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回复高考的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不由自主地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生于1956年，是属于长身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遇到文化大革命，就业升学遇到上山下乡，人到中年遇到下岗改制的一代。我1963年，我上了小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不正常了，学校也不能幸免于难。1973年高中毕业，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的我们确成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两年后，回到了城里，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也有大学，但是要进大学不是靠考试而是靠推荐。我自觉没有任何可以被推荐的资本，到了工厂以后，就准备努力学术技术，安安心心做个工人。在工厂我是钳工，是工厂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那时，我能用一把锯子和锉刀，用一块铁皮配出一把钥匙来。就这样在工厂一呆就快三年，时间来到1977年。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四人帮“被粉碎了，邓小平重新出山，做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教育和科技。在他的主导下恢复了高考。有一天，一位工友和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将信将疑心中却泛起了涟漪。很快传说变成了现实，高考真的来了。全国人民群情激奋，我和众多有志青年一起投身到了复习备考中。真正开始复习，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之一代人的影响之大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小学四年级及初中，上课就是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兼顾学工学农和围湖造田（当时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埔仁，决定把滇池的草海抽干用于粮食生产）。在初中勉勉强强补完了小学的课程就来到了高中。如果说在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我还有所收获的话，还要得宜于1971-1972一段短暂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那个时候也是邓小平负责国务院的工作，学校的老师开始教学生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后来回想起来，这一年的回潮，对于我后来能够考上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高考备考后我才发现说起来是复习，不如叫自学更恰当一些。在中学缺下了不少课程，有些课程更是系统性缺失，整个力学对我来说就是一片空白，以至于我后来远离和物理有关的所有学科。那个时候全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高涨，而教材、复习资料和课堂空缺缺乏。我记得为有消息说新华书店卖一套文革前的高中教材，许多人连续几天在新华书店门口守候，终于有一天真的卖书了。排队买书的队伍从南屏街的新华书店排到了百货大楼的副食品商店。我也加入了排队的大军，在新华书店排了大半天的队，仅买到了《高中化学》和《高中物理》。这个情节和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表现得一模一样。有的人没有买到书，甚至手抄教材，我就借到过手抄的教材。经过2个月备考（自学），1977年10月我踏进了考场，在失望、懊恼和绝望中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高考。大约2个月后结果出来了，我居然进入了体检线。那时候，报自愿是在考试之前。由于对高考没有任何认识和概念，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一堆，自己所认为的好学校。第一次的高考尽管进入了体检线，但是最终没有被录取。

当时我们的工厂有三位工友铁了心要考大学，我们三位都进入了体检线也都没有被录取。其中的一位工友就是后来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王益，不管他后来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当年的王益真真切切地是一位奋发向上的有为青年。他当年仅仅是初中毕业，但是已经自学完成了《许国樟英语》（后来王益考上了北大）。第一次高考虽然没有被录取，进入体检线还是给了我们不小的鼓励，下定决心再考，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复习。尽管那个时候工厂的上班并不正常，但是我们仍然不敢不去车间。那个时候高考的相关表格中还有政治表现一栏，我们都担心不上班，“政治表现”通过不过。那个时候车间的师傅都很照顾我，活干完后就让去复习，考试前我才向厂长请了一星期的假，做最后的冲刺。第二次的复习的时间要长一些，许多的课程通过自学也逐步的补了上来，自信心也逐步的回来了，1978年夏天又进入了考场。这一次除了英语以外，其他的学科感觉都比较好。我至今记得当年物理的最后一道试题是一根铁棒自由落地切割磁力线，要计算产生的阻力。这道题在我排队买来的《高中物理》有，只不过在课本中是从斜面下降，先要通过勾股定理计算斜面的长度，而高考试题中更简单一些，直接省去了这个步骤。那个的中学也教英语，但是先教喊口号。那个时候，我说得最溜的英语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我在选择题中，统一选了A，结果得了21分。好在那时英语仅仅是参考,不进入总分。我们三位工友都在昆明铁三中的考场，在考试前，我们约定不对答案，不相互打听结果。考场前相互对答案问结果的考友极多，这个对后面的考试影响极大。我们同一考场的考友和别人对了几道题的答案后，就嚎啕大哭，后面的几场考试就没有见到了她的身影。

在焦急的等待中，迎来了放榜的日子。我所云南省粮油机械产隶属于昆明市盘龙区。盘龙区教育局用大红色将进入录取线考生的名字抄录在一张大红纸上，然后贴到教育局的外墙上，很有几分金榜题名的味道。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短信，更没有微信，就连打电话都很困难。这种大榜题名方式加上口口相传，大概是最有效地传播方式了。我放榜那天我挤进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盯着大红榜看了又看，终于找到了我的名字，仍不敢相信，揉揉眼睛又看了一遍，没有错是我的名字。以后每天下班我都会特意绕路到那个大红榜跟前去看看，生怕我的名字会从那个大红榜上不羽而飞。那一年我考了320分，超过了当年重点录取线40多分。有了第一次的教训，我比较务实地报了云南大学。我们一起备考的三位工友，王益考上了北大，另外一位工友考上了云南中医学院

经过焦急的等待，我终于拿到了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的录取通知书是寄到我所在的工厂。我拿到录取录取通知书就傻眼了。我的名字是“周浙昆”，录取通知书名字是“周哲坤”，三个字中只有一个是对的。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找到了云大，因为怕另生事端，只敢改一个字，告诉云南招生办的老师说“坤”字错了是“昆”，当时招生办的老师也就把我录取通知书的名字改成了周哲昆。拿着这个名字错了录取通知书，我居然也办通了所有的手续（包括转户口）。我在云大的档案和记录应该还是周哲昆。直到我考上研究生后，才又将名字改回为“周浙昆”，至今大学的同学许多还把我叫做周哲昆。

之后，我又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考试，考硕士、考博士、考出国留学生，考副研究员，研究员等等。但是没有一次有四十年前高考那么的刻骨铭心。那是一场彻底改变了我人生轨距的考试。人生很多时候并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赢在转折点上的。在那个时候，只要有稍微的松懈，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轨距。我所在工厂90年代就破产，绝大部分工友成了下岗工人。这大概也是在我今后的人生中一直不敢懈怠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