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元旦，我发表了博文《跨年读书——<文心雕龙>与<诗品>》。文中说，2020年最后一天，白天读了《诗品》，夜里和2021年元旦的凌晨，读了《文心雕龙》的《原道》篇。因为时间的关系，博文当时只写了有关《原道》的一点随想， 《诗品》部分待续，现在补上。

        2020年12月31日白天读《诗品》时用的本子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曹旭教授集注的《诗品集注》。这是目前较好的一个《诗品》读本。我的这本书是在1995年买的。当时我为广播学院播音系的研究生王宇红和徐树华开古代文论课（他们两位现在已经是教授了），故购置重要的文论方面的著作以为参考。从这本书里夹的两张纸条来看，当时曾经比较认真地读过。

       第69页夹的条子上写着：“第25页第三行‘源’”。经核对，相关内容涉及本书《前言》所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该《前言》在引用时，漏了“源”字。“源”在这里是“溯源”的意思。全句是说，汉魏时的文体都可以追溯到《诗经》和《楚辞》。如果漏了“源”字，句子意思就不太完整了。况且六朝人造句，多用四、六，以求音韵铿锵，沈约本人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所以略去是不妥当的。这个纸条也说明我当时读的时候曾核对过《宋书》。因为《宋书·谢灵运传论》我并不能背诵下来。

      为什么把第25页的一个疏漏记下来的纸条置于69页呢？查该页有这样的话：“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学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紘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於谈笑耳。”上引文开头，吹嘘当时的皇帝梁武帝萧衍，说其少年之时，已是国子学里的领袖人物。“昔在贵游”句，典出《周礼·地官·师氏》：“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贵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无官司者。杜子春云，游当为犹言虽贵犹学。“《诗品集注》在此注曰：“昔在贵游：指与沈约、谢眺、王融等人在竟陵王西邸文学上之交游。”想来，我读到这里，以为这条注所释不很到位，当时手边没有纸笔，就把前面的纸条移这里了。

      第358页夹有一个很窄的小纸条，上面写着：”班固存诗七首，另有两诗残句。言‘另存诗八首’，不当。“写这篇博客时，我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核对，其所收班固诗，除《明堂诗》《宝鼎诗》《咏史》等七首外，另有从《太平御览》中所辑”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这显然是一首史诗残篇，叙述西汉名将霍去病丧葬事。又有”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和”延陵轻宝剑“等残句。皆咏歌春秋时吴公子季札事，当为同篇诗句。总之，可以据此断为班氏存诗，除完整的七篇外，还有两诗残句。无论我的这一判断是否正确，《诗品集注》说班固现存诗八首是不太妥当的。

     我和《诗品集注》的撰著者曹旭教授只见过一面。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和善可亲的学者。我利用这本书学到不少东西。常言说，校书如扫落叶，失误是不可免的。这篇博文所述当然不是全部，因为不是书评，所以也没有谈到本书的各种优点。只是借此说明当年曾经读过，并有所思考而已。

     下面说一下这次读《诗品》的一些感想。过去当学生时，感觉《诗品》置大诗人陶渊明于中品，似乎不太公平。现在想来，不要太拘泥于品第，而应该主要看钟嵘对他的实际评价。

   《诗品》对陶渊明的评论是：“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歌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按，《诗品》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论述全面，皆肯定之语，且断为开宗立派的诗人，如此评价可谓公允。

     比较一下《诗品》置于上品的刘桢评语：“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王粲诗亦被置于上品，评语为：“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诗品》对置于上品的刘、王二氏评语如陶潜何？

      相似的情况在置于下品的曹操等人的诗评上也存在。《诗品》对曹操诗的评语是：“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此评虽然简略，然用语如“古”“直”“悲凉”，皆颇中肯。依我之见， 如果不仅看品第高下，兼及时代风尚，以评语而言，《诗品》对各位诗人的评价大体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顺便说一下，类似《诗品》品评人物的情况，古书往往有之。如班固谓屈原“扬才露已”，颇为现代学者垢病，以为不当。查班固撰《汉书·古今人表》，以九品次第古今人物，其置屈原为“上中“。《古今人表》列”上上“者皆为"圣人”，除先圣王外，仅周公、孔子数人。“上中”系第二等，为古今人物贤人之最。战国之世，仅子思、孟子数人与之并列。如此看来，班固对屈原的评价可谓凡人之极矣。怎能说他对屈原评价不公呢？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以得之。”此真乃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