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尔文所著的《物种起源》中，有下面几段对物种相生相克（也称生态平衡）的精彩描述(文献出处，中央农业部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讲义------达尔文主义. 科学出版社，1956, pp 194-195)。

 

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不能用同一的斗争来解释，也不能按照字面的意义把斗争理解为相打和争吵。达尔文正确地认为，在自然界存在着有机体直接的最复杂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性，以及一切现象的极其复杂的错综结合。一般地说，有机体并不在任何时候都会相互地冲突起来，一种生物个体的数量是以另一种个体的数量为转移，是以其它属、种、其它动物群的存在情形为转移的。达尔文举了很多有机界各环节相互复杂联系的例子。

 

在英国，达尔文写道，野蜂对于三叶草的授粉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三叶草的收成决定于野蜂的数量。但是野蜂的数量又首先决定于能摧毁它们蜂巢的田鼠的数量，而田鼠的数量更决定于乡村居民所饲养的猫的数量。因此，总结起来，三叶草的收成决定与猫的数量。

 

达尔文观察了英国平原上的石楠。在那些牛群经常吃草的地方，石楠一致保持着凄凉的状态，而在那些禁止放牧牛群的地位，石楠显著地发生了变异，在石楠之中长出了很多松树（在这以前，由于牛群啃食松树的缘故，松树不可能生长）。经过25年以后，这些地区在不知不觉中和放牛的地区大不相同了。除了松树外，还出现了12种新的植物，很多的昆虫以及6种食虫的鸟类。

 

达尔文还举出了有机体在自然界中的另一些复杂的相互影响的例子，如海豹和水獭的相互关系。海豹生活在海洋里，以鲑鱼为食。鲑鱼具有到河里产卵的生物学特性，它是在淡水中繁殖鱼卵的。当鲑鱼游进河流时，它便成为水獭进攻的对象。水獭非常喜欢吃鲑鱼，这个居住在河岸上的凶狠小兽，还吃小鸟，假如海豹的数量增加，则水獭所能获得鲑鱼的数量就要减少，因此水獭就要大量地吃野鸟。野鸟数量的减少，便引起森林中害虫数量的增加，这样就会影响森林的发展；森林的减少和消灭则将会引起气候的显著改变等。

 

达尔文生活的年代是在1809-1882，他出版《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竞争中的物种保存》(简称《物种起源》)的那一年是1859年。达尔文是1831年12月27日至1836年10月2日以博物学家身份（原文译为自然科学家，似不妥）搭乘“贝格尔”号军舰进行环球旅行的，在旅行中产生了进化论思想。旅行结束一年之后，达尔文开始把物种起源问题的观念记在记事薄上，那时候他居住在伦敦，从事修订日记工作，收集和研究进化理论工作。1839年他结了婚，迁出了伦敦，住到离伦敦不远的小镇达温村里，从事研究工作，后来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里。

 

生态系统的概念也是由英国人提出的，这一概念由坦斯勒(A.G.Tansley, 1871~1955年)在1935年提出, 但他观察的生态平衡比达尔文晚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达尔文观察到的生态系统中物种相生相克现象在今天还是大量存在的，只不过这个制约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在笔者做研究生的时候，导师侯学煜先生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生态平衡，而今人们很少说生态平衡了。其实，生态已经很难平衡了，概因为人类对自然界强烈的干扰打乱了平衡，水电站造成河流鱼类的消灭；杀虫剂造成天敌的灭亡；除草剂造成食物链的中断；转基因改变了生物进化轨迹；在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盲目造林；种植单一化的树种，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令人忧心忡忡。如果200年前的达尔文在天有灵，一定会对今天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心痛不已。同样，要是把他放在今天，他观察到的事物很可能不会使他产生物种进化的思想。如他可能会对“害虫”在药物刺激下的进化发生兴趣，会警告人类生态失衡后，下一个灭亡的将是人类。

 

达尔文观察到的“牛与松树”的关系，我们在野外也有亲身体会。我们观察的是“牛与沙地榆”的关系，套用上面的故事完全可以，仅将松树改为沙地榆即可，只不过我们观察的演替时间更快。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自然恢复的沙地榆仅8年的时间，已经长到5米多高了。物种数量由原来的几种已经增加到上百种了。然而，我们的这个发现却被人认为没有科技含量，因为我们对自然界没有做什么，在他们眼里，必须煞有介事地大张旗鼓地在草原上干点什么才是科学，如种树，飞播，打井或建沙障。而我们恢复的更好的草原，他们视而不见。对于这样的苛求，我实在是哭笑不得。

 

在自然面前，人类自作聪明，正在一步一步地朝者背离自然的方向迈进，这是150年前的达尔文所没有想到的。150年前，经达尔文点拨，人类知道了所有物种起源于同一个祖先；150年后，人类开始思考我们在地球上还能够称霸多久。这个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全球变化了，由此引发的荒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下降、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疾病蔓延、粮食危机等等，已对人类生存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

 

我们该怎样发展？出路很简单，回归自然；在自然保护方面，只要给自然界喘息的机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