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似在笔者这样年龄的人都清楚地记着：32年前，当中国还没有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那个时候天蓝、水绿、空气好，小河里的水捧起来就能喝；河道两旁是银色的沙滩；农田里没有呛人的农药、除草剂；池塘里有鱼虾，有荷花，夏天蛙鸣一片；多样化的森林随处可见，农村有大树老树甚至古树。当年，中国老百姓完全可以拍着胸脯说：“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教科书上介绍环境污染或者环境公害时，都是用国外的例子。1985年，我从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所在的研究组叫环境保护组。组长是黄银晓副研究员(那个时候的副研究员也是很厉害的，相当于现在的博导吧)，也是我的导师。我的研究方向是城市生态学，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当时能够查的参考资料是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编辑的《生态学译丛》，上面大量发表介绍国外环境污染与防治方面的文章。译丛，顾名思义就是翻译国外的文章，人家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动物、水体、土壤甚至人体健康的影响，但中国科学家不知道如何研究，因为我们没有环境污染问题，当时的环境污染是很轻的。找不到真的研究对象，就模拟气体污染排放，将二氧化硫、氯化氢，氯气，氟化氢等等工业废气，通入特殊的装置里，观察植物受害的症状。后来《生态学译丛》演变成了一级学报《应用生态学报》，这是后话了。

        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概念刚在学术圈中出现，国人是比较陌生的。因此，我们的环保组很吃香，中国科学院专门批给我们一辆212北京吉普车，这在当时是所长的待遇，还拨专款成了了污染分析实验室，测定重金属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是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的，仪器有专门人看管，地下铺的是实木地板，这在困难时期的上世纪70年代末都是非常奢侈的。

        专家们还能够到中南海取样，开一张“此致，革命敬礼”的介绍信，是没有人来收门票的。据说江青很关心环境，问科学家什么样的植物可以抵抗污染，吸收污染物，好在中南海种植。后来，“四人帮”倒台了，有人将这一条翻出来，扣在江青头上，说江青怕死，还编成了相声加以嘲讽。

        笔者在2004年写文章，总结全球的“十大环境污染事件”，用的也都是发生在国外的污染事件。这“十大污染事件”分别是：1930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水本县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1984年博帕尔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这个列表，今天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其实，该说法的最早出处是笔者于1994年在林金安主编的《植物科学综论》上，撰写的的文章《植物对大气污染生物指示与监测研究－回顾、进展与展望》，该书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全球污染事件，是写文章的引子，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重点介绍植物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是一篇综述性学术论文。当然，我也是在文献中查找有关资料的，能够找到的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将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列入 “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过去的文献中很少这样写，我是第一个这么介绍的，因为前苏联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传统的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基本发生在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今，再这些国家已经见不到类似的环境污染事件了。“十大污染事件”都成为了历史，这次该轮到我们了。中国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了严重的退化，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上。许多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已超过教科书上提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盐城饮用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等等，只是中国的学者没有勇气将这些材料写在教科书里去。

        那么，中国环境污染到什么程度了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2007年，我国查明的各类源头废水排放总量2092.8亿吨，废气排放总量637203.7亿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3028.9万吨，氨氮172.9万吨，石油类78.2万吨，重金属（镉、铬、砷、汞、铅，下同）0.09万吨，总磷42.3万吨，总氮472.9万吨；二氧化硫2320万吨，烟尘1166.6万吨，氮氧化物1797.7万吨。

        其中，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和河北省工业污染源数量居前5位，分别占全国工业源总数的19.9%、17.1% 、11.8%、6.1%和5.1%。在产生严重工业污染的行业中，全国有非金属矿物制品18.4家、通用设备制造污染源14万家、金属制品12.3万家、纺织业10.7万家、塑料制品业8.8万家、农副食品加工业8.3万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8.2万家。

        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化学需氧量3145.35万吨，氨氮201.67万吨，石油类54.15万吨，挥发酚12.38万吨，重金属2.43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8.5亿吨，综合利用量18亿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2124.44万吨），处置量4.41亿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1964万吨），2007年贮存量15.99亿吨（其中符合环保要求贮存量12.11亿吨），倾倒丢弃量4914.87万吨。

        农业源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铜2452.09吨，锌4862.58吨。种植业总氮流失量159.78万吨，其中：地表径流流失量32.01万吨，地下淋溶流失量20.74万吨，基础流失量107万吨；总磷流失量10.87万吨。种植业地膜残留量12.1万吨。

        上述数据节录自2010年2月6日新版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这个报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联合公布，可谓数据之权威。然而，从这些枯燥的数据中，我们依然不能了解我国生态环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毕竟统计数据有不全的的地方，甚至一些数据，还会有失真的地方。

        上述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7年12月31日，时期为2007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内容包括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数量、污染治理情况等。从这些普查的结果我们隐约地读出：从工厂烟筒、排污口、矿山、城市消费场所、养殖场、果园乃至农田排除来的各类污染物，已经使得当年我们的“碧水蓝天”成为奢望了。

        “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道德下降了”。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GDP付出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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