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开始说要写一篇《武夷山：一个忠厚本分知识分子的悲鸣》，今天改主意了，换个内容和写法吧。

　　以前我和一个博主谈到他的时候这样问：武老师算不算是一个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呢？我自答道：都副所长了，应该算吧。

　　朋友说：其实在科学网上写博客的这些人，基本都是内心自外于这个体制的。哪怕做着领导的人也一样，而且说了，一个研究所的小小副所长，能有多大权力啊。

　　心下凄然，是啊，包括李小文先生这样院士身份的人，其实也是自外于这个体制的，尽管有时候还是会为现状说话，但是内心总有某些不能认同的地方，且用各种方式不停地在科学网这样的渠道表达，李老师甚至说科学网呈现出来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特质。

　　今天看见了贾伟的文章，想到我自己之前对于不同类型人群的一种划分——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完人的对话，印度人追求的是人与心灵的对话，欧洲人追求的是人与自我的对话。（这里借用了吕乃基老师关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博弈对象选择的观点）

　　所以，中国人总会有家国情怀，知识分子则总怀有悲悯之心，觉得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又不断强化这种认知，让两千年始终身处尴尬地位的知识分子不断把自己往完人层次上推，吾日三省吾身，万事求逐己，环境都是自己造成的，自己没有能力改造环境是自己的无能，等等。

　　而西方则会出亚当斯密这样的人物，他的核心贡献就是把人性本身理解得更加本质和透彻，同时认为个人理性集合起来可以上升为集体理性，从而就没有必要非把每个人培养成完人，大家只要循着自己的意去做事就足够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印度人就和自己过不去了，总想把内心里潜藏的东西表面化，至少拈花微笑吧，所以，各种宗教终成滥觞。

　　我们的处事哲学又不断强调人要存天理灭人欲，狠斗私字一闪念，所以，就把那些先知先觉者的美好情怀激发得无比闪耀，而实际上，很多层面又都是私欲为先的，后者才是不好意思拿到桌面上来的现实，这种错位就造成了“武夷山式痛苦”。

　　“武氏困惑”，“武氏痛苦”，谁能解之？如何解之？我们希望这是科学网贡献出来的能和“钱学森之问”相提并论的一个大科学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