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Ivory tower）最早的含义是用来描述新娘美丽的颈项，后来被逐渐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指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大学，研究院正是这种地方。因此，后来象牙塔也用来指大学校园，象牙塔的工作也就是指大学的学术了。躲在象牙塔里其实从来就不受待见的，从鲁迅时代就开始批评，直到现在还不绝于耳。奇怪的是，大多学者们依然我行我素，沉浸在自己精心编织的学术圈内，于是“所有学科都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量化，普罗大众越来越难接近它们”，新美国基金会主席斯劳特如是说。美国人已经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博士项目培育了一种崇尚晦涩难懂、不屑于影响力和受众的文化。然后，在“不发表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终身教职评定制度中，这种排外文化又被灌输给下一代，反抗者往往会遭到镇压或驱逐。

对于许多问题，甚至是公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也不愿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么做很无聊，会干扰自己真正的研究。而且一不留神，他们的某种行为或态度会影响自己的教职评定。他们非常明确，如果学术成功的必备条件是同行评议的出版物，那么那些把时间“浪费”在为大众写作上的是一种自损行为。甚至享有威望的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执行委员会提议，禁止旗下出版物的编辑使用个人博客。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这些与大众严格分离的论文，只不过是希望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给自己的见解编码而转化成的华而不实的散文，这种官样文章藏身于晦涩的期刊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莱波雷称之为“堆积成山的大量微妙知识被一条由乏味的散文组成的大壕沟包围着”^[1]。

在大学里，学术与教学相结合倒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是，我们现在依旧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大学教师视教学为一种负担，因为这与他们的职称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大学对教员的考核最重要的权重依然是有多少论文产出。其实，20多年前，美国教育家、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Ernest L. Boyer）对“教学与科研的讨论”这个主题发起了挑战，并出版《反思学术》^[2]一书，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和思想。博耶认为“学术”不应该局限于基础研究层面，不应仅仅强调“发现”，不应只是一个局限于为基础研究领域的“发现”而服务的概念。为此，他提出“四维学术”概念，将学术分为“探究性学术”（scholarship of discovery，SOD）、“整合性学术”（scholarship of intergration，SOI）、“应用性学术”（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SOA）和“教学性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SOTL）。探究与应用学术是大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综合的学术是形成学科间有机联系的知识体系，而教学学术则是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博耶强调，倘若没有教学，知识的连续性就会中断，人类知识的积累就会面临削弱的危险。没有教学的支撑，学术的发展将难以为继，因此，“要给教学的学术以新的尊严和新的地位，以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我们可称发展到此时的学术理念为“学术1.0”。

传统的Web是由网站管理者主导生成的内容，而随着互联网连接和移动无线接入的发展，网络内容因各用户的参与而产生，借由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形成了现在Web 2.0的世界，以博客、标签功能和互联网社交等新特征为基础，鼓励信息最终利用者进行分享，使得可供分享的资源变得更丰盛，它的飞速发展使互联网的应用更加广泛。借助于网络的发展，人们开始利用Web 2.0那些开放性极强的工具来加速研究工作，因此发展出了“科学2.0”（Science 2.0）的概念。与传统的科研事业相比，这种以网络为根基的科学2.0不但具有更多共同参与的色彩，还可以大幅度提升科研效率。虽然这个概念出现多年了，但其诱人前景几乎与棘手问题一样多，所以多年来并谈不上有多大的发展，特别如何保持科学既开放又不损害科学的原创性，是个很大的挑战。这里，我这里想借用这种方式，来谈谈学术的发展如何从教学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到社会学术（Social scholarship）的，并称之为“学术2.0”。

这里不妨先定义一下什么社会学术。社会学术旨在利用社交媒体的功能可见性（即用户推广、相互连接和用户生成内容）及其潜在价值（即分散的、合作构建的，可访问的和可连接的知识）来改进在学术界完成学术的方式。Cohen（2007）定义社会学术为“一个实践，其中采用社交工具是研究和出版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开放、对话、协作、访问、共享和透明修订的特点”^[3]。社会学者使用社交媒体来发布和互动学术产出，并加入这个话题的在线网络社区。尽管开放通常指开放获取或克服成本障碍得到学术期刊文献，但其含义其实已经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包括改变同行评审系统，模糊文章与数据集之间的边界，提倡公众参与，提高对不同形式学术输出的识别能力等^[4]。

的确，在这20多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广泛影响学术的根本改变和教育学者所做的努力。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强调学习者作为知识的合作者，促成了人们采用社交媒体进行学术活动。典型的社交媒体功能促进个人用户通过概要文件页面（例如显示一些喜欢、评论、建议等内容）进行信息汇总。社交媒体可以促进互联功能，允许他人或新闻的页面的链接。社交媒体功能允许共享用户生成的内容（如照片、评级标签）。嵌入页面的内容可以动态更新，学者可使用社会媒体的例子包括社交网站、维基（wiki）、媒体分享服务、博客工具、微博服务、社会书签、文献管理工具（如Zotero）和展示分享工具（如Slideshare）。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从概念上讲，那些分散的、可访问的和共构的广泛网络用户和资源，为社会媒体的学术实践提供了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价值。在这样的网络共享环境中，“知识”是一种“集体协议”，是结合了他人所经历的事实而表达出来的观点和价值。同样，关联主义（connectivism）将学习看做创建连接和构建网络的过程，似乎与社交媒体实践有天然的联系。知识可被视为培养和遍历这些连接的能力，并能及时获得专业信息。关联主义考虑到了学习过程中非线性和意外网络的效应，其中“转变核心要素的模糊环境，并非在个人的完全控制之下”。

在教学环境中整合社交媒体可能产生新形式的探究、沟通、协作、认定、知识开发或具有正（或负）认知、社会和情感影响。那么具体会产生哪些变化呢？

首先，社交媒体应用于探究性学术会导致混合出版过程：原来需要经同行评审过程的学术工作，进入了一个非正式的社会评审，这个看上去不准确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有与非专业受众进行更广泛接触的机会。这个评审过程中所采用的社交媒体工具可分为两种形式：显式评审和隐式评审。在显式评审中，学术工作是公开可访问，并邀请读者进行仔细检查，评论或者打分。例如，生命科学研究者最近使用Twitter评论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宣称已经发现了一种预测人类寿命的基因。通过这种显式的公共同行评审，很快发现该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有问题。社交探究性学术也进行隐式评审，由元数据（如标签、书签、收藏、转发、页面浏览量、下载数目）来认定这个工作影响力的程度；然而，实际的挑战是一些反馈可能过于肤浅、无关紧要的，或者故意误导和贬损的。元数据也可能是隐式评审不精确的指标，特别是人们来有意“玩弄系统”时，可能收藏或下载一些内容，但从来就不准备阅读。此外，实现社交探究性学术，建议修改数据收集、分析和报告的规范，增加透明度和数据共享。这种修正与美国和欧洲计划增加公众获取科学研究（包括数字数据和同行评议出版物）的步调是一直的。然而，在社会媒体允许的空间出版学术文章，会改变作者对其所发表内容的控制权。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中的文章目前逐渐在提供社会阅读的选项，如高亮显示、社会媒体评级和链接，这可能会改变被阅读的内容，这个方式有可能无谓地增强，也可能无意中误解了作者的本意。

在社交媒体应用于整合性学术方面，采用社交媒体可推动大规模的数据共享和大数据集，可以在合作、跨学科的团队以及阐明复杂问题上进行挖掘。许多国家和机构都有计划开发大数据网络促进数据访问、新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研究。随着政府使用社交媒体来激励政治参与、生成公民可以查看、操作和混杂数据的在线记录，并提供和收集信息，研究人员可寻找跨学科和跨组织的方法来显示数据和进行文档协作。然而，研究涉及大数据也可能有严重的问题。它过分简化了复杂的人类行为和动机，而将数据进行简单结合时又放大了数据错误，发表匿名数据时可产生伦理问题，能访问大数据和不能访问的人群出现很大的差异。此外，有关数据保密、使用和安全以及存档方面有一些相互矛盾的政策，会阻止一些集成，因为在社交媒体技术出现之前，政府就有了一系列政策，而社交媒体公司也有自己的政策。其他的挑战包括在涉及伦理和保密相关的问题上建立跨大数据项目合作的标准；创建衡量和奖励个人贡献的方法，并定义最紧迫的“大型”挑战性问题，即从大数据大海中捞针。

在教学中结合社交媒体可以促进博耶所倡导的有变革能力的主动学习类型，导致更高的学生参与度与教师知识。老师或他们的见解，发布在公共社交媒体空间，这些通过实践获得的学术不仅可被反馈到教学过程，还培养了一种新的风气，塑造了课堂实践中的协作和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美国的一些教育技术学者最近提倡在基于研究的大学课程中使用Twitter等社交媒体，它可以增加学生对课程材料的参与，增加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帮助学生主动联系一些概念和具体应用。社会分析——研究、筛选和分类社会媒体内容的自动方法（如TweetReach）可以帮助这样的学者用社会媒体研究和改进他们的教学，可以挖掘学生的想法、他们发现的有趣问题和其他在线内容。

基于上述的这些问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Greenhow和Gleason近日写了一篇文章“社会学术：反思社交媒体时代的学术实践”^[5]，讨论了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将如何反思学术？我们应该如何构想社会学术？文章同样对博耶四维学术的原始框架，探讨了各个维度，通过社会学术价值和社会媒体的视角进行重新分析，并作出今天可进行的设想。另外，学者在社会学术中应扮演什么角色，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会面临哪些挑战？一些调查认为，学者们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正在使用社交媒体，而另一些报告则指出，教师不愿将社交媒体整合到他们的教学实践中。调查发现，经常使用社交媒体将帮助科学家宣传他们的研究结果、讨论一些新的发现，并吸引更多的受众。未来的研究人员必须学会如何在网上呈现自己的研究。作为即将到来的研究的一部分，他们调查了1600名美国和加拿大教员，发现有15%的人使用Twitter，28%的人使用YouTube，39%的人使用Facebook进行学术活动^[6]。研究得出结论，更多的科学家应该在他们的工作中使用社会媒体。虽然如此，但作者目前还并不看好科研人员利用社会媒体的趋势能有多大的扩展，因此呼吁将社交媒体的指标添加到评定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大学可以考虑替代方法评价学术产出并评价其影响力。研究表明，传统的学术指标（即Web ISI科学引用计数）并不利于教育技术中的学术，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者，而替代措施（如谷歌学术）也还不能完全胜任这个工作。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可对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权威的模型或更全面的学术影响力评估。
 

参考文献
[1] 纪思道：教授们，别躲在象牙塔里！（http://www.guancha.cn/Nicholas-Donabet-Kristof/2014_02_24_208176.shtml）
[2] Boyer, E. L., 1990.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3] Cohen, L., 2007. Social scholarship on the rise. Retrieved June 5, 2008, from http://liblogs.albany.edu/library20/about.html
[4] Willinsky, J., 2006.The access principl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5] Greenhow, C. and Gleason, B., 2014. Social scholarship: Reconsidering scholarly practices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5(3): 392–402.
[6] Nature 508, 557 (24 April 2014) doi:10.1038/nj7497-55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