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与光明日报的冯永锋等记者一起去云南考察，回来后看见他的下文。征得他同意，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冯兄在媒体圈子里属于敢讲诤言类的记者，许多文章发人深思，如大家感兴趣，可上他的博客去看看。中国缺乏讲真话的专家，更缺讲真话的记者，冯兄算得上一条汉子）

在中国呆得时间越长，你越感觉不到中国社会保护环境的诚意。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觉得需要破坏更多环境来让经济变得更好；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只有大力践踏环境，才可能保护经济之舰不至搁浅。好的政策出台并下达的时候，即使是最伤害生态的行为也会被套上这个政策的外衣；而不好的政策下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它的掩护下毫无惧意地迫害生态。

 

 

近期，“四万亿”带来了一系列冲突。有人揪心地看到一场场肉搏战正在上演。出场的一方，大概可以说是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中国自发的环境力量；出场的另一方，是水电、冶炼、资源开发、森林砍伐等各种利益集团或者说中国自发的经济发展力量——自然，也是中国生态的破坏力量。表面上看，是民间环保组织在节节败退，而实际的后果，是几败俱伤，是多败，是中国江河被摧毁，是中国的森林被纯化，是中国的土地都被剥去外皮，是中国的所有村庄都面临泥石流的危险，是中国所有的人，都将继续生活在肮脏的空气中；是中国所有的富豪和穷民，都不得不喝污水。

 

中国所有省市都在以救市的名义出台了大量的投资拉动政策。云南省大概是“四万亿”热潮中最为疯狂的；他们居然设计了高达“三万亿”规模新经济发展规划，几乎所有的都是水电开发、矿产开发、土地转让、木本油料作物种植这类毫无“聪明内涵”、根本不需要脑子就可开发的项目；在所有的疯狂中，准备把云南所有江河都剁成小段的水电开发，又是最为疯狂的一类；为了让疯狂不太显眼，有关方面把水电打扮成了“清洁能源”，打扮成了“致富当地百姓的能源”，打扮成了“生态保护项目”。

 

2008年12月27日，在小雨夹着的大风中，我们站在六库电站小沙坝移民形成的“新农村”里，在村委会对面的一堵墙上，贴着六库电站的环境影响报告的简本，上面号召“公众”参与提供意见，时间期限是从12月15日，至12月26日。

 

一个年轻的村民走过来，我问他看过这个报告书没有，他说，我们农民都不识字，识字的只是干部们，我们都不懂这纸上说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怎么可能提出什么专业的意见？

 

接下来的信息更加的催人心魂魄，金沙江的阿海电站要在12月29号召开评估会，很是负责任地邀请了环保组织参加。而实际上，在12月22日，虽然没有获得任何许可，阿海电站的所有前期工作都全部就绪，说是搞三通一平，可连两岸的“导流洞”都已经修通，随时可以堵江合龙筑坝。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不得不强行把刚刚参加完江河十年行、仍旧生着病的民间地质专家杨勇，给请到北京，因为她担心环保组织缺乏专业性，将给到手的机会带来更加致命的伤害。

 

与此同时，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网上发现金沙江的观音岩电站在云南省环保局的网上公示环评报告的简本，“通知”要求公众在12月31号之前拿出“有效参与意见”。与此同时，同样位于金沙江的中国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也开始在新华社上发出消息，正式开工建设。同样，金沙江的鲁地拉电站，在“江河十年行”的参加者眼皮底下，打着“三通一平”的所有建设工作，越来越炙热，大有把所有江河都在一夜间拦腰截断之势。

 

一切都像突出其来，一切又都像故意的布置。在水电大军这样发起集团式进攻之前，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和当地公众，显然一时难以招架。面对着装整齐、武器先进、番号高贵的各路正规军，民间环保组织多像一支支衣着破烂、“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吃没有穿”的游击队。关注中国江河命运的民间环保组织本来就不多，当地的公众即使也关心也常常力不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环保组织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凑集需要大量的不同行业专家进行长期调研后才可能获得的“有效意见”？因此，我猛然像看到了一出陷阱上搭台的悲剧，看到水电集团在陷阱后发出的冷笑，听到他们牙齿咬合时轻蔑的低语：你们不是要求程序正义吗，现在我们开始走程序了？你们也开始走吧，看谁更有走程序的能耐？你们不是想呼吁媒体关注？我们本来就擅长的就是控制媒体；你们不是想影响决策？我们的影响力远超于你们的想像；你们不是想强化公众参与？没有问题，就你们那几个少数公众，能参与到哪去？

 

 一场场刺刀见血的环境保护肉搏战已经开始。考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熔炉已经架好，炉壁缠着高能耗的电炉丝，内炉里烧着高能量的焦炭，哪些矿产有能力跃身进去，不被烧成灰烬，反而能借其熔温炉压，炼出一身好钢呢？

 

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有无数的水电大坝要野蛮开工，要无证上马；接下来的几年，所有试图非法伤害中国环境的项目全都会假惺惺地遵守国家法律、走一走“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在这样的项目包围圈中，绿家园、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样少得可怜的敢于直面问题、诚恳表态的民间环保组织，杨勇、范晓、吕植、翁立达这样的少得可怜的敢说真话的专家，有多少精力去一一拼刺刀呢？

 

　　

 

老有人怀疑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能力，据说中华环保联合会在2008年发布的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有关的现状研究报告中，继续保持着老调调，依旧把筹资能力差啊、人才来源窄啊、注册困难啊这三个大缺点的牌子，悬挂在民间环保组织的胸前。

 

我一向是对民间环保组织有信心的，相信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态要想摇身一变而成为“公民社会”，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公众都能够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环境保护，大概是公共事务中颇为惹眼的一类，过去不太受重视，为此，我们及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饱受其苦；因此，有人相信，今后，环保是肯定要被政治家、企业家、娱乐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作家、戏剧家、评论家等等风云人物高度追捧的话题。

 

2008年12月29日至30日，民间环保组织被许可参加“金沙江阿海电站评估会”，算得上是中国环境保护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的最后几天，即使不能让人浮想联翩，至少也可以让人猜测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民间环保组织的命运；猜测一下在无数家“正规野战军”部队的攻击下，中国的哪一处山河还可能保持它的碉堡。

 

说起来，2008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还联手做了另外一件事，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等几家民间环保组织，充分利用环境保护部与中国证监会的有关“绿色证券”新风气，对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在环保审核期进行了“公众参与”，写了意见，派出队伍作了调查，还召开了“绿色证券研讨会”。表面上看，这也算得上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2008年的另一大成绩或者说突破。

 

但是，与“水电肉搏战”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每年有无数家企业有上市，民间环保组织能参与审核得过来吗？2008年，它们只有精力审核一家企业，表面上是延迟了这家企业的上市时间，但是，标志之类的我们可以张贴，但如果进行真正的绩效评估，胜利的成绩单在哪里？2009年，2010年，它们又有能力用民间环保的眼光，再审核几家准备上市的公司？

 

但是，比利用合法方式阻止某些企业上市更为艰难的是，中国已经到了环境污染事件高发期，全国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环境污染受害者，而全国所有的法院几乎都不敢接手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案件；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一见到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就赶紧关上公务的大门，施甩出最惯用的拖延术和欺骗术。这时候，像王灿发教授领衔的“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这样的机构，能起到多少维护权益的作用呢？

 

 

人海战术、车轮战、拖字诀，这些百试不爽的阴谋阳谋，在中国的环境保护现实中，屡屡被征用，现在，正被所有利益集团全部集结到武器库中，随时用来对付民间环保组织、对付利益受损群众和自然环境。在严酷的战场硝烟中，必然有些环保人士体力不支而累倒，必然有些环保机构因为疲惫而运转混乱，必然有些专家经不起收买和恐吓而三噤其口，必然有些当地公众会转变原先的立场。

 

北京九汉天成公司董事长宋军，坐在“江河十年行”云南行的车上，对一车的环保志愿者说：“中国的环保没有敌人，水电集团不是环保的敌人，化工企业也不是环保的敌人，政府更不是环保的敌人，中国所有的企业和公众，都愿意为环保出力；因此，环保组织不应该预先设置敌人。一旦设置敌人，气局就小了，要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可转型的，都是可环保的。”

 

大家听后颇有同感，中国现在确实过了“你死我活”的时代，也不再像某些年代那样有着明显的阶级或者说阶层区分。政府虽然还没有从资源控制集团完全转向公共管理集团，但社会必然要带动它们早日蜕变；企业虽然是谋私利为主，但谋私利确实也不等于就不知天高地厚、不顾一切后果地肆意妄为；而公众一旦共同面对未来，大家选择的一定是真理和高雅，选择的是透明和公正。

 

但这样并不等于环保组织不需要“作战”。宋军同时是中国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他说：“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环保组织的敌人是环保组织自己。”用这句颇具禅理、同时也颇具现实意义的眼光来看，环保组织面临的障碍有两个：一是环保组织本身的野战能力，二是各区域性民间环保组织的萌发和成型。

 

就第一个障碍来说，当前的四万亿现象倒真是个升华的机遇。过去，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耽于“环境教育”，宏大的宣教和无目的的传播，让环保组织沉迷于某些“不存在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在宣教的过程中，由于对所要影响的目标存在着心理畏惧，因此，总是选择“小手拉大手”、“演讲”、“作文”、“排戏”这样的绕道而行的方式。不敢面对成年人，不敢面对决策者，不敢面对陌生人，“受影响的群体”不是退休人员，就是在校中小学生；获得的成就不是演了几场戏，就是发表了几篇文章。表面上数量庞大，但实际的效果却非常的有限。耽于环境教育延误了民间环保组织进行实质性调查的能力。而在中国，你要对任何的环境事件发表专业性意见，没有相关专家足够长时间的调研，都是空虚无力的。

 

就第二个障碍来说，四万亿也许同样是粒发酵剂。因为在中国，环境保护最要命的一个缺陷是大量的省会级城市都缺乏有活力的民间环保组织。按照我的理想，中国所有的县级以上区域，甚至各个乡村，都需要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或者一个关注当地环境的组织，因为当地的环境只有当地人才可能进行最为有效的观察和体验，才有可能进行最有效的跟踪和记录。一份调查、一种公众参与意见，要想具有穿透力和说服力，源于地方、超越于地方的调查报告是最为致命的，可惜，关注区域公益的就地型民间环保组织，在中国仍旧属于需要大力催发的状态。

 

从积极的意义来看，无论是“四万亿”还是“三万亿”、“两万亿”投资狂潮，都捎带给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一次真正野性成长的机遇。一棵植物要想富有生机，唯一的办法就是生活在天然环境中，与各种霜风雪雨遭遇；一个人要想富有真正的智慧，唯一的办法是拿自己的生命去遭遇和抵挡各式的诱惑与挑战；一支队伍要想成为有战斗力的队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战斗，在战斗中总结，在牺牲中凝聚；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要想成为有能量的机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调查，不停地论战，不停地表态。

 

任何人要有所成就，必须付出代价；任何国家要想明白环境保护的道理，迟早得让一些利益集团购买转型的损失。显然，当前的投资狂潮会激发起民间环保组织的斗志，当前的各场肉搏会积累它们的经验，当前的各种遭遇战会训练它们的神经，当前的各种困境会促使它们寻求突围妙法，当前的相对孤立状态会强化它们寻找更多的同盟。因为，在当前的中国，战斗的过程决不是消灭对方的过程，而是化敌为友的过程；因为，在当前中国，环境保护一支队伍的独自增持，而是社会盲目能量的合理导流和巧妙扭转。（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