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菌和细菌细胞膜脂在维持生物功能和记录环境变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GDGTs是目前被研究最多的脂类化合物（图1）。研究人员根据GDGTs的结构形式、环境丰度和时空分布与环境参数的响应关系，提出一系列环境指标，包括表层海水温度指标TEX₈₆，陆源输入指标BIT和平均大气温度指标MBT/CBT，成为研究古环境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强有力的工具。

图1. 膜脂结构示意图及三大生命域的典型膜脂结构

题为：“Advances in GDGT research in Chinese Marginal Seas: A review”的综述文章近期出版于2016年第59期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中国科学》英文版），由同济大学毕业、现在上海海洋大学任职的葛黄敏博士为第一作者, 同济大学张传伦教授担任通讯作者，总结了过去几年GDGTs这一生物标志物在中国边缘海（包括南海、东海和黄海）的研究进展，为快速了解GDGTs及相关环境指标在中国边缘海分布和应用特征提供了有效途径。

中国边缘海的GDGTs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从2010年到2015年共发表了23篇学术型论文）。这些研究涵盖了关于中国边缘海的大量表层沉积物、水体和柱状沉积物的研究（图2）。

图2. 中国三大河流及边缘海位置图（红点和虚线覆盖了已研究区域）.

文章就中国边缘海表层和柱状沉积物中GDGTs的丰度和分布特征、GDGTs来源、古菌和细菌GDGTs浓度耦合所指示的环境意义以及GDGTs相关环境指标（TEX₈₆、BIT和MBT/CBT）的应用情况作了归纳，同时从南海的温盐环流变化、东亚季风变化、古海洋快速气候变化事件等几个方面讨论了这一生物标志物在古海洋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并探索了可能的GDGTs新指标的应用。

结果表明，在中国边缘海，古菌GDGTs主要来自海相奇古菌，而细菌GDGTs则主要源于河流（例如珠江、长江和黄河等）陆源物质的输入；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证实了海相自生细菌GDGTs的存在，但所占比重不大，不影响细菌GDGTs指标的使用。而基于GDGTs的环境指标在古环境和古气候重建上具有一定的潜力，为理解东亚冬季风和海流系统的多样性，及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例如海平面升降、气候冷暖变化等）提供了新途径，但具体在不同水深和位置的海域的应用，需要考虑区域性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影响。

该项工作得到了上海深渊科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筹建项目（项目编号14DZ2250900）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编号2013-CB95570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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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rth.scichina.com:8080/sciDe/EN/abstract/abstract5198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