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母亲说要来北京住几天，找一个旧时的熟人，要我陪着。母亲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是要找的人是北京大学原工会主席、离休干部张侠女士。母亲的改名与她相关。

    母亲说，抗战前，因为重男轻女，姥爷对我母亲上学持消极态度。抗战军兴，学校裁撤，青少年上学更困难了，所以母亲在抗战前只上到小学。三姨生前曾对我开玩笑地说，抗战起来的时候，你妈可烧包了，到处跑着宣传抗战，还在集镇站在桌子上讲演。母亲听到，笑着承认有这事儿。母亲告诉我，大约在1939年，有抗日宣传队到母亲家乡宣传，宣传队有女兵，其中就有这位张侠女士。可能是年龄相近的关系，母亲对张侠女士很是钦敬，想随她一起到军队里参加抗战。可张侠说，你年纪还小，有机会还是上学吧。正好有回乡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李吉元先生竭力办起了“七区联中”，母亲上了中学，（关于李先生办学的事，可参见博文《母亲的英语》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7edda0100lt7g.html）参军的事儿就撂下了。

    没有当成女兵，是母亲终生的遗憾。母亲后来改名“佩侠”，就是这一心态的结果。

    有关张侠女士的情况，多年来母亲一直记挂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各地组织人员编写中共党史。母亲的一个堂弟（我叫三舅的）在商水县师范学校当教师，也被抽调。他在工作中了解到张侠的下落，忙告诉了我母亲，又经过一些周折，两个人才联系上。

    那天，我陪母亲到蓝旗营北京大学家属宿舍张侠女士家中。母亲和张女士的谈话时，我到住同一个楼的傅刚教授家聊学术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当之举，许多谈话没有听到，今天写博客缺了素材。

   张女士有领导干部的气度和知识女性的修养，离休以后学画国画，她送了几张用铜版纸印刷的自己的作品给我们，很有模样。两人谈话中，张女士说，她比比我母亲还小一岁，这让我和母亲都有点吃惊。

    母后来和张侠女士联系过几次，母亲还委托我电话问候过她几次，但因故始终未再没能见上面。就我观察，母亲千方百计找到张女士，不过是想回味一下少年时期的理想。对于向往外部世界的母亲来说，革命军中的女兵自然难以忘怀，可对于张女士来说，这个乡下女孩儿，不过是她长期革命工作中的一个工作对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