。她不仅没有虚度，而且“已经做了她能做的所有。”

　　我们为居里夫人的创造精神而感动，为她的科研成果而骄傲，更为她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通过她不被国人所熟知的故事，我们应该明白，居里夫人并不是神秘至幻的神明，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她是一名心怀科研的伟大科学家，也是一位骨血温热的女士。愿她存于面纱背后的故事，能够为我们培养和评判优秀成果和人才带来匡谬正俗的指引。

　　（本文作者陈安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应急管理、管理机制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周丹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效应、现代应急管理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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