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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猪倌生涯 精选

已有 7580 次阅读 2018-5-3 08:36 |个人分类:人生感悟|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农场, 养猪

 

我的猪倌生涯

 

197512月下乡两年后,经贫下中农推荐,我被招收到“云南省粮油机械厂”做工人。那个时候尚在文革中,虽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我们工厂的革委会主任,是造反派起家,只记住了这句的话的前半句,厂里没有什么生产任务,大家都去“闹革命”去了。然而,无论是抓革命还是促生产,大家都得填饱肚子。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粮、油、肉等全面短缺,为了弥补副食品供应的不足,许多单位都办农场,养猪种地,我所在的单位也不例外。刚到厂里报道,我们就被派到了农场。

 

厂里的农场在昆明西山的西坡,农场的主要任务就种包谷,种菜和养猪。农场养了几十头猪,种出来的包谷也主要是用于喂猪。猪出栏宰杀后或送到厂里的食堂或分给大家改善生活。农场有少数几位固定人员,其余都是各个车间轮流派来的工人。我刚从农村来到工厂,却又回到农场干起了农活,但是和在农村相比,这里的农活要轻松了许多,大家都不在乎收成,可是唯独那几十头活物不能怠慢。这些家伙一到饭点,齐声叫唤,让人不得安宁,每天打发那几十位大爷,就成了农场的主要任务。我刚到农场的时候,是被分配去种包谷的。一次一位喂猪的工友休假,让我去顶班。之前我烦透了这些大爷们的叫唤,我去侍候他们的时候,早早就为它们准备好了餐食,一到饭点就让这些大爷们用上餐。我干了几天以后,大家突然发现,这些大爷们安静了下来,于是乎我被固定在了喂猪这个岗位上。

 

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一个固定的老工人,一位就是我。在农村我干过几乎所有的农活,在农场在这个老工人的带领下,我又干起了养猪的活计。这项工作说起来也很简单,每天早晚各煮上两大锅猪食,然后再把猪食送到猪圈,待猪吃完食后,清扫一下猪圈。那位老工人,见我为人憨厚,干活不偷懒,休假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长,最后竟放心大胆地将整个猪圈交给了我,我也就成了仅比“弼马温”低N级的“弼猪温”。

 

我接手这项工作后,就发现这些猪儿们其实是很讲道理的,并不无理取闹。他们通常在1130开始哼唧,但是声音不大,过了12点还不能开饭的话,哼唧声就变成了吼叫声,如果此时再不开饭的话,吼叫声就会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农场谁也不得安宁。吃饱喝足以后,猪儿们就开始午休,不再哼唧。把握了这个规律以后,我每天按时让猪儿们开饭,他们自然也就不再叫唤。另外,我发现猪其实很爱干净,由于条件有限他们的卧室和厕所都在一室,但是他们在睡觉的地方和入厕的地方是严格分开的,如果能够为他们每天打扫,就可以容易地保持猪圈的干净。这对于刚从农村上来,干惯农活的我来说这也不是难事。


另一项工作稍有技术含量,这就是按猪下菜,给不同生长阶段的猪,不同的伙食标准和待遇。对那些正值正在长身体的猪,不能让他们吃得太好,要少喂精粮,多为粗粮,不能让他们过早发胖,要让他们先把身子骨搭起来。对于“中老年”的猪则要喂好,喂精,让他们膘肥体壮。然而,我对老工人交代的这些“策略”颇有看法。特别是对正在长身体的猪少喂精粮很是不满,那个时候我也正在长身体,很是担心他们把在猪身上获得的成功经验运用到人身上来。农场不缺猪饲料,粗粮精粮应有尽有,为什么就不能公平地对待每一头猪呢?我的猪圈,我做主,在我主管猪圈的日子里,我暗自统一并提高了猪的伙食标准,增加了每顿的精粮,并且公平地对待每一头猪。这样做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我的治理下,猪圈里平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快就到了春暖花开的日子。无论我怎么努力,总有那么几头猪整天叫个不停,寻衅滋事,让我束手无策,不得不去两公里以外的另一个猪圈请“专家”来解惑。这是属于我们农场的另一个猪圈,主要是养母猪和小猪,相当于“母婴室和幼儿园”。小猪从“幼儿园”毕业后,再送到总部喂养。负责“母婴室和幼儿园”是两位“老工人”,据说是有历史问题,被厂里长期发配在农场改造。其中一人当过国民党兵,据说还当过军官,另外一人是个“右派”。厂里把“母婴室和幼儿园”放到2公里以外的地方,多少是有些让这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大家脱离接触的意图。我由于工作特殊,和他们有过不少的接触。一开始我和他们的交流仅限于养猪心得。在一个月中有那么12天他们中其中一人回家休假的时候,我会被去和“母婴室和幼儿园”过夜。一来二去我和他们熟悉了起来,谈话的内容也逐步丰富了起来。当我第一次从那个“国民党兵”嘴里知道“中国远征军”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极其震撼。那个时候我对国民党抗战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一本叫做《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漫画。突然间知道了这么一个天大秘密,我有些不知所措,虽然年少但我仍知道,这是一个不能和任何人分享的秘密。那位“右派”懂英语,对自己的事情闭口不谈,只是偶尔会劝我多读一点书,多学一点本领。当我的猪圈变得不安宁的时候,我找到他们。他们过来一看就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原来有几头小公猪“成猪”了,荷尔蒙让他们整天烦躁不安,必须把他们骟了,并告诉我《云南日报》社农场的李孟北会干这个事情。

当天下午,我就去隔壁农场请来了李孟北为我们骟猪。李孟北不仅会骟猪,还会给猪看病。这一来二去,我们也熟悉了起来,同为猪倌我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共同言语的。李孟北身材高大,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看到他,你怎么也不会和“骟猪匠”联系在一起。有人告诉我他是《云南日报》的总编辑,在农场喂猪已经五年了。知道他是《云南日报》的总编辑,我对他的兴趣大增,从人们的只言片语和相关信息中,我逐渐了解到他因为在《云南日报》上办了一个《滇云漫谭》的专栏,被姚文元认为《燕山夜话》遥相呼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专栏。于是就被命名为“三家村”云南分店的总代表。在文革中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所以他早早就被打倒,发配到了农场喂猪。在喂猪过程中,学会了骟猪,学会了用中草药给猪治病,而且还用这些学会的本领服务周边群众。后来还知道在喂猪之余,他还收集整理的民间流传的谚语,歇后语,之后(1980年)出版了一本《谚语,歇后语浅注》。当时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发生在他身上事情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他身处逆境而不屈服的精神还是教育和感染了我。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多事之秋,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我的猪倌生涯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我记得1976年10月下旬,厂里派了一辆车拉一批猪回去,当人们打开猪圈的时候,发现我喂的猪一头头圆滚滚,毛光水滑,煞是喜人,但是个头都不大,也不知是否与我改变了猪的饮食结构有关。那个时候,大家忙着料理即将吃到的“猪肉”,谁也顾不上追究我是如何喂的猪。我们一行四人搭着拉猪的车回到了车里,同车回到昆明的还有《云南日报》社的猪倌李孟北,那天他在车上特别激动,给我说了一路的话。而少不更事的我,却没有记住这长者说过的话。我上大学后,从报纸上知道他先是官复原职,出任《云南日报》总编辑,后又调任玉溪地委书记和红河州委书记,1983年不幸因病去世,时年58岁。

 

这是一段在我的学生们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经历,当我重新走进教室的时候已经是21岁了,许多光阴已经荒废。有了这些经历后,我常常会在学生们面前喋喋不休地说 莫要辜负了你们现在拥有的大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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