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的一世情缘 （3）

 （三、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寻梦）

篱风 

三、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寻梦

我祖籍山东黄县，生于沈阳，而后在长春长大成人。

黄县是秦朝实行郡县制时所设置的县治，是中国历史最久，最古老的县治之一。可惜在20世纪80年代，为发展沿海城市，这里撤县立市，改称龙口市，用以往黄县治下的龙口港的名字做为新建城市的市名。

这是当代中国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发展当下社会经济的一个典型案例。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蓬莱、黄县一带，是我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母亲年轻时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办的识字班。在识字班，母亲不仅学习了文化课，而且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抗日歌曲，深受抗日救国思想的熏陶。

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除了极少数较为富裕的家庭能够供子女上学读书之外，绝大多数的平民都一字不识。就这样，天资聪明秀外慧中的母亲，不仅成了当时十分少见的能够“识文断字”的知识女性，而且在八路军识字班的文化熏陶之下，形成了强烈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的政治意识，心中充满了对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新社会和新中国的向往。

母亲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当时在山东乡下只能看得到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至今都无法想象，母亲作为一个深受传统礼教束缚的女子，怎么会对当时被视之为“闲书”的文学书籍怀有如此的酷爱与热情，在操持一个传统家庭的家务的同时，竟然通读了当时所能够搜集得到的所有文学作品。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总是一边手里忙着家务，一边教我吟诵古诗词，给我讲述《红楼梦》、《西厢记》、《窦娥冤》、《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游记》等文学故事。有时候，也会一面回首往事，一面教我唱她青年时代在八路军识字班学唱的抗日歌曲，诉说当年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对精神自由的人生追求。

时至今日，每当我思念起对我疼爱有加的母亲，儿时母亲教我背诵古典诗词，讲述文学故事，教我学唱抗日歌曲，以及教导我做人的道理时的那种专注的神情和那双明亮的眼睛，总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就这样，我平生最初的文学意象，人生理想，价值理念，精神诉求，连同对人的最初的认识，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来自课堂，而是源于儿时与母亲心灵的沟通与情感的互动，尽管当时所有这一切对年幼的我都还很模糊，很朦胧。

人生如梦，倏忽百年。

迟暮之年，蓦然回首，倏然发现了一个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久远的事实——母亲，就是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母亲，是我文学志趣与人学意识最初的启蒙导师。而当年我陪母亲烧火做饭的灶台和缝衣补袜的床头，就是我与文学这一世情缘的“历史起点”。

儿时的记忆，总是那样温馨，令人心醉。

当年，家里收藏有一整套上海天马烟草有限公司印制的卷轴年画。这套古色古香，温润典雅，印制精良的年画，画面的题材全部取材于《红楼梦》、《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二十四孝》等古典文学故事。每年大年三十这一天，父亲无论多忙，也要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张罗，带领我们兄弟姊妹郑重其事而又恭恭敬敬地把这套年画张挂在四壁。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家里这一年一度的春节盛事，于我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学而时习”，“温故知新”的文学熏陶。

稍大以后，母亲和父亲稍有空闲就教我们兄弟姊妹唱《孟姜女》、《苏武牧羊》、岳飞的《满江红》和陆游的《钗头凤》这几首古曲。古曲那悲壮苍凉的曲调，忧伤哀怨的旋律，连同古曲倾诉的悠悠往事，交织萦绕，编织成深埋在我心底的第一根爱国爱家的心弦，也是我此生最敏感，最脆弱的一根情感之弦。

家国情怀和“文以载道”的文学道统，是我们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代人共同的底色。而最初在我心中为这一底色涂上浓彩重墨的第一笔的，就是母亲和父亲共同在家中营造的这种文学气息浓厚的文化氛围的熏陶。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们这一代人既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见证了激情燃烧过后的一片灰烬，遍地狼藉的动荡。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似乎永远依循着一个永恒不变的旋律流转：伴随激情的，是动荡，而尾随动荡接踵而至的，必然是不堪回首的艰难时日。

少年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是“钢元帅升帐”和中小学生也全部参与其中的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不过那些在学校操场上胡乱用砖瓦搭建起来的“土高炉”“炼”出来的东西，究竟是钢，还是毫无用处的炉渣就只有天晓得了。

“激情”喧嚣过后，终日的饥肠辘辘便不期而至。于是，整日里望眼欲穿的对吃饭时间到来的企盼，就成了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记忆，尽管即便到了开饭的时间，也并不意味有多少像样的食物可吃。

人的记忆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无论如何艰难的岁月，一旦成为往事，就像被一根无形的魔棒点化般地一瞬间就变成了无比温馨的回忆。

这根魔棒，就是情感。无论记忆本身有多么残酷，可是藏身在记忆中的情感，都会不动声色地，悄然把它改变为对流逝的时光的眷恋。

于是，那个物质极端匮乏，在生死边缘上擦边而过的少年时代，仍然给我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这些早年的人生记忆，不但使我与文学的情缘不断加深和强化，而且直接把我此生的命运与书和图书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成年后母亲曾告诉我，早在懂事和记事之前，我就表现出对书本和字画的强烈兴趣，不知道这究竟是天性的缘故还是母亲的影响。

我自幼对字画所怀有的这种莫名的情愫，溢于言表。一切用文字记载和图画表现的东西，都是我的“真爱”。打扫房间时，每当看到散落在地上的书报残片，我总要小心地拾起，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迹，然后把它作为自己的“藏书”珍藏起来。

这样，读小学之前，我就能够很流利地阅读哥哥姐姐的语文课本，到读小学时，我已经开始养成每天阅读报纸的习惯了。那时，家里常年订阅三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参考消息》。

每日读报这一习惯，一直伴我终生，即使在生存条件十分艰困的上山下乡时期，也没有真正中断。

家中父亲的藏书几乎全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文集》、《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类马列经典，见不到文学书籍。即便如此，那些大部头的典籍仍然对我充满诱惑。

从小学四五年级起，只要父亲不在家，我就翻阅他的藏书和学习材料，尽管是囫囵吞枣，搞不懂那些艰涩的文字究竟表达些怎样的思想。

家里的藏书终于满足不了我广泛阅读的渴望，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图书馆。

当年长春市南关区图书馆那间并不宽敞也不够敞亮的阅览室，曾留下我年复一年，流连忘返的足迹；而长春市图书馆和吉林省图书馆，则是我心中的圣殿。每次去那里“朝圣”，那醉人的书香和静谧典雅的文化氛围总是让我陶醉不已。

在图书馆的书林学海中漫游，使我一次又一次忘记了难忍的饥饿，完全沉浸在这个用全人类文化遗产构筑的精神圣殿所给予我的精神愉悦之中。

就这样，命运之神不仅在冥冥中为我确定了我今世今生在人世间生存的社会方式，也确定了我与文学这一世“情缘”个性化的人格特质与“发展模式”。

当时正值青春年少，不知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鲁莽，还是“无知者无畏”的不知天高地厚，不但囫囵吞枣地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的著作，还广泛搜读了世界文学名著。从此，我的知识视野与文学情缘从中国走向世界。

当年那些大部头的世界文化经典和世界文学名著对我来说，有如天书，根本就谈不上“阅读与理解”，但蕴含其中的精神与文化魅力，却令我无法抵挡，欲罢不能。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每当回想起当年面对书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文化典籍时的那种内心的冲动，依然令我激动不已。

正是当年这些我看不懂的理论与文学经典，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悄无声息地滋养了我的心智，陶冶着我的情操。

《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阿凡提的故事》、《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洋葱头历险记》、《大林和小林》、《小布头奇遇记》等经典少年儿童读物，给予我人文的启蒙，引发了少年时代的我对真善美和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的美好憧憬。

《十万个为什么》、《幽灵岛》、《水晶洞》、《女皇王冠上的宝石》、《艺术的控诉》、《中国历代诗歌选》、《中国历代散文选》、《外国文学作品选》等一部部优秀读物，不仅使我萌生了对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的广泛兴趣，而且朦胧地感受到人世间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较量以及这一较量的险恶与残酷。

而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人间》、《我的大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姊妹》、《1918年》、《阴暗的早晨》，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世界文学名著，则让我开始了对人性、人生、社会变迁和人类命运的思索，尽管当时的思索难免其必然的幼稚与浅薄。

当年翻阅的那些文化典籍和文学经典，如今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一片叱咤风云气象万千的恢弘意象，具体的内容与细节，大都已伴随流逝的时光而随风飘逝。不过，有两位思想伟人和文化巨匠的思想精髓，却在我年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他们使用的那些典雅艰涩的文字实在令人难以卒读。

马克思关于人的劳动是一种“自由”和“自觉”的活动的定性，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完善与发展的论述，关于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论界定，以及“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的条件”这一言简意赅的科学结论，深深地铭刻在我少不谙世的心中，构建了我此生人文精神与价值判断的圭臬。

别林斯基的“艺术是形象思维”和“熟悉的陌生人”这两个文学命题，他关于诗人不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的思想，则在无意识之中，成为我平生文学寻梦的指南——“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初中毕业后，适逢文革，随后便在伟大领袖“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然而,到了“广阔天地”之后不久我们便发现，不但“大有作为”毫不现实，即便当下的生存都分外艰难。我们唯有遥望故乡，“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在举目无亲，前途茫然之中，文学梦的寻梦之旅自然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于是，每每读到屈原的《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总要悲从中来，“独怆然而泣下”。

1976年一月八日，全国人民崇敬和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四月份，我赶在清明节之前完成了一组痛悼周总理的诗篇寄往北京。由于时间久远，这组以《五月花——鲜花一束祭总理》诗稿的全文已经淡忘，只有“子规泣血祭总理，化作春来五月花”这两句诗句珍藏在心底。

就在那一年的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和缅怀周总理为主题的群众集会活动。可是这一悼念活动竟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紧随其后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与这一事件有牵连的人员。我由于写了那组悼念周总理的诗篇而被暗中调查。一位心怀正义的知情人，通过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让我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作为一个缺乏历练，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惊恐之中，将自己多年的日记连同在日记中撰写的数百首古体诗词和现代诗歌作品付之一炬，以减少可能的无妄之灾。

如今时过境迁，激情不再，当年这些被销毁的作品，再也不可能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了。“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今天记述四十年前这件文学寻梦的往事，既是对当年那场举国痛悼的国殇的追忆，也是对在那浮云蔽日的荒诞岁月化作一缕青烟的诗词作品——承载着自己的文学梦想和记录那段年轻生命的数百首诗稿的沉痛哀悼。

痛定思痛。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年轻一代，更希望我们的后世子孙，能够永远告别当年的那种荒诞与黑暗，以及造就这种荒诞与黑暗的愚昧和疯狂。

20世纪末的古老中国，终于迎来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急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并学有专长的专业人才。这样，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念和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政策配套推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11月，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试，从此实现了人生际遇的转折。

大学时代，我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这让我的寻梦之旅似乎看到了展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可是大学毕业后，不知道是命运之神的“眷顾”，还是“历史的误会”，居然不是在文学专业，而是在图书馆，开启了我人生转折之后的职业生涯。

从此，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便成了我躬耕终生的职业园地。

于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三大基本要素——理性、情感、意向之中，理性与情感的纠结与我终生相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