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8日，经济学人智库发布最新的全球宜居城市排名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内，北京在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上升了5位，位列第69位，蝉联中国大陆最宜居城市。

北京是中国大陆最宜居城市！或许有人会奇怪，宜居这两个字怎么会和北京联系在一起？雾霾、拥堵、喧嚣，是很多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由此引发人们对影响宜居性因素的思考。

经济学人智库的宜居性评级对任一特定城市个人生活可能面临的困难进行了量化，并在全球140个不同城市间直接进行横向比较，依据五大指标——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和环境、教育、基础设施——涉及的30多个定量和定性因素为每个城市进行打分。

这里，小编带大家走进张文忠等著的《人居环境与居民空间行为》一书，看看书中对影响宜居性的因素分析。

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ustainable Cities）在一份关于宜居城市的报告（2005）中提出了宜居城市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其中，宜居城市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是城市管制和公众参与机制、监测机制、评价机制、城市自学习系统等。宜居城市的心脏是城市公众的基本价值观、城市居民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感，宜居城市的组成器官则是完整的居住社区、市中心核心区域、工业组团、绿地系统。从这个“生命有机体”论来看，城市的宜居性既包括了城市的管理制度、文化、社会因素，也包括了经济、环境等要素，而最为核心的影响要素应该是影响宜居城市心脏的要素，即城市公众的基本价值观、城市居民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感等要素。

本文从制度、市场、距离、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影响城市宜居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制度与市场因素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的转型期，中国城市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度转型对宜居性评价空间差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单位制度３个方面，最大的影响是住房、土地、服务设施等与单位制度的脱钩，增加了土地供给的市场化和居民择居的自由度。

制度转型和市场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从居民住房产权来解析。根据问卷中被调查者对住房产权类型的回答，将居民的住房获得方式分为４种类型：从过去的福利分配制度继承而来的非市场性住房； 商品房或市场租住房； 经济适用房； 自建房、继承房、回迁房等。这些类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住区位决策过程中，所拥有的自由选择度和宜居性的差异。

我们发现，市场化后的居住空间分异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即由单位决定转变为市场选择。如果区域内具有的住房类型越丰富，则居民的社会结构也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在市场制度下，提供不同档次的住房能够显著地提高区域内居民的社会多样性。住房来源为市场供给的商品房的居民对宜居性的满意度整体高于其他住房类型的居民，这与商品房的居住配套相对完善有密切关系。而保障性房和单位房的出资者主要为政府和单位，建设目的主要是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基本的住房需求，并没有全面考虑住房的环境质量，不论是区位、交通条件，还是综合配套水平均相对较差，因此，也直接影响居民的满意度评价。

制度因素对居民宜居性评价影响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力是户籍属性。户籍决定了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居民其享有的政策优惠。拥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对宜居北京的评价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说明户籍限制让持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尤其是购房的优惠，本地居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宜居北京的建设成效，而外地居民对此的感受较低。

区位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

由于北京是传统的单中心城市，城市发展模式随着距离城市中心的距离有很大差异，这对不同区域居民对宜居性的评价将造成很大影响。以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土地利用强度为宜居性评价的客观指标，可达性因子与距离的关系十分明确，内城区街道的可达性得分最高，随着街道重心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可达性的得分逐渐降低，但降低的趋势由内城区到郊区不断减缓。近郊、远郊居民生活圈内服务设施数量远远少于内城，远郊的服务设施可达性最低，即城市空间扩张造成服务设施可达性下降，从服务设施角度来衡量，内城的宜居性更高。

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土地利用强度因子与距离的关系也很密切，街道重心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在9ｋｍ以内的区域，土地利用强度因子的得分随距离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而在9ｋｍ以外的区域，则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即9ｋｍ周边的区域是土地利用强度因子得分最高的区域，居住区容积率较高，同时教育程度多样性丰富，反映出城市化在近郊推进，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点区。

自然环境因素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

自然环境因素是影响城市宜居性的本底条件，“生态宜居城市”因其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宜居城市最基本的元素，成为目前国内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绿地率、环境负荷度、农地保护面积、进入绿色空间的公平性等自然环境影响因子成为宜居城市发展考虑的因素，在规划中都有相关的定量要求和保护性政策。

健康性、安全性或危险性也影响了宜居城市的发展。自然灾害、有毒化学物质、土壤污染等各种环境危险性因素对环境宜人性的影响，人们更加重视环境的危险性。世界银行在资助亚非洲城市的宜居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时也提出了要保护和加强城市地区的环境健康性；保护水资源、土壤和空气质量；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等要求。Douglass（2002）在其城市宜居性模型中还提出考虑废弃物的处理能力以及环境正义问题。

经济因素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影响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宏观层面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城市服务及设施的供给水平；微观层面居民的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获取资源的能力。研究指出居民宜居性评价与地区经济情况紧密相关，如《德国空间秩序报告2005》将可支配收入称作解释生活质量主观评价的一个多维的经济学指标，在居民可支配收入高于评价水平的地区，居民对该地区社会条件的满意度也相应较高。

就业机会、房价等因素也是考虑宜居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2004年《伦敦规划》明确未来15--20年建设“宜人城市”的目标，增加就业机会成为《伦敦规划年度检测报告》中重要的考核指标。房价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具有正负效应，负效应是房价过高容易影响居民对城市宜居性的认可，加大城市宜居性的空间分异；正效应则是促使政府加快廉租房等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供应管理等。减低贫穷，增加就业机会、教育与健康设施，以及加强儿童安全保障等则是城市宜居性评价中个人福祉的评价重要内容。

社会文化因素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

社会包容度、文化氛围等因素对城市宜居性也有影响。社会包容开放、文化氛围或文化认同感较好、归属感较强的城市或社区，居民对其居住舒适度评价也会相对较高。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还体现在不同的居民属性对城市宜居性的不同需求上。大量证据表明，居民的个人价值观、生命周期、社会地位、历史背景等因素可直接影响到城市宜居性的评价。

公众参与也是经常被强调的一个影响因素。市民作为行为主体，在城市发展的规划和设计中有合理渠道伸张自己的需求，有利于宜居城市的建设。

其他因素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

影响城市宜居性的因素是多样的，如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规划直接影响了城市宜居性的发展方向。著名的佛罗里达州滨海城（Seaside）规划，是宜居城市规划的探索之作，凸显了紧凑、有节制开发的城市规划，该规划推动了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宜居城市建设具有直接的关系，有学者研究了交通距离与生活便利性的关系，得出从居住地到铁路车站的距离与通勤便利性，从居住地到医疗设施的距离与购物、医疗、福利设施的便利性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缺陷也会影响城市宜居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