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轮联合国气候谈判开始，媒体报道中就出现了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府官员、环保人士和科学家飞赴到某地，共同讨论碳排放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一些主要与环境科学相关的会议中也会出现，如美国地球物理联盟（AGU）秋季的年会也吸引了全球不少人的参与。去年的参会人数就达到了惊人的24000人，但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超越。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试图理解和保护地球的人为什么要采用这种高碳排的方式来进行呢，他们究竟要做什么？

 针对这个问题，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本月发表了一篇发人深思的工作论文^[1]。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研究了数十年了。世界各国政府也同意限制全球气温变化不超过2°C，这就需要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发达经济体中，承诺2°C的限制就意味着要在1990年排放量基础上减少80%-95%。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国家在1990~2011年间因国际航空排放却增加了53%，其中，学术研究者频繁参加国际会议、项目会议和实地考察首当其冲占了大头。这篇文章以当前专门研究碳排放的研究团体为例进行了分析。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团体在为达到减排目标而付诸努力上更应该以身作则，而不是有什么豁免权。

 作为一个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考虑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未来福祉显然是意义深远的。他们说什么、做什么经常引起大家的关注。一般科学家的任务是“冷静地解释”科学问题，换言之，科学家是传达客观知识的渠道，他们的报告应该是“政策中性”的。许多参与气候科学的研究者认为他们的义务应该超越于此，有责任倡导改变社会的政策和实践。例如，2007年巴厘宣言中，二百多个气候科学家参加了会议，敦促联合国会议的谈判代表关注降低和稳定碳排的问题。最近，许多著名气候科学联名，公开反对Keystone XL输油管道计划，认为其“其建设（运行）与国家和地球的利益相悖”。还有许多研究者主张，要实现减排目标，应从改变个人行为开始，并提出了各种公众参与方法和结构化的干预策略。

 文章认为，气候问题专家的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技术专长的洞察力是一个重要影响，科学家要提出一致性和无偏见的认识，这对于认识知识的可信度显得特别重要。信任也决定于价值观，与社会和人际交往相关，包括对权威人士的诚信认识。对于这个有关个人和社会变革的重要问题来说，这种人际交往属性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诚信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所陈述的信仰与他们对具体问题的选择是否一致。相反，如果缺乏这种一致性，可能被视为虚伪。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的一些代表的确被媒体控诉为“丑恶虚伪”。有人提出一个算法：如果一个气候学家积累的航空里程远远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就可被认为是“虚伪”。

 气候科学家们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境地，因为他们的个人选择不会独立于其专业知识。虽然任何一个科学家的排放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但他们的行为在科学传播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言行的一致性是公众判断减排行动紧急程度的重要筹码。尤其在倡导改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中针对性更强。因此，大家在看的不仅仅是气候科学家们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做了什么。遗憾的是，大量与碳足迹研究相关的气候科学家在空中旅行中占了很大比例。不仅是国际会议，各种国际科研合作也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这种高碳排的研究文化变得越来越普遍。

 Nature撰文建议[2]，不仅仅是气候专家，所有学科的学者都应该看看这篇文章，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而是要深入研究解决方案。随着全球变暖和技术的进步，研究人员应该审视一下他们的碳足迹，问一问是否真的需要前往参加某一个学术会议。碳抵消（Carbon offsets）策略似乎期望通过货币补偿来购买航空排放限额，但是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真正解决问题。碳抵消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早期作为面向未来减少航空排放的过渡机制也许是合适的，然而继续使用这种策略而不是真正减少航班，会导致航空业的持续增长，这不符合2030年后的减排目标。因此，只是购买碳补偿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可靠的补偿市场是很有限的，并不会减少净效应，务实的做法是减少不必要的旅行。

发达国家学术界为了参加这无数的会议、进行国际科学合作以及到偏远地区做实地考察，通过航空旅行的碳排已经超过了其公平份额，航空碳排不断上升。要激励一些新的想法和建立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与信任，虽然通过面对面的会议的确很重要的，但通过开发与使用新的社会媒体和网络平台似乎能让这些研究群体间获得更为广泛的联系。如果科学家们想提高他们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可信度，他们必须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来减少他们花在空中的时间。文章建议，如果研究文化能脱离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会议体系，用更开放的平台同更广泛的受众进行交流，更能体现学术的价值。因此，更多地依赖在线会议和社交媒体不仅可减少碳排放，还可将让科学更具包容性。来自国际研究平台、研究资助者和大学的激励是需要的，同时这也正在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中导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确实需要召开的会议应该尽可能靠近目标受众。因此，这个研究群体也需要建立一个减排路线图来匹配政府的减排目标。

 为了追踪这些碳排放，文章提供了一种统计系统，可让机构来记录“移动时数”并计算最终的排放结果。低碳研究路线图最好能建立简单的监测，文章就是采用了英国丁铎尔中心开发的一个旅行追踪应用程序Tyndall Travel Tracker（TTT）所采集的数据。TTT记录和管理个人的旅行排放，是一个整合桌面web和手机的应用程序【注：在HTML5时代，web-App和Native-App都弱爆了】。这种多平台易转移性和可访问性，让用户简单而透明地直接访问旅行记录，可激励更多用户参与，增加数据的覆盖范围。

 实际上，很多人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在采取适当的行动。例如AGU的领导者，已经开始寻找举办平行会议和在线对话的方式来举办会议，这样可让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参与会议。面对面的互动是有实际价值的，但一些研究人员可能不需要飞半个地球而仅仅是提交一篇会议论文吧。

 这篇工作论文更是敞开大门询问了一些更尖锐的问题。我们知道，牛肉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很高，猪肉和鸡肉略小一些，那么科学家是否有责任停止吃肉？我们是否应该期望他们停止使用小汽车而改用公共交通呢？实际上，这些都是个人选择，学者和其他人一样必须努力克服这些问题。

 其实，任何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研究机构、学术领域或其他行业，其领导者对员工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大学是否可采用一些极端的作法来推行学生素食，据说有些机构就有一个素食日，企业老板为了减少交通堵塞和碳排放，可鼓励他们的员工远程办公。从长远来看，让一个员工购买郊区便宜的房子，然后强迫员工负担通勤的成本，这是否有意义呢？

 在许多层面都有很多解决方案，所有选择可能都需要进行实践以避免全球变暖的最严重影响。许多看似微小的行动其实也是有效的。3月份国际能源机构的报告说，2014年全球碳排稳定下来了，但全球经济却增长了3%，显然这部分要归功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提高能源效率和采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努力。

参考资料

[1] Aclean, green science machine. Nature, 519:261 (19 March 2015), doi: 10.1038/519261a

[2] QuéréCL et al., 2015. Towards a culture of low-carbon research for the 21^stCentury (Tyndall Working Paper 161, March 2015).

twp161.pdf

【未授权发表申明】该文的主要内容被修改后发表在中国气象报/2015年/4月/2日/第003版，题目为：被审视的碳足迹。但该文发表并未得到我的授权，特此说明！（如果记者或编辑曾联系过我，是我忘记了，请提示一下我们交流的邮件时间，或者提供一个快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