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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世界GDP成本战略意义:破解四个“陷阱” 精选

已有 2944 次阅读 2017-1-21 09:36 |个人分类:科学书摘|系统分类:科研笔记|关键词:2016,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研究组,科学出版社,可持续发展,报告,科学| 可持续发展, 科学出版社, 科学, 报告, 2016



有利于破解“气候变化陷阱”


2015年1月19 日,«人类世评论» 杂志发表了题为«人类世轨迹: 大提速» 的文章,研究表明,1950年以来人类活动进入“大提速” 阶段,地球已经进入全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文章通过研究24个全球指标或“行星仪表板”,发现人类活动,主要是全球经济体系,是目前地球系统(地球的物理、化学、生物和人类过程相互作用的总和) 变化的主要趋动力。地球系统在该时期发生改变,如温室气体水平、海洋酸化、砍伐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均发生恶化,且变化的尺度和速度难以估计。人类已经成为行星尺度的地质营力。1950年以后,主要的地球系统变化与全球经济系统的变化直接相关,说明人类在全球层面上对这个星球负有新的责任。

2015年3月4 日,美国人类学协会发布了题为«改变的大气: 人类学和气候变化»的报告: 研究表明,近百年人类对气候变化的作用是巨大的。人类利用煤炭、油气燃料作为主要能源,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大力开垦土地而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这些都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巨大驱动力。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是造成剧烈环境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也将这一时期叫作人类世。

2014 年11月2日,IPCC在丹麦哥本哈根发布« 气候变化2014综合报告» 明确指出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正日益突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气候变化将会增加人类和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的、无处不在的、不可逆转的影响的可能性。

2015年1月15日,«科学» 杂志发表了题为«地球界限: 在变化的星球上指导人类发展» 的文章,称由于人类活动,地球的9个界限目前已有4个被突破,分别为: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土地系统变迁和生物化学循环改变,其中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是“核心界限”,每一个界限的显著改变都将地球系统推入一个危险的新状态,如果这两个极限被持续严重超过,很有可能把地球变成另一个世界。

2015年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到来之际,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发表了题为《科学认知气候关注气候安全» 的致辞,他在致辞中表示,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气温平均每10年升高0.23摄氏度,变暖幅度几乎是全球的两倍,高温、干旱、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增强。21世纪以来,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


2015年4月27日,«自然·气候变化»期刊在线发表题为«全球极端降水和极端高温事件的人为贡献»的文章指出,全球范围内18%的极端降水和75%的极端高温事件可归因于人类活动。研究人员指出,如果人类影响对极端事件造成的损失、成本和死亡的贡献比例能被确定,则政府能更容易对CO2进行定价以应对全球变暖。

2015年12月,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先后发布题为«全球气候风险指数2016»和«气候变化绩效指数2016»两份报告。«全球气候风险指数2016» 指出,1995~2014年,洪都拉斯、缅甸和海地是受极端天气事件影响最大的国家,排名前十名的国家中有九个是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仅有一个(泰国) 是中高收入国家。1995~2014年,全球发生,15000多件极端天气事件,导致超过,52.5万人直接死亡和2.97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气候变化绩效指数2016» 指出,与往年一样,排名第一位到第三位是空白,因为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已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气候变化的危险影响。第四位至第六位分别是丹麦(71.19)、英国(70.13分) 和瑞典(69.91分)。倒数五名是沙特阿拉伯(21.08 分)、哈萨克斯坦(32.97分)、澳大利亚(36.56分)、日本(37.23分) 和韩国(37.64分)。在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十个国家中,德国和印度的气候变化绩效指数表现为“中等”,美国和中国的指数为“差”,俄罗斯、伊朗、加拿大、韩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指数为“非常差”。中国的排名从2015年的第50位上升到第47位。

2016年4月4日,PNAS 期刊发表题为«中国气候和社会经济变化导致热相关的劳动成本潜在增加» 的文章指出,研究发现,1979~2005年,中国高温补贴总成本每年平均为386亿元人民币(62.2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假设21世纪人口增长适中且每个炎热日员工的高温补贴率保持恒定, 高温补贴成本则将在21世纪早期显著增加。到2030年和2100年,每年的高温补贴总成本将平均分别为2500亿元人民币和1万亿元人民币。

2016 年4月4日, «自然·气候变化»发表题为«面临气候风险的全球金融资产的价值» 的文章指出,到2100年地球平均表面温度比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2.5摄氏度情况下,全球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可能受到影响。气候变化会通过海平面上升等方式直接破坏资产,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正逐步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 即使实现控温2摄氏度的目标,处于气候风险的资产价值将会达到,1.7万亿美元。

2016年4月28日,国际劳工组织,、气候脆弱性论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题为«气候变化与劳动力———工作场所高温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工人工作场所的高温,损害了至少10亿名工人的身体健康,减少了工作时间,并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损失1/10的GDP收入。


有利于破解“资源诅咒陷阱”


20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 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该国出口急剧增加,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同时,荷兰原本是以工业制成出口为主的国家,此时却成为以天然气出口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则逐步萎缩,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失,最终在多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到了70年代,荷兰遭受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等诸多“经济病症” 的困扰,经济学家把这种“因富得祸” 称之为“荷兰病”。“荷兰病” 是一种经济“富贵病”,其典型病症就是一个部门繁荣,而其他领域萎缩,特别是造成制造业逐渐衰落、服务业走向繁荣。由于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动效应,以及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下,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一个国家必然身患“富贵病”,进而跌入资源“比较优势” 的陷阱之中。


事实上,“荷兰病” 不仅出现在荷兰,20世纪70~80 年代初分享了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横财以及后来靠开发其他自然资源发财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苏联、墨西哥、挪威、澳大利亚、英国等都出现过类似的“经济病症”。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提出“资源诅咒” 的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完全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从长期经济增长状况来看,那些自然资源丰裕、经济中资源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反而要比那些资源贫乏国家的增长要低得多。尽管资源丰裕的国家可能会由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又会陷入停滞状态,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成为“赢者的诅咒”。从更广义的角度来分析“资源诅咒” 现象会发现,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度” 往往与一系列有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象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竞争力、国家繁荣程度、国家健康等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源是弱者的“诅咒”、强者的“福音”。当今的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等世界产油大国,虽然赚得大笔“石油财富”,但是深受“石油魔咒” 之苦:产业凋零、贫富分化、社会腐败、人民困苦;反观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资源丰富的“强者” 们,则对“资源诅咒” 具有良好的“免疫力”,丰富的自然资源给“强者” 们带来了滚滚不尽的福祉。为什么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给这些“弱国” 换来财富和幸福,反而普遍地遭到“资源咒诅” 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弱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是资源依赖型、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的低级发展模式; 而强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更加高级创新驱动型模式。


俄罗斯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石油更是俄罗斯生命的血液,也是其力量和权力的源泉。但是“石油魔咒” 曾让该国家遭遇了灭顶之灾。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伊戈尔·盖达尔认为,俄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资源丰富而遭遇经济危机的国家,但却是20 世纪因为自然资源丰富而垮掉的一个帝国。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说: “我们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把我们宠坏了,说得粗鲁一点,使我们腐化了。我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能在几十年里一直以粗放方式向前发展。” 近几十年间,一直没有能力跳出“资源诅咒” 陷阱,先后于2008年和当前再次遭遇“资源诅咒” 的惩罚,ꎬ使俄罗斯经济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暴露出俄罗斯经济的脆弱性。


2005年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等警告,石油等资源财富最终可能弊大于利,担心俄经济可能因此丧失竞争力。俄罗斯议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2005年6月7日更是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已经感染上了“石油艾滋病”。2007~2008 年,俄罗斯已经感受到了油价暴涨为国民经济带来的“荷兰病” 先兆: 高油价将投资过分吸引到石油领域,加剧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降低加工工业发展潜力。同时,巨额的石油美元收入和因此带来的巨大贸易顺差,使本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抑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2014年源于“克里米亚” 危机,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加之新一轮的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引发俄罗斯卢布疯狂贬值,经济和金融濒临崩溃,俄罗斯再一次遭遇了“资源诅咒” 惩罚。事实上,2009年以来,随着国际油价上涨,俄罗斯又逐渐走了经济复兴之路,但是,由于过度依赖石油等能源,既导致俄罗斯经济体系更加外向型,又牵制了俄罗斯经济中非能源产业的发展,使俄罗斯经济体系难以完全有效对冲国际油价“过山车式” 暴跌暴涨。到2013 年,作为“金砖国家” 的俄罗斯经济内生性衰退风险“资源魔咒” 就已凸显: 石油和天然气约出口占俄罗斯总出口收入的2/3,对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来说,国际油价至少需要维持在每桶100美元,才能实现政府预算平衡。


2014年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数据显示,若维持俄财政收支平衡,原油价格需达104美元/ 桶,而维持在,110美元/ 桶以上,才能对俄罗斯增长做出正的贡献。此轮石油价格暴跌,让很多俄罗斯人感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幕或许正在再一次上演.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中日特鲁合夫表示,“为了让苏联破产,美国30年前就故意让油价下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表示,阴谋随时都在上演。如果油价继续维持在每桶80美元左右太长时间,全球经济可能会因此崩溃。” 2015年2月1日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称,较之美欧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更为不利影响的是国际油价的下跌。据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估算,制裁影响和国际油价下跌带来的总损失约为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其中“由制裁引起的损失约为400亿~500亿美元,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油价的下跌”。


俄罗斯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资源诅咒” 的惩罚,警示中国在“新常态” 下,必须尽快摆脱依赖“要素比较优势” 的发展路径,以“创新驱动” 和“发展质量” 的双翼,来认识、适应和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最突出的三大要素禀赋优势是: 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和土地矿产资源,这三大资源优势吸引国际资本把劳动密集型、高耗能型、重污染型以及简单加工组装型等制造业迅速转移到中国。短短20年内,就塑造了中国“世界工厂” 的国际地位,GDP已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最大货物进出口国家、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世界第一大外资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这是过去长期固守静态“比较优势” 发展经济而产生的一种广义“荷兰病” “资源咒诅” 的病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抛弃静态“比较优势” 观,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战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以科技自主创新,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战略产业制高点,以自主创新发掘增长“元动力”,用创新提升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有利于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年度报告«世界发展报告» 设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标准,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种类型: 高收入国家(地区)、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和低收入国家(地区)。2010年8月世界数据显示,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 和“偏上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的标准是996~3945美元,偏上中等收入的标准是,3946~12196美元。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中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由于无法顺利实现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发展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衰退和不足,出现经济增长长期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始终难以突破1万美元大关.其主要原因是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亚洲发展银行在«亚洲2050: 实现亚洲世纪» 报告中,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为“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出口制造端竞争,并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创新端竞争,这些国家无法及时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资源驱动型增长转变为生产力驱动型增长”。

从世界范围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其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加上对社会公平公正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最终掉进了“陷阱”。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如,有关统计分析显示,截至2011年,拉美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者高达28个,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 已平均滞留37 年,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最典型、最密集的地区,其中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同样,东南亚的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国际经验显示,“中等收入陷阱” 并非不可避免的,几十年来,世界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如,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 美元。从日本、韩国等国成功的经验来看,其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条是,紧紧抓住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通过实施“技术立国” “技术驱动” 等创新驱动发展,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 到自主创新的转换。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最致命、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贫富悬殊,财富鸿沟拉大,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 ~0.66,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50%以上,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

2013年中国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如何尽快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是经济发展动力需要尽快升级换代,及时更新“知识技术代谢”,真正做到“吐故纳新”,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路线图”;加快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以及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创建开放健康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提高国家创新效率效益,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用自主创新培育新兴产业,用自主创新抢占产业制高点,用自主创新发掘增长元动力,用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二是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实现绿色包容增长。市场经济是一个“损不足,补有余” 的“正反馈” 系统,如果没有政府“有形之手” 对市场“无形之手” 予以干预、约束和调控,市场系统必然偏离均衡,日益失衡失调,直至崩溃毁灭。因此,要正确处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ꎬ 充分发挥“无形之手” 和“看得见的手” 的作用,坚持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有利于破解“福利透支陷阱”


“福利透支陷阱”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 违背了“量入为出” 的基本法则,整个国家寅吃卯粮,政府靠赤字、负债支撑社会福利,为国民提供了远非政府财力能够负担的社会福利。由于这些福利大餐太多、太高,压垮了财政,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导致窟窿越来越大,陷入恶性循环,最终酿成债务危机。在欧洲,各国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一般占GDP的比重约30%,如,瑞典为38.2%、丹麦为37.9%、挪威为33.2%、法国为34.9%、德国为33.2%。这种“从摇篮到坟墓” 的保障体系大大提高了居民生活品质,但是,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为了维持高福利而不得不举债度日,福利透支模式的生活方式可能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深陷债务泥潭、金融困境和经济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尤其艰难,近半世纪以来为欧洲人所骄傲的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勿庸否认,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普遍推行的高福利分配模式和高标准社会保障体系,是造成国家长期、巨额的财政赤字的重要推手,也是引爆债务危机的“导火索”。2013年9月17日,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费迪南德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年度演讲,宣布荷兰将告别20世纪的福利国家。国王在演讲中说,荷兰20 世纪下半叶的福利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荷兰为缩小财政赤字,必须对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这样的改革需要荷兰人拿出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实现。荷兰必须建设一个“参与社会”,荷兰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将来承担责任,共同创建一个社会与金融的安全网,而不是一味地向财政要钱。

2013年12月18日,迈克尔·布隆伯格以纽约市长身份发表“告别演说”,回望他领导纽约12年的历,也提醒继任者确保这座国际头号大都市继续繁荣下去。布隆伯格表示,虽然民众都想挣更多的钱,交更少的税,但一座城市的财政收支却必须要保证“可持续性”。他说: “飙涨的退休金和医保负担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严重影响了政府提供有效社会保障的能力。今天的福利成本无法持续至下一代,而这将对我们的市民、对下一代、下下一代都造成真正的伤害。”彭博社称,纽约的退休金财政支出从布隆伯格上任时的每年15亿美元,飙升至2013年的82亿美元。美联社称,自底特律宣布破产以来,许多城市的市长都在推动公务员退休金改革。


“金砖国家” 巴西2015年通胀率高达9%,货币贬值超过50%,GDP增长萎缩3.8%,财政赤字也超过国际警戒线。从昔日“金砖明星” 陷入今天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困局,其过度透支社会福利难辞其咎。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民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公立教育以及高额救济金、养老金和退休金可以说巴西人拿着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享受着发达国家的待遇。与巴西人的平均工资相比,退休金相当于以往税后收入的97%,远远高于OECD国家69%的这一平均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政府为支付退休金而承受的财政负担日益严重。左翼政府为了获得选票、拉拢穷人,通过“家庭补助金” 计划等各种福利增加社会开支,将穷人拉到中产阶级队伍中,2012年,巴西中产阶级人口规模占比达到53%,但是,“53%的中产阶级” 是有很多水分的,是依靠过度透支福利换来的“面子工程”。


目前,虽然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并不算富裕,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比还很穷,仍须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情,必须高度警惕“福利透支陷阱”,要防止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陷入“高福利陷阱” 的覆辙。今日美欧等西方富裕国家纷纷落入“福利透支陷阱” 之中,也让这些国家患上“财富病”,侵蚀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动力,逐渐变得“不会劳动” 了。对于尚未富裕起来的中国,更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以此为鉴、引以为戒”。历史告诫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只有崇尚劳动、去奢戒贪、见素抱朴、以俭养德,才能兴旺发达。反之,以资为本,鄙视劳动,骄奢淫逸,贪婪腐化,必然是“惩罚劳动者、奖励寄生者” “惩罚生产者、奖励消费者” “惩罚节俭者、奖励奢侈者”,其结果必然是财富挥霍远远超出财富创造,国家负债累累,最终走上衰落、破产和崩溃的不归路。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历史和现实警醒我们,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自强不息,越要自我革新,千万不能骄奢淫逸,千万不能精神懈怠。




本文摘编自《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研究组编著《2016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李敏、李晓娟,2017.1)第二章内容,略有删节改动。





ISBN:978-7-03-050228-5


《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是我国首发的第一份针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科学与行动的专业研究系列报告。《2016 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全书以“世界发展质量”为研究重点,提出 GDP 质量 “是国家发展的 ‘第一质量’、是国家财富的‘第一表达’、是可持续发展的 ‘第一要求’”。报告首次提出了世界GDP成本指数及其核算、世界GDP质量指数及其生成,对传统财富到可持续财富的逻辑转化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了世界可持续财富计算函数,力求完善现有的世界财富表征方法。报告提出了全新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计算了全球192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运用独创的理论与方法制定了可持续能力的“资产负债表”,明确指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


(本文责编:李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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