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的政治经济学

无饭必反：从“饭”字说起

历史上，农民是比较温顺的，但凡有一口饭吃，是不会造反，也不会被人忽悠起来造反的。

然而，影响食物生产的限定因素很多，既有自然的因素，更有人为的因素。人要努力，天要帮忙。要让庄稼获得丰收，时间上至少等一年或者至少一个生长季节，而气候、温度、养分、虫、病、蝗灾等等，都可以限制粮食产量，进而影响食物保障。

在土地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农民种植的收入是自己说了不算的。农民自身拥有土地的很少，需要租用大地主的土地。而地主很少是参加劳动的，尤其那些大地主，他们拥有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稳赚不赔的是他们。遇到天灾，大户人家因有大量的食物储备可以安然度过，而贫困的农民只有出卖可怜的土地或农具等生产资料，甚至卖儿卖女度过难关。如果来年或下一生长季收成好，就可以继续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如果天灾或人祸继续不断，那么农民的好日子就不多了，他们要求社会变革的动力就越来越大，人心思变，只要有人挑头，就会造反。

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是因为吃不上饭而发生的，有些起义的主要原因，现在很多教科书都是强调阶级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然而饥荒扩大了矛盾确实最主要的诱因，因为富人是不会担心食物供应的。商人如果贪婪，政府的救济不到位，因“饭”而反就不可避免。

我们来看看这个“饭”字，如果有食字旁，就不会反;如果没有的食字旁，则饭就成了反。真佩服古人造字的智慧。下面来看看几个著名的农民起义背景。

例证一：绿林与赤眉起义

西汉末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蜂起，其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支队伍是绿林和赤眉。自汉元帝时起，历经元、成、哀、平四朝，直到王莽上台执政，各地水灾、旱灾、疾疫，加上政权更替造成的人祸接踵而至，彻底动摇了刘氏政权的根基。

王莽篡位后的天凤四年(公元17年)，南方发生饥荒，饥民们被迫流亡山泽之中，以野菜野果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深得饥民信任，被推为渠帅(即大帅)，聚众数百人起义。不久，南阳人马武、王常、成丹等也率众参加。他们占据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被称绿林军，数月间便迅速扩大至数千人。

王匡、王凤最早出现在公众面前，是能够为大家评理劝架，是让灾民在分配有限的野菜资源时能够主持公道，于是受到饥民的拥戴，遂被众人推举为首领。数月之间，又有大批饥民归附，很快就达到了数千人。几千张口要吃饭，光凭野地里的那点东西，怎能填饱肚子?人多容易闹事，他们本来是为争野菜而聚集在一起的，野菜没有了，就有人想到富人家里的粮食。谁家有吃的，就抢谁家。于是，抢大户，劫府库，一群被饥饿逼上绝路的饥民，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一支对封建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的农民起义队伍。这就是绿林起义的背景，从此以后，但凡农民起义，上山打劫，都被称为绿林好汉。所谓好汉，原本就是为了一口饭吃。

随后发生的赤眉起义，其原因与绿林起义如出一辙。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琊(山东诸城东南)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山东莒县)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于黄河南北，得到青、徐一带饥民的响应，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义军很快在一年时间内便发展到万余人。为了区别普通人，他们将眉毛涂成红字，遂被称为赤眉军，活跃在鲁西南。这一带自然灾害严重，饥民满目，饿殍遍地。如今被我们称之为起义农民的“寇贼”，被逼无奈，只好四出抢劫，希望能够找到一点吃的东西。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叫樊崇，勇武有力，跟住他，总是能抢到些吃的，不至于饿死。故而，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一年不到，就有上万人。

《后汉书》记“初，(樊)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就是说，当初，这些人只是因为生活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出来抢东西，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攻略官府，抢占土地。这群乌合之众，唯一的目的，只是想填饱自己的肚子。后来，王莽派出军队前来镇压，他们才走上与官府对抗的道路。即使如此，几年之后，当地灾荒减轻，农业有了一点收成，赤眉军中的不少人，还都萌生了返乡种田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