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通讯促进了近代上海城市女性社会角色的再塑。

社会角色（socialrole），“指的是社会对拥有某种社会位置或身份的人所持有的期望”，“每个社会地位，不论是先赋或是自致，都有一个预期角色会伴随而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主导之下，女性社会角色被固化，贤妻良母是传统女性的毕生追求，相夫教子是她们的主要社会职业，深闺宅院成为其主要活动区域，安分守己、温婉内敛是她们社会形象的最生动刻画。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传统女性社会角色被重新塑造，社会各界开始通过各方渠道构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新女性角色。到20世纪前期，近代城市女性已树立了开放、独立、时髦、积极的社会新形象。

电话作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兴产物，成为近代城市新女性装点精彩生活的必备。民国广受大众欢迎的《良友》画报，主要读者群之一，就是城市女性。画报内容不时有对电话科技相关知识的介绍。其中一期，封面为手握话筒、做打电话状的当时著名影星胡蝶。电话与女性、科技进步、时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电话无疑为近代城市女性进入现代生活打开了一扇门，也理应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城市女性的一扇窗。电话通讯的使用和推广，冲破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提高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推动了女性冲破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角色定位，加强了她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冲击了原有社会结构和家庭层级的束缚，使城市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成为社会的主体。

期待破冰

电话通讯作为女性从深闺到外界的最后过渡，促使了女性转变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性格，树立起民国开放、积极的新女性形象。随着电话线路延伸至住宅，传统旧家庭奉行之“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的封建礼教受到冲击。原本大多数处于深宅大院、高墙闺阁的传统女性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开始主动或被动地与外部世界接触。

在近代上海电话用户构成中，住宅电话数量所占比例仅次于商号，远远多于戏院、菜馆、旅社、报馆、事务所、医院、银行、工厂、会所、学校、军政部门等。上海租界住宅电话1930年达9638线，占实际安装总户数的36.7%；1938年达20139线，占实际安装总户数的44.9%。住宅电话线路的延伸与增加，不可避免地将原本“与世隔绝”的传统女性与外界联系起来，使她们开始通过电话此种“传声筒”向外界发声。

女性对外交流和言论机会的增多，使传统女性内敛、含蓄的性格特征面临着挑战，前所未有的社交新问题随之出现。1924年5月，时人杜伯超给友人打电话，友人不在家，接电话的女性支吾许久没能做出自我介绍。杜伯超逼问无果，领会许久才知是友人的夫人，造成尴尬。他提出，当时即便是开通的妇女，有了自己的名号，也大都不肯宣示出来，如若下次在电话中遇到此种情景，女性究竟该如何自称。男性作为传统社会的主体，通过“电话中的小问题”提出女性社会参与等话题，有利于人们打破世俗偏见，促使两性平等对话。在社会尤其是在男性社会的呼吁、理解、参与和帮助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女性自觉、自发、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我社会角色重塑。

随着电话传递消息此种通讯手段的推广，近代城市女性勇敢、大方、得体地宣扬、展示自我，成为一种时代呼唤和社会需求。针对上述问题，很快热心读者出谋划策，认为女性受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约束，因循守旧，生性羞怯，不肯直接对外宣布自己的身份和名字；主张在电话中女性可以讲“某某是我的外子”，这样谁都明白她就是某某的妻子了。采用“外子”此种古时的文雅称呼，来回避传统女性直接面对外界的羞涩、尴尬和难堪，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作为电话通讯衍生的社交新问题，近代女性如何冲破传统女性解放的最后一道屏障，勇于战胜自我，走出深闺，塑造大胆、主动、积极的社会新角色，成为近代舆论关注的新问题。近代城市女性社会角色的再塑在各方探讨中成为一种可能。

心理突破

电话通讯改变了女性传统的社交方式，成为广大城市女性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纽带，增加了她们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概率。相比于书信往来、见面会商等传统社交方式，电话可以缩短时空距离，节约时间、精力和金钱，“语言交通，首推电话，听筒一举，谈吐可闻，殊方无异比邻，缩地竟然有术，不亦便哉”。在崇尚舒适、快捷、高效的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下，电话互通、电话购物、电话订座、电话解决危急、电话约客、电话雇车等时髦生活方式随之衍生，增加了广大女性接触新鲜事物、探索未知世界的机会。

近代新女性是住宅电话的最主要受益者。在上海电话公司自动电话尚未通话前，1931年每一用户每日平均通话次数7.12次；自动电话启动后，1934年每户平均通话次数达14.81次。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在此约4年的时间内，近代上海住宅电话每日每线平均通话次数为4—6次，每次呼叫平均占用时间75—77秒。通过电话联络，她们频频出入商场、餐馆、戏院、影院、游乐场、舞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便利了生活，丰富了人生，享受着闺阁以外的精彩世界。

伴随着电话通讯的推广，近代城市女性与外界的沟通频率增加，社会角色的转变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逐渐加快。这引起了部分人士对电话的怨愤。最富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张世昭。学问、能力、家世都非常不错的张先生，娶了一位“妇女界的美人”“交际界的名花”“文艺界的诗人”“时装表演会冠军”，“张太太既喜欢交男朋友，男朋友又喜欢来找张太太，外边来的电话，十回有九回是找张太太的”。起初张先生还为张太太在社会上所受的欢迎而骄傲。后来，张太太的电话越来越多，应酬越来越多，张先生逐渐由不高兴发展到暴怒。表面上，张世昭先生不满意的是原有的正常家庭生活被频繁的电话通讯所打扰和破坏。根本问题在于女性社会角色在过渡时期从旧到新的转变，引起了男性社会的不满。电话通讯充当了此种转变的桥梁，成为人们憎恶的对象。

电话通讯密切了女性与外界的联系，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使传统女性形象得到颠覆。男权社会在复杂矛盾的心情下，既期待女性的蜕变，又害怕女性的新生。张先生先是得意于夫人的众多女性新称谓，但日常生活中妻子的社交日渐频繁，使其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由此可见，民国城市女性社会角色再塑的同时，同样伴随着女性自身的心理蜕变和男权社会的心理调适。

身影展现

女性社会角色的再塑，建立在其自身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果能如此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失了”。经济地位的改变，关键在于职业的获取。“女子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经济既能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然会社交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在电话通讯发展下，人工接线需求日益增多。由于女性具有先天优势，电话接线生渐渐由年轻、有知识的女性来担任。据统计，其人数还不在少量。女接线生这一新式职业女性群体的产生，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层级。传统女性从家庭中走出，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

电话通讯的问世和推广，“催生出第一批女白领——电话接线小姐”，她们“堪为新女性楷模”，“从事的绝对是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行业”。女电话接线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电话局和电话公司工作，由于女性更加细心且易于管理，20世纪20年代，近代上海华租两界电话经营机构先后选用女性替代男性从事电话接线的工作；一种是在大百货公司、旅馆、饭店、银行及其他规模较大的机关或公司工作，此类机构“只装了一部总机，各部再分若干分机”，业务繁忙，需要专门的接线人员代为接听，“女子大都是比男子来得娴静与细心，所以接线几乎都是女性的”。人数最多时，仅上海电话公司一家就拥有女接线生400余人。

女接线生经济独立、收入可观、衣着时髦，在妇女职业中地位最高。工作“每天分为三班，每班八小时工作，逢早、夜班均用汽车接送”，“待遇较任何女子职业为佳”，电话局所一说“月计45元，较之每月10余元收入之小学教员，有天壤之别”，另一说法，每月可拿底薪30元，其他还有生活津贴、米贴等，工资“总和可以相当于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大型公司写字间中听电话者则有60—90元，比较之下，“旧式商店中职员月薪约30元，一般店员10—20元”。她们接受过相当水平的教育，一般具有中学以上的文凭。据说当时在中西女塾及圣玛利亚的高才生均寻着门路来做接线生。在接线生被正式派定工作前，均要通过重重考核。另外，她们工作时不仅需要动作敏捷，还得熟悉各地方言，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懂日语，才能胜任，因为当时的电话户主中，外地人和外侨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女接线生这一新式职业，自诞生起，就被作为传统家庭妇女形象——贤妻良母的对立面来看待。民国城市女性外出工作，抛却男性附庸的传统形象包袱，需要冲破重重障碍，最为直接的阻力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在近代报告文学的塑造下，李美珍等女接线生便是怀抱“一颗纯洁的服务社会的心”走上工作岗位的，但同时面临“女子最好的职业是出嫁”的传统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困扰。对于女性自身而言，“女子走出家庭，谋求经济独立，减弱了女子对男子的依赖心，改变了女子被封锁于家庭、事事服从于男子的不平等状况，扩大了女子的眼界，发展了女子的个性，提高了女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女接线生促进了家庭、婚姻观念的变革，冲击着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

一般上海人对女子“抛头露面出去外头混”抱有偏见，对于女子做接线生“更加不满，怕给人家笑话”，说她们做“电话听筒”。女接线生们自己“固然是为了生活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逃避家庭中的烦恼”，追求自由的生活。此类新式女性被当时开放媒体评价为“努力向上为她自己前途而奋斗的女孩子”。1933年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无声电影《三个摩登女郎》，影片中除了大明星和追星族两名陪衬女郎外，主角摩登女郎，即阮玲玉饰演的电话接线生周淑贞。电影讲述了周淑贞如何历经磨难，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故事。近代上海女电话接线生作为都市新女性的典型代表，是时代进步和思想解放的代言人。电话通讯事业的发展在促使传统女性由贤妻良母到个体人，再到女国民的角色转变，达到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直至投身革命活动及其他政治运动中，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

深远影响

电话线路的延伸，创造了相对而言较为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便于城市女性挣脱世俗观念的束缚，扭转传统社会角色的定位。电话与书报、邮信筒、照相机等一样，均是现代生活用品。女性与之发生关联，表明女性开始介入现代生活方式，女性真正突破高墙深院的限制，走向庭院、街市乃至郊外等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传统女性只有在“声音”上率先突破自我，向外界发声，才有可能进一步做到“身体”上开始走出家庭，使其活动区域和社交范围不断扩展。早在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先驱杨潮声等人就曾呼吁社交公开，“我们人类在上古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礼教不礼教，就没有什么男女问题。自从有了这礼教两个字，那么男女有起了界域了！有起了礼防了！男女交际秘密起来了！男女的情感变得不可以对人说的了！”在思想观念更新和社会大众倡导之下，近代城市公共空间开始有了新女性的活动踪迹。“最近十年以前，沪地途行之女子，仅属下流社会中人。彼驾车静安寺路者，多蔽以帷幔焉。今则上等妇女，仰首独行，赴肆购物，所在皆是。”电话通讯使社会氛围更加趋于开放和自由，女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社会狭窄的时空范围之内。电话通讯为女性实现自我突破提供了动力。

民国城市女性通过电话通讯这一媒介，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民国各个电话经营单位，都大力地宣传电话广告。尤其从1930年开始，电话广告开始大量地针对女性，将之作为潜在的主要消费群体。通过报刊广告，勾勒出一幅幅城市女性使用电话的场景：女性舒适地躺在床上接打电话；女性悠闲地坐在餐桌旁一边喝茶一边拨打电话；家庭妇女通过电话联系医生、救火会、巡捕房等，拨打电话联系朋友约会打牌等。当然，民国城市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女性独立走向外界的过程中必然衍生出许多新问题。例如，由于电话线路的延伸，致使一些“洋场恶少”可以通过电话轻薄、骚扰女性等。女性想要做到真正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需要社会大环境的随之改变，也要建立在女性内心真正强大的前提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