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态的农业，才有生态的文明（连载之二）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节选自《乡村振兴：选择与实践》（蒋高明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蒋高明是农民的后代，他一直保留着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保留着农民对土地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有时会以生态学的话语表述出来，极为生动。比如他说：用过农药化肥的土地，虫子不喜欢，鸟儿不喜欢，种子也不喜欢。我能够理解，这种说法不是比喻、不是拟人，而是写实。他还说：庄稼生长，是人的功劳吗？不是，是老天的功劳；从种子变成粮食，主要的工作都是老天干的。这种说法也同样给我很大的启示：人不能贪天功为己有。就算人能把水搬来，没有阳光和空气，没有其它物种的帮助，人也不能让粮食长出来。对于生态学术语“物种”，他有一个特别的用法。比如他说：人的科学再厉害，也不如物种厉害。科学的技术不可能把麦秸变成蛋白，但是牛非常轻松地就可以做到。他还说：蚯蚓这个物种，能够让土壤疏松，比任何机械的效果都好，不用人花钱，不用人出力。

在我看来，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有一个通道。很多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传统智慧，都可以转化为后现代的生态学的话语。这在蒋高明身上有直接的体现。

蒋高明出生于1964年，比我大一岁。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在学校里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在乡村接受的是依稀尚存的传统伦理熏陶。蒋高明创办弘毅生态农场，关心农业、农民与农民，从生态农业实践走向乡村建设实践，都建立在这个底色之上。弘毅二字便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蒋高明以士自况，有着比其科学家的身份更宽旷的视野、更高远的境界。

在他写《中国生态环境危急》的时候，他是一位对中国生态问题有全面了解的生态学家；在他写《生态农场纪实》的时候，他是一位生态农业实践家，是一位社会学家。

二，消解科学主义的第一堡垒，粉碎工业化农业的增产神话

在多年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人们脑子里有一个定式，没有农药化肥，粮食产量不会这么多，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地球上有多少人就会饿死。我把这称之为科学主义的第一堡垒。一旦有人质疑科学技术，就会有人重复这套流俗之见，然后说，不要否定农业科技对人类的贡献。

工业化农业是美国生物学家布劳格（Norman Ernest Borlaug）发明的一整套农业方式，包括育种、化肥、农药、机械化灌溉等，被称为“绿色革命”。印度在1960年代末期引入了这场革命，粮食大幅增产，从粮食进口国变成出口国。中国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农业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开始的，而在此时，印度已经出现了多种负面效应：土地板结、水位下降、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十几年后，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后果。让人不胜感慨的是，蕾切尔·卡逊早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似乎对绿色革命毫无作用。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夸夸大谈生态文明的人还没有读过此书。人是一种非常难以汲取教训的动物，尤其是别人的教训。中国农田污染的总体情况长期以来似乎是保密的，一直到2014年，环保部才第一次给出了全国性的考察数据，问题非常严峻。简而言之，农田变成了污染源。我经常问：污染源上长出来植物能叫做粮食吗？如果不能叫做粮食，统计它的产量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增产又从何说起呢？

结论也是明确的，绿色革命的工业化农业是不可持续的，它固然提高了粮食产量，但同时也是一场生态灾难，当然也是人类的灾难。它的增产是以土地和粮食品质的恶化为代价的。

即使如此，大多数人仍然被思维的惯性驱使着，他们中的消极者会说，总不能回去吧，然后把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描写得一片黑暗，仿佛那时人们天天忍饥挨饿似的，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饮鸩止渴。他们中的积极者则不承认绿色革命是场灾难，还要发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他们宣称，转基因种子，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和农药，能够减少负面效应，获得更高产量。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蒋高明在2006年创办了弘毅生态农场，这是中国第一家生态农场。两年后，温铁军教授创建了小毛驴市民农园。这两个生态农场代表着中国生态农业实践的两种不同的模式。蒋高明最初是作为科学家，考虑一个科学问题；温铁军作为社会学家，更加关心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