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歧途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

华莱士的两次考察经历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个个是冒险家。空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得英国人信心大涨，这时期的英国人有着绝好的机会走遍世界上那些被他们占领和开垦的土地。就在这一时期，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南美洲（主要在亚马逊）和亚洲（主要在东南亚的马来群岛）游历了12年，其中南美洲4年，亚洲8年。这12年的游历经历为华莱士后来的名誉、地位和成就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华莱士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其父亲在生意上投资失败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危机。华莱士在念完文法学校（Hertford Grammar School）后不得不辍学。随后，华莱士在学校教过绘画、绘图和测量等课程；也跟过自学成才，后来以其发现的“贝式拟态”成名的昆虫学家贝茨（Henry Walter Bates）采集过昆虫；还跟过他哥哥做过测绘员。在此期间华莱士有机会读到了当时一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如：达尔文的《贝格莱尔号的远航》（The Voyage of theBeagle）。

      受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威廉.爱德华兹（ WilliamHenry Edwards）等的影响，于1849年，华莱士召集一批人前往南美洲的Rio Negro 去采集标本，其中有贝茨。他们先合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便分道扬镳。但是不幸的是在1852年返回英国的过程中，华莱士的船在海上突然起火，一大批标本都损烧毁，仅有少部分的日记和手绘草图得以保存下来。而贝茨在亚马逊工作了11年，带回了14712 件标本其中有8000种是当时的新种。华莱士回到伦敦后依靠保险公司的赔偿生活了18个月，期间撰写了几篇学术论文，并同达尔文取得联系。

      1854年到1862年，华莱士在马来群岛上度过了他的31岁-39岁的八个年头。开始他准备从新加坡乘船到现在马来西亚的望加锡和苏拉威西岛，后来因为错过了乘船时间，不得不绕道巴厘岛和龙目道，后来成了著名的“华莱士线”（生物地理学中，区分东洋区和澳大拉西亚区的分界线）。在马来群岛上的八年时间里，他搜集到了多达126000件标本，其中昆虫标本约有80000件。全世界的鸟类约有10000种，而他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就发现了其中的2%。

华莱士、达尔文与自然选择学说

      显然华莱士不仅仅是因为其搜集了如此多的标本和发现了如此多的新种而闻名。1855年华莱士在马来西亚的古晋（Sarawak）寄出来的一篇文章“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提到：“每个已知存在的物种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之前存在过的相关联的物种有联系。”同时还提到了相似物种在地理上分布比较集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化石中。这篇文章发表在Annals and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即现在的Journal of NatureHistory）上。但是根据文章撰写地点，文章中的观点后来被称为“Sarawak Law”。

      华莱士盼望着他的文章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达尔文在写给他的信中安慰说道：

      “你说你因为那篇发表在Annals的论文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感到惊讶，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博物学家除了仅仅描述一个物种之外，并不会去考虑太多的其他的问题。”

      达尔文除了对华莱士表示同情之外，同时也对其工作十分感兴趣。同时达尔文是华莱士心中的偶像，这使得华莱士写好论文之后往往先寄给达尔文，而不是直接寄给期刊发表。

      后来，华莱士又在印度尼西亚北部的特尔纳特岛（Ternate）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其中提到了达尔文一直在思考，并还未成形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这一观点。达尔文于是写信给他的好友地理学家Charles Lyell说道：

      “所有我的原创，无论有多少，都将要被打破了。”

      但是他话锋一转说：“我宁愿烧掉我所有的书，也不愿意让他（华莱士）或者其他人觉得我以如此渺小的心灵行事。”

      于是在1858年7月日召开的一次林奈学会会议上面，达尔文让其好友地理学家Charles Lyell和植物学家Joseph Hooker共同宣读了这篇论文。开会的时候达尔文在家埋葬他刚刚夭折的婴儿，而华莱士则在新几内亚养病。

      意外的是华莱士是论文的第二作者。相信很多科学家对一件事情是很反感的——那就是自己撰写好一篇论文并交给自己的同事看，然而发表时候自己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第二作者，而同事则是第一作者。然而华莱士并不感到很泄气，相反他却很激动。因为达尔文使他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标本搜集者变成了科学精英的一员。

      华莱士对达尔文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后来的在学术成果上的妥协。在再回复一封贝茨赞扬他“Sarawak Law”文章的信中，华莱士这样写道：

      “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考虑那么多的人来说，我担心我的文章并没有给他们清楚地解释我原本要表达的东西。”

      华莱士觉得他只是提出了这个假说，还需要更多的实例和论述来证明，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来阐述这个观点。但是未能如愿。直到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后，华莱士决定顺从达尔文，放弃写书来发展他的观点。同时华莱士大加赞赏《物种起源》这本书，而达尔文也说华莱士是真正懂得自然选择的人。华莱士建议达尔文在书中使用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一词改成Herbert Spencer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因为既然是Natural selection 那么必然有selector，但是当时还没有找到什么是selector。达尔文犹豫了，但是最终在《物种起源》的第五版中改了。在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一词出现之前，华莱士就称达尔文的学说为“Darwinianism”

      由于当时争议太大，达尔文不敢将人类的进化写进物种起源一书中。华莱士在1864年发表人类进化的看法时就认为，人类是一群像猴子一样的祖先在自然选择的驱动下慢慢进化而来的。但是遗憾的是随后华莱士受到“唯灵论”的干扰撤回了他的观点，认为人类是由超自然的灵魂驱动进化而来的。达尔文惊恐地说道：

      “我希望你不要彻底地谋杀了我们共同的孩子。”

      最后，1871年达尔文把这一观点写进了《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

为什么同是自然选择学说的奠基者，华莱士会在达尔文的光辉的影子下显得暗淡无光？

      华莱士经历12年的考察回到伦敦后他的经济状况和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通过出售重复的标本赚到了不少的钱。比如在阿鲁群岛（Aru Islands）的7个月考察时间里他就赚了1000英镑。这时他急不可耐地要投资，但是像他父亲一样，他投资的铁路和矿山均没有收益，最终变得一贫如洗，甚至不得不靠为考试评分生活。此时的他同时他也误入了“唯灵论”的歧途。他在给泰晤士报写文章说道：“我深信，任何一个哲学分支必须经历——灵魂的力量被诚实地且严肃的研究之后并整合成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他甚至召集他的科学家好友一起开会研讨灵魂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这一提议一一被他的朋友回绝。他的好友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客气地回复道：

      “我即不感到震惊也不会认为你是精神错乱，从我所知事物的反面来看，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对于这样的议题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一些日前的好友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吉他的观点。当时尽管达尔文也十分讨厌“唯灵论”，在华莱士生活困难的时候任然极力为之提供帮助，甚至冒着损失名誉的风险为华莱士募捐以支持他的生活。

      经历两代人在投资上失利后，华莱士在他的自然科学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他后来频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批评英国的社会和道德的构架，并与他在马来半岛所见相比称之为“未开化和野蛮”。同时华莱士开始了科学家从事社会活动的先例。他呼吁给予妇女投票选举的权利；他热心于如何为大众做好科普。

      与他的渐行渐远相比。一些纯粹的科学家（如达尔文）却兢兢业业地在自己的领域迈步前行，他们不断写文章捍卫自己的学说，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这也许是华莱士在学术领域逐渐暗淡无光的原因之一。

      华莱士和达尔文的关系总体来说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1870年达尔文对华莱士说：

      “我非常了解你的谦虚和坦率，我希望你对一件事情满意——当然我也满意——那就是尽管我们在有些时候是对手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彼此妒忌过。我能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也肯定你也有同样的想法。”

本文根据Current Biology 2013年最后一期的纪念华莱士逝世100周年的系列文章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