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朝发生了一件因匿名评审而起的悲剧性事件。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

    “（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是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董仲舒传》）

       上面的文字， 译为现代汉语大意是：

      汉代大儒董仲舒罢显官而仅任中大夫一职时，写一部名为《灾异之记》的书。因为还没定稿，所以也就没有上奏朝廷。当时正巧辽东的高祖庙发生了火灾。一个名为主父偃的人想整董，就窃取了他的书稿上奏给天子。武帝把书稿拿给朝廷中的儒生们评议，被认为中间有对当局讥刺性的话。董仲舒的大弟子吕步舒参与评审时，因为是匿名，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的著作，就判定这是一部愚妄的书。于是把董仲舒交付审判，定为死罪。武帝下诏赦免了他。此后，董仲舒不敢再谈灾异了。

      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八卦。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从匿名评审的程序来看，似乎是公正的。其实不然。因为是皇帝下达的任务，评审的人就要故意挑毛病以示认真。董仲舒因为这部著作被判为“下愚”而获刑。虽然后来得到了皇帝的赦免，但对他的精神打击是极为严重的。那么，这部书为什么会被人举报？皇帝为什么又赦免了他呢？这就是前面所言历史内涵了。它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大家都知道，从政治角度来说，董仲舒可以算是汉代最大的大儒了。他的杰出贡献，就是将先秦儒学改造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哲学。有关这个问题，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所言，最为扼要。该书第二编第二章为《国家统一巩固后对外扩展时期——西汉》，其第九节为《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第一款“经学”整个贯穿着董仲舒的经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下面，结合《史记》《汉书》记载，略述如下：

       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重大的政治举措，不是汉武帝刘彻这个当时16岁少年的天才发明，而是汉朝政治的现实需要，是文、景以来长期政治斗争（或曰艰辛探索）的结果。

       从学术导向来说，首先是“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故“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武帝特别提倡公羊学，是因为《春秋》是孔子正名分的著作，对专制主义的政体来说，政治上特别适用。《春秋》经文简略，“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中国通史简编》语）董仲舒的公羊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贯穿着《易经》的阴阳学说（这也是汉代今文经学共同特点，但董仲舒讲得特别周严），这是前述悲剧产生的历史背景。

      范文澜先生说：“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中国通史简编》语）董仲舒的主张，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大一统”。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即政治上的改制。就是以仁政代替秦代的苛刑，还包括减轻赋税、节省劳役，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限田即不许豪强占田过限等。

        三，推阴阳灾异。因为五行家受到汉武帝的尊信，公羊学彻底阴阳五行化了。这是本文所言悲剧的学术背景。

        四，以《春秋》断狱，董仲舒以公羊断狱，”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中国通史简编》语）

       现在回过头来说本文开篇所述事件。汉代儒生，特别是董仲舒讲灾异，”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使正直的儒生可以此进行谏诤。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总体上来说，推阴阳灾异对于汉王朝的统治稳定是起正面作用的。分析起来，这一学说有两面性，这既是主父偃举报董的原因，也是武帝赦免他的缘由。

      顺便说一下，举报董仲舒的主父偃，虽然能干，但心地不行，最终下场是”被族“，就是被朝廷灭了全家。而董仲舒的结局是：”年老，以寿终于家。“”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善终且荫及子孙。（《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