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带学生赴昆明西山三清阁留影，有黄浙、朱宁生、毕列舜、简焯坡等。

幼时，我对植物有天生的稚趣，“梦中竹林”春来发笋，节节上长让我惊奇。经过中学、大学，稚趣渐变成志趣，志趣在演变成终生志向。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中，我逐步树立起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了吃苦耐劳的体魄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也锻炼了坚实的生物学、地学和化学等方面的基本功。我奉行凡事实践为先，科学实践中产生的创造性思维，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人独立形成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持续攀登的结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我一生依此立身行事。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参与大规模资源调查，与罗宗洛、李庆逵、马溶之、刘崇乐和蔡希陶等学者共事，相互学习，又与前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林学家合作考察和研究，开始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热带种植业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植物与土壤、小气候间的相互联系、植物群落中上层树种和中下层树种（甚至地被）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矛盾统一问题，逐渐建立起生态系统的概念。在查明我国种植橡胶的宜林条件后，解决在我国北纬18°～24°地区开辟橡胶宜林地的难题，促成我国海南、云南橡胶种植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提出在我国宝贵的热带地区发展多层、多种经营建议（混交林和复层林），以适应自然规律，满足各方需要。

1976年，西藏考察，在亚东垭口

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的长期观察和试验研究，为推进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海南推广胶茶人工群落的成功，取得合理利用热带资源的经验。

自然保护与研究人工生态系统的实践，使我在“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自然保护事业必须与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密切结合，否则很难“有效”。因为人愈多，地愈少，必然对山林和湿地自然生态系统继续破坏甚至掠夺，从而促使我萌生应作某些前瞻性部署的设想，故而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议。

绿色高等植物是一切生态系统中的第一生产者，作为持双面刃的主宰者，人类要保护其种质资源并提高增殖能力，才能使绿色高等植物在一切生态系统中起协调作用，才能解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也就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矛盾，也为今后人类上天的大工程进行某种准备。

1984年，在湘西考察

退居二线，我集中折节读书，国内、国外的都读，以增阅历。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只要有可能，都争取多一些实地考察，眼见为实嘛。在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上多下点功夫，得来的认识或许更符合科学规律。

从一天真稚童走到一古稀学者，我一直都与植物学息息相伴。能有今天的微薄成就，也是在自己的爱好和志向引领下，在老师们不断启发和殷切教导下，沿着这条道路不断探索、不断钻研的结果。正所谓“为人学，学为人，先立志，后献身。有三立，德言功。三尊重：事实遵；抓矛盾，苦追寻，学巨人，勤攀登，用‘五之’，三境经，从求实，求创新；尊师友，乃成人”，这段简短的“新编三字经”，就代表了我做人与问学的基本思想。

有人问：您的人生格言是什么？我说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再问：您的治学名言是什么？我说：中国历史学家王国维曾借用宋词来表达取得科学成就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他比拟的这三个彼此关联的境界，我认为这也可作为搞科学研究的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的过程）；（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殚精竭虑，百折不挠）；（3）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上下求索，终有所得）。又问：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我回答：昆曲、摄影、收集贝壳、阅读古诗词。四问：对您影响最大书是那一部？我答：清朝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五问：促使您走上科学之路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我答：志趣和应用相结合。

本文摘编自吴征镒述、吕春朝记录整理的《吴征镒自传》一书。同书文摘《吴征镒：我的昆曲情缘》也在“科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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