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目标出发，下面对我国未来生产与消费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从这一角度提出实现“中国梦”的发展路径，以得到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消费模式。

一、我国实现中国梦的发展目标

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基于这一目标，对我国发展模式有如下要求。首先，我国经济需要持续发展。在现发展阶段，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是发展的第一要务。因此，之后的发展模式首先必须能够保证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这要求之后的发展模式能够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是在有限的资源供应、有限的环境容量下实现的发展。我国资源相对匮乏，且环境已存在大量问题。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不能延续现在的“高投入、低产出”，依靠大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来博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而应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下，珍惜资源环境，使每一份资源都能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

最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我国的发展目标是保证国民的幸福。因此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治理都不应当与提升居民幸福感相悖。

综上所述，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应当是能够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持友好、居民幸福感提升。所倡导的绿色消费模式也需要能够符合以上三点。

二、消费与幸福感的关系

许多人认为，绿色消费必然伴随着消费量的下降，需要以幸福感的牺牲为代价。

但基于前文分析，我国提倡的绿色发展模式应当同时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因此，需要对消费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分析，试图找到符合我国发展理念的绿色消费模式的实现形式。

(一)幸福感的衡量方式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增加可以使个人享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带来更高的幸福感。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压缩了整个庞大的国民经济，成为衡量经济总量或社会福利的最重要标尺。

然而，由于各国对GDP 指标的过分强调，其负面性日益冲击着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平衡，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收入的提高，更多的财富却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在现实生活中，物质财富带来的效用并不一定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世界上幸福感最强或幸福水平最高的国家并非经济最发达国家，有钱人也未必比穷人更幸福。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并批评这一“普世性”的计算体系，许多人主张将“GDP 请下神坛”，用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衡量及核算之间的新标尺，发展出足以补充GDP 体系，并作为评价社会福利与发展的新的指标体系。

2012 年4 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旨在比较全球156 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整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长达150 页，时间跨度为2005～2011 年，该报告采用的评价标准包括九大领域：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在每个大领域下，又分别有3 或4 个分项，如教育领域下有读写能力、学历、知识、价值观等，总计33个分项。在最新一期的报告中，丹麦、挪威、瑞士、荷兰和瑞典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前5 个国家。美国排名第17 位，英国列第22 位，德国列第26 位，日本列第43 位，俄罗斯列第68 位，中国列第93 位。

以上这些研究反映出，GDP 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的确有可能被高估了。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是社交网络、对健康生活的期许、政治自由度、文化包容性及杜绝贪腐的力度等对人类整体幸福感的获得或提升同样不可或缺。

由于国家、民族和文化差异，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与认同往往存在差异，为了避开人们对幸福概念无休止的争论，基于共同的平台探讨幸福问题，并且能以实证的方法测量幸福、比较幸福、研究幸福和其他因素的关系，心理学家提出“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来代替幸福概念。

所谓“主观幸福感”，就是人们对生活状态的正相情感的认知评价，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主观性——依赖于本人的标准而非他人评价；二是整体性，它是一种综合评价，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三是稳定性，尽管每次测量都会受到当时情绪和环境的影响，但长期会趋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值。

概括来说，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可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

(1)社会因素

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会将所在社会特有的文化特征内化为自身观念，从而影响其评价和判断，主观幸福感也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产生差异。综合国内外主观幸福感与文化关系研究成果，主观幸福感的实现既有文化共性也有文化特殊性。国家之间的平均主观幸福感存在着稳定的差异，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间幸福感也存在差异。

(2)家庭因素

从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的满意感或不幸福的感觉与所体会到的家庭气氛相关。家庭的稳定、成员间的相互关怀、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是青少年总体满意度的预期因素。而青少年体会到的家庭结构松散、父母关系欠佳和严重的家庭矛盾，都是他们产生不幸福感觉的预期因素。家庭气氛对幸福感的影响从属于婚姻质量，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项因素。

(3)个人因素

外部因素对幸福感解释力极为有限，人口统计变量只能解释个体主观幸福感差异的一部分。人口统计学因素(如教育、年龄、社会地位、婚姻)仅能说明主观幸福感20%以下的变异。利用2003～2010 年中国综合生活调查数据对国民幸福感进行了跟踪性研究，人口学变量也反映出群体间的一些信息。

(二)不同消费模式下幸福感分析

从管理学的角度，我们一般认为存在如下三个消费结构阶段。

初级阶段：缺衣少食，但求温饱，注重“量”的增长。此阶段人们的生理性需求占主导地位。正如恩格尔定理所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人们的消费从吃开始向穿、用转移，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这一阶段，消费者追求的是量的增加，即扩展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

中级阶段：注重个人物质享受，追求“质”的提高。此阶段，人们已经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重视消费品的便利和机能，这意味着人们要逐步增加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同时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条件，这是重工业发展在需求结构上的依据。

高级阶段，对消费的关注点从私人扩展到社会领域，追求个性和他人尊重。这是一个追求时尚与个性的阶段。个人成就动机和受到他人尊重的心理需求，对第三产业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此阶段，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较为丰裕，精致生活成为主导的消费动机。此外，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私人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日益受到重视，如生态环境、交通设施等。

这三个消费结构阶段又对应4 种消费模式。其中初级阶段对应生存型消费模式，这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们的收入除了解决温饱之外捉襟见肘，农业在产业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率较低，生存型消费模式的自然资源消耗偏高。而匮乏的物质生活导致人们的幸福感偏低。

中级阶段对应发展型消费模式。这一阶段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消费者的目标倾向于物质享受，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明显提高。此时，工业开始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由于工业的增长率较高，相对而言，这是一个低自然资源消耗的消费模式。然而，后文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会详细论证，在温饱线以上，物质享受并不能带来持续的幸福。因此，发展型消费模式的幸福感偏低。

高级阶段的消费者物质生活已经较为丰裕，因其价值取向的差别而有两种不同的消费模式，分别在量和质的两个维度上进一步扩展消费。一是炫耀性消费模式，此种消费模式在量的层次上进一步扩展消费，如饮食追求大鱼大肉，不惜铺张浪费；住房上追求大面积，以获得“金钱体面”。这是一种高消耗高幸福感的消费模式。二是精致适度的绿色消费模式，此种消费模式在质的维度上进一步扩展消费，并且更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和所处人群的整体素质。实现这样的幸福感就不仅是提供高质量精致产品，还包括享受各种文化、教育、体育、交往，同时也追求优美环境、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低资源消耗高幸福感的消费方式，也正是在生态文明下人类应该追求的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三、我国未来发展模式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两头在外、对外加工”(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出口导向”(90 年代中期至2000 年)及“大房大车”(2000 年后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但这一增长已难以持续。我们计划在2020 年，GDP 水平能够翻一番，初步实现“小康”，并在2049 年前后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什么？现在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延续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扩大进出口、扩大生产，以产品数量带动GDP 的增长。

第二种模式是大力建造房屋、发展汽车业，引导居民购买更大的房屋、更好的汽车，增加物质消费，靠类似于美国的“大房大车”模式，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种模式是努力提高产品中的劳动力附加值，不是靠量的增长，而主要通过质的增长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精品消费，并大力发展非物质类服务型产品，如文化、体育、教育和交往，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同时，改善贫困群体状况，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治理大气环境和水环境，使百姓享受到绿水蓝天。通过这些途径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素质和幸福感，最终在能源消费量并没有巨大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小康的目标。

我国未来发展，GDP 增长不能继续依靠投资与进出口，不能继续依靠单纯的数量增长， 第三种模式可以依靠质量提高GDP，同时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且能够从总体上提升国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应当发展的模式。

增加产品的劳动力附加值，提高劳动力成本，可能会打压高资源低劳动力成本的廉价产品，在短期内将弱化我们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但我国如果要持续发展，迟早都必须淘汰以廉价劳动力获取市场份额的方式，迟早都要进行产业转型，改变优势点，否则便会陷入经济停滞、贫富差距增大的困局。我国产业只有转型为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高劳动力附加值的产业，才能在GDP 增长的同时使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同步增长。因此，增加产品劳动力附加值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

在第三种发展模式中，还包括非物质消费的发展。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消费数量并不多，质量也不高。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必须提升我们国民的整体素质，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非物质层面的文化教育和体育消费。结合前文中对于这一方面消费的分析可知，我国居民普遍对这一方面的消费重视程度不够，同时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与观念上的误区，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相关产业较为薄弱，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待加强。因此，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对非物质消费的重视程度需要提升，这也需要相关的政策进行引导。

总的来说，这一种发展模式能够保证我国持续的经济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不给资源环境带来较大负担。要实现这一发展模式，需要完成三个转变：发展理念由量长转为质增，主要工作由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转为生态环境的治理营造，经济增长点由投资制造业转为教育、医疗等第三产业。与之对应的消费模式转变为：消费需求由量多变为质优，由对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变为对整体生态环境，由基本的衣食变为精神层面的教育、保健等。

本文摘编自“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 项目组主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研究》丛书第四卷《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及绿色消费研究》（钱 易、江亿等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03-052877-3

责任编辑: 马俊  朱瑾

第四卷  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及绿色消费研究

主编：钱 易  江 亿  等

内容简介：上篇内容涵盖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我国城镇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分析、建设目标和任务，以及政策建议。下篇内容涵盖“绿色消费”内涵、我国消费模式现状、发展途径，以及政策建议。专题部分深入地对不同消费行为对资源环境、幸福感的关系等进行了定量分析。

钱易：环境科学与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致力于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效、低耗废水处理新技术，对难降解有机物生物降解特性、处理机理及技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次，国家科技发明奖1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次，部委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5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次。

江亿：能源专家，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目前主要从事建筑节能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国务院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员、建设部科技委委员。主持编写每年的《中国建筑节能发展研究年度报告》，获得两项国家级科技发明奖二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拥有70项发明专利，发表150余篇科研论文。

（本文编辑：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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