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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恩怨两千年——“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再谈邻邦

已有 2435 次阅读 2017-7-7 15:45 |个人分类:书论|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惟欲征服***必先制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倘***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

  此为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奏折(即“田中奏折”)。可见日本对外扩张企图称霸亚洲甚至世界的野心在明治时代便昭然若揭。

  明治时代的近半个世纪中,日本在形成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争取摆脱欧美列强的民族压迫,并于1911年最终完成了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另一方面又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以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策,推行对于亚洲近邻的弱、小国家的侵略政策。

  在国内“征台论”盛行之下,日本于1874年侵犯中国台湾,这是明治政府、也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次对外战争;在“征韩论”高潮之下,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与之签定了《江华条约》,这是近代日本自身还受制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之时,在亚太地区第一次对外签定的强加于朝鲜的不平等条约。在以该条约否定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之后,日本也决定废止琉球王国对中国的朝贡关系,并于1879年在琉球废藩置县。琉球王国的覆亡,是近代日本在“华夷秩序”上撕开的一角,“…这是所有朝贡的属国一个一个的被割去的一个序幕,如安南、朝鲜、缅甸…”

  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次年《马关条约》的逼签,可视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正式实施。日本在北方,侵占了中国辽东半岛,并推翻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在南方,割占了中国台湾,并规定将琉球永久划归日本领土。这不但建立了北进亚洲大陆的跳板,也拉开了近代日本南进的序幕。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在北方遭遇俄国,改取“北守南进”之策:一方面对于北方的俄国“卧薪尝胆”,另一方面开始以台湾为据点,向中国华南地区及南洋扩张“利益线”。10年之后,日本终于对俄国开战。

  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日本以朝鲜(1910年正式吞并)、南满以及台湾的“战果”,确立并初步实施了大陆政策,掀起了南进的第一次高潮,从而基本形成了其亚太政策。1914年,日本出兵并占领山东省。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按照日本政府的训令,向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一系列对华要求,即“二十一条”。这是日本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政策要求。袁世凯之后,日本又选中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变换手段,继续维持在华霸权地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日本伙同美国,积极干涉苏俄革命,并迅速出兵西伯利亚,占领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独占了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在各地扶植了亲日的傀儡政权。此后,日本又一再制造借口,延缓撤军长达六年半以上。此次出兵西伯利亚,战争时间之长,超过了后来的“大东亚战争”,它暴露了日本以朝鲜、满洲为基地,北进亚洲大陆的野心。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由此,日本先征服满蒙,再经由华北事变,最后以“大东亚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十五年战争期间全面实施了亚太侵略政策。

  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原本一方面可以造福日本人民,另一方面通过与邻交好,发展贸易,推动世界经济繁荣昌盛。遗憾的是,野心勃勃的日本没有选择这样的光明大道,而是悍然发动二战,企图通过战争武力达到征服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妄想。然而,日本的野蛮侵略不仅没有实现他们最初的愿望,反而遭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谴责,也使日本人民一度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1945—1949年,许多日本人饥寒交迫,每天只有四两粮,走投无路时连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也杀了充饥。大学教授靠拣垃圾度日,大学生拣美军丢弃的罐头盒熬汤。因为自杀的人太多,许多公共场所贴着“禁止自杀”的标语。悍然发动二战的东条英机成为祸国殃民的罪人,神武天皇成了败国之君。

  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国内也遭到了不少仁人志士的反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政治家石桥湛三便大声疾呼:“侵略满洲是愚蠢的、危险的、违反道义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学者中野正刚提出“日本应与全世界休战”,并呼吁“打倒东条英机内阁,结束战争”,但遭到东条英机的残忍迫害,最终不得不自杀。

  那么,日本为何要发动遭世人谴责、也不得民心的侵略战争?罪魁祸首是其积淀已久的“神国论”、“皇国史观”,或称“军国主义”。回到本书主题,我们从灾难角度追溯其“神国论”、“皇国史观”产生的根源。

  “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精神信仰,也是其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兴奋剂。此观认为:日本天皇制国体高踞万国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应当统领世界;大和民族就是神的子孙,是最优秀的民族,应当主宰世界。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匮乏,灾难频发,使日本民族内心深处的“不甘心”不断积累滋长。学者本多利明(1744—1821)曾有言:“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而人口繁殖极快,开展海外殖民事业,是国君的天职。”可见,“神国”宣扬的就是侵略有理,扩张应该。

  或许是因为对所处自然环境不可改变的无奈,或许是因为灾难发生时人类的渺小,日本民族似乎从诞生起就表现出了对自然极度的崇拜和敬畏。人类无法阻止或防范自然灾害,生存环境又缺乏长足发展的条件,这让日本民族萌生了举世罕见的“生存危机”和“忧患意识”。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他们不惜使用武力去海外夺取更多的生活、生产资源,占领更加安全稳定的生存土地,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种思想意识在一次次的灾难中不断积累,“扩张”的念头逐渐生根发芽。

  但扩张意识仅仅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前提条件,而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增加了其侵略扩张的可能性。日本民族,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也极力追求尚武精神。大自然的肆虐,锻炼了他们强健的体魄、残暴的性格,使其武力征服亚洲的信心十足。

  最后,日本对“天皇”的愚忠和对军国主义的信奉是侵略战争得以实施和维持的精神支柱。我们知道,在日本,土著的神道教起源于日本祖先对自然的崇拜。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十分容易生成交往不充分的文化环境,也易于繁衍内聚力较强和文化性格较独特的单一民族结构。单一民族的特征使日本文化在血缘延续和世代繁衍的过程中,有着非常密切的相关性和延续性。因此,日本人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十分强烈,认为自己是十分优秀的民族。

  日本人认为天皇的祖先是天照大神,而天照大神是世界之六神,那么天皇就是世界之大君,世界各国的君主都应是天皇的臣民。更离奇的说法是,日本处于天地始分前连结“天地间的蒂之处”,天地生成后最初的国家便是“神”造之日本,所以日本是“神所生之国,与万国乃天壤之别”,并称此为“宇宙之公论”。明治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大日本帝国。”明治政府在全国广建神社,把国家神道当做统治国民的国家宗教。

  1890年颁布并被视为“教育宪法”的《教育敕语》更强制将忠君爱国(忠于天皇、热爱皇国)作为规范全体日本臣民的行为准则,要求“尔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近代以来的天皇制国家还提倡武士文化,利用武力维护天皇的权力,并以此控制人民。

  为愚弄日本臣民,1869年建立了举行国家神道活动的象征性设施东京招魂社(1879年更名为靖国神社)。此后,凡是为“皇国”捐躯者都祭奉在这里,靖国神社遂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祭坛和鼓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基地。

  及至20世纪30年代,有如日本学者村上重良所言:“旨在征服世界的圣战正当化占据了国家神道教义的中心。”在军国主义国家政权的鼓噪之下,日本臣民完全成为国家神道驱使下的精神奴隶和执行战争暴力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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