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 致 学 堂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kexuechuanbo .................................................................................... 科学史-科学期刊史-科学传播史-期刊传播学

博文

北平大学往事:北京日报记者孙文晔就北平大学-西北联大采访姚远和徐冬冬

已有 1941 次阅读 2019-3-12 07:13 |个人分类:西北联大往事|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北京日报》2019年3月12日第13版,第16版,记者孙文晔《北平大学往事》,就北平大学、西北联大采访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姚远教授、北平大学徐诵明校长的外孙、著名画家徐冬冬先生。

点击阅读全文

13.pdf

16.pdf


    编者按  发表稿有一些未及删改的内容,系姚远改定,以标红显示在初稿,以求两相印证。如有与历史事实不符者,以标红内容为准。


                                                               《北平大学往事》(初稿)


北平大学往事

——一所在抗战烽火中凤凰涅槃华丽转身的大学

 

本报记者 孙文晔

 

     在北平,曾经有一所特别大的大学,甚至连北大、北洋、北师大等十多所名校都算是它的一部分。就因为太大,它从诞生起,就深陷于动荡中,最终成了教育史上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国立北平大学”。

尽管存世只有十年多, 即便按其核心学院法商学院的历史追溯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奏设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也存世仅40年,但北平大学的历史,却与现今930所学校的校史息息相关。

七七事变后,这所大学同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一同迁到西安,后又迁到汉中,共组西北联合大学。同一天诞生的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如同两翼,为烽火连天的中国保留了精英,孕育着希望。

    然而,与西南联大存世八年、南渡北归的命运不同,西北联大只存在三年,就被一分为五。北平大学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五学院也随之融入西北5校,在西北开枝散叶。

由于北平大学并未复校,但由其带到西北的师资,大多留在了祖国的大西北,到如今,已是整整80年。

 

(一)高教“巨无霸”

 

    1927年,对军阀张作霖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前有北伐军的步步紧逼,后有日本人不断膨胀的野心,加上经费日益紧张,行政运作艰难,这促使他痛下决心,压缩高等教育规模,从中腾挪出现金来。在此背景下,一个改造高校的方案,被匆匆提上议程。
    根据该计划,北京的9所国立大学合为一校,组成“京师大学校”。清华大学是用庚款办起来的大学,当时还不属于“国立”,故未列入,即便如此,这个名单也足够华丽了。
    “京师大学校”计划出台后,国立9校都不买账,其中以北京大学的意见最为坚决。然而,张作霖起于草莽,惯于高压政策,还杀害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京报》主笔邵飘萍,搞得那时的文化事业奄奄一息,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不例外。

     8月,国立9校被迫合并,京师大学校校长由奉系幕僚刘哲兼任,他提出禁用白话文、禁止集会请愿等一系列“开历史倒车”的规定,企图摧毁大学这一新思想的大本营。

    幸而北伐节节胜利,张作霖离京,京师大学校办了不到一年就解体了。然而,让各个国立大学校长失望的是,虽然从北洋变成了民国,但主政者对于9校合并仍热情不减。

1928年9月,国民政府通过了“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纲规定,由北平大学合并重组北平、天津、河北、热河的诸多学校,并且裁撤河北教育厅,由北平大学兼管行政,李石曾为校长。

这个“大学区制”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源于法国,每个学区只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该大学除负责教育外,还身兼行政功能,管理各级学校。

国民党“四老”中,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都有留法经历,曾合作创办过“中法大学”,一直对法国的教育制度推崇有加。

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本有意兼任北平大学校长,但无奈没有在国民党元老中争取到多数,只好把位子让给了李石曾。

    有人说李石曾是学阀,试图通过大学区制把持北方教育大权,也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想通过这一制度让教育独立于官僚体系。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一激进的制度在当时强力推行,都显得太过乌托邦。

     用一纸行政命令绑起来的北平大学,除北平国立9校外,还包括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法政专门学校,保定的河北大学等,其规模已经远超之前的京师大学校,成了一艘名副其实的“教育航母”。

    从成立之日起,这所大学就无一日不在风波中。北大学生建立了“复校团”、“救校敢死队”等组织誓死护校。11月29日,500多名北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到设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请愿,不但砸了“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块牌子,还砸了李石曾的窗子。后经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调停,同意不拆散北大原有的三院组织,名称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这才稍有缓和。

    北大、北洋、北师大等学校的复校运动此起彼伏,大学区内的学潮一浪高过一浪。不出一年,大学区制就以失败告终,李石曾也挂冠创办北平研究院去了。

     大学区叫停后,北平大学不再具有行政职能,河北、天津的学校全部从中分离出去。北平市内的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艺专也相继恢复。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平大学虽然几经改组,仍有五院建制,包括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在院系设置方面,可说是京城最完备的大学。其中,医学院、农学院和俄文教学为北平其他大学所没有。

北平大学虽然大,但学院之间不齐心,各院校分散在京城各处,名义上虽然统一,实则是各行其是。直到1932年,北平医学院院长徐诵明被公推为第三任校长,这所“巨无霸”学校才算逐步走上了稳定发展的正轨。

徐诵明一生担任过5所大学的校长,是中国教育的先驱,其个人经历更是传奇:

他是国民党元老,在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和郭沫若共同组建“夏社”;他与陈其美同是敢死队成员,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他还是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创建了第一个由中国人办的病理学教研室。

在派系复杂、山头林立的北平大学,徐诵明健全了规章制度,实现了人事聘任、经费分配的高度集中,总算把这个“松散的联合体”拧到了一处,走上正轨

1936年度第一学期统计,全校教职员总计634人,在校生1342人,所聘用的各院系主任、教授,绝大多数有发达国家留学经历,在全国的国立大学排名中,平大仅次于国立中央大学。

如此成绩,与徐诵明 “开明爱国,公正厚道,尊重教师讲课自由,竭力提携后进”的教育风格分不开徐的外孙徐冬冬告诉记者:“当时,外公心中只有国家利益,而无党派得失,他曾说‘兼容并包’不是哪个学校的校训,而是时代的要求。”

正是有徐校长在,当时的北平大学,在历次爱国运动中都走到了前列。“一二九”运动中,第一个到国民党党部保释被捕学生的大学校长就是他。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北平大学工学院全体教职员发布的通电”,电文称:“学生何罪?爱国为罪,实古今所未有,中外所未闻也。”

李大钊去世后,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源之一。据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姚远教授介绍,商学系的前身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即毕业于此。李大钊去世后,很多进步教授聚集在这里。其中有参加过中共一大的李达(经济系主任)、五四运动发起者之一许德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传播者沈志远、《资本论》最早的译者陈豹隐和侯外庐,以及程希孟、张友渔、陈瑾琨、黄松龄、章友江等。

徐冬冬说,儒雅的外公很少发火,但为了保护教授学生却不惜“怒发冲冠”:

19332月,外庐被捕,徐诵明挺身而出,分别致电陈立夫及张学良等人,要求保释,还顶着压力聘请了白鹏飞、许德珩等。

19335月,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彭真的妻子张洁清因参与学潮被捕,又是徐诵明挺身而出,多方营救使其出狱。

1934年,范文澜被捕,徐诵明立即向南京陈情:“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谁知,陈立夫闻后却荒谬地回答:“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交涉无果后,范文澜被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后才获释。

1937年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徐诵明,要求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沈志远等五位进步教授,徐诵明不但不予执行,还到南京与王世杰理论,“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王世杰当时威胁说:“中央命令不能不照办,人数方面可以略减,否则恐影响平大前途”。

    “解聘五教授”事件最终因战事爆发、国共合作而作罢,但正如王世杰所言,此事给平大的前途埋下了伏笔。

 

(二)悲壮西迁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值暑假。

守城的29军奋力抵抗之际,国民政府邀请名流鸿儒、高校校长等共赴庐山,商讨救亡图存的国策大计,徐诵明也在其中。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著名的讲演:“凡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蒋介石的话音刚落,平津即告沦陷,最先受到破坏的就是手无寸铁的学校。南开大学最先遭受到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残,校舍夷成灰烬。在北洋工学院,敌寇先用机枪扫射,又把所有的房屋设备占据,一些珍贵仪器还被劫往东京。

北平大学中,农学院最先被敌军摧毁,接着各学院又被敌军占用。8月,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了位于和平门外的文理学院,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位于石驸马大街的文学院,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有校工仅在校门外观望一下,就触怒日军,欲予枪毙,几经交涉,始得释放。

由于师生仓促离校,大部分图书、档案、教学用具等留在校园,平大各学院所有家具及图书仪器,多被盗劫,以法商、工两学院损失最多。

当时,全国大学有四分之三分布在平、津、沪三地,在校大学生占比三分之二以上,而这些地方却最早遭受了战火。中国高等教育该向何处去?

819日,徐诵明应教育部之请,到南京讨论高校内迁事宜。910日,一纸号令,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中英庚款委员会拨款50万元,作为两所临时大学的开办费用。

从此,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地流亡迁徙。

徐诵明作为西安临大的筹委,顾不上回北平与家人道别,直接从南京出发,911日就到了西安。北平大学的师生则通过新闻或电报得到西迁的消息,从各地冲破敌寇封锁线,纷纷向西安集结。

王耀东是我国第一个国际篮球冠军功勋队员,也是北平大学的体育教师。北平破城那天,他起得很早,照常去女子文理学院指导田径队练习。走在半路上,他发现街上行人稀少,一个个面露惊恐,一打听才知道守城的29军已经撤走,日军正在进城。

此后的日子如同炼狱,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天安门前和东西长安街耀武扬威,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日本侵略者肆意打骂我国同胞。

得知北平大学迁到西安之后,他与体育系主任谢似颜教授约定于10月间逃离北平,绕道前往西安。临走那天,妻子送行,王耀东心知此去生死两茫茫,留下800元钱,让弱妻幼女稍待时日听候消息,随即化装成商人模样(日军严查军人和学生)启程了。

这段旅程比想象中更凶险难料,他们不得不连闯四关。

第一关,在布满日本军队的北平火车站,王耀东用行李遮面,总算在日本兵的夹道中进了站,进站后才发现被人盗窃钱包,好在零钱、车票还在。

第二关,到了天津,不敢贸然去车站取行李。眼见日本宪兵扣留了许多中国同胞,两位迂夫子正踟蹰不前,还是车站服务员提醒他们“趁日本人没来,还不拿走”,两位这才提上箱子就跑。

第三关,因为各铁道线成为中日争夺的焦点,他们只好改海路从天津乘轮船前往青岛。在天津港,日军盘查极严,逐个检查行李物品,好在两人没有露出破绽,船过大沽口,总算脱离虎口。

第四关,从中国军队控制的青岛换乘火车到徐州,火车刚进徐州站,日本飞机就开始低空扫射,站台上的人纷纷逃避,旁边有人高喊“卧倒!”,两人才赶紧俯身倒地,随即一排机枪子弹扫射过来,幸亏没有受伤。

一路心惊肉跳,两位体育界精英终于在10月下旬到了西安。三年后的1940年,王耀东的妻子齐志修才带着两个孩子,历经艰险找到陕南城固,一家人终于团聚。

体育精英尚且险象环生,一般教授的应聘之路就更为漫长了。协和医生汪堃仁携妻带女(一个两岁,一个六个月),绕道越南香港,足足走了4个月,行程万余里。难得的是,他考虑到医学院需要仪器,在重庆自费购置了几套,一路辗转,徒步蜀道,终于带到西北。

战火连绵,学生报到同样不易。曾有百余学生到达天津后,由于租界未能收留,而遭敌人逮捕约七八十名,数日后,仅释放十余人,其余下落不明。日军还在交通要道搜捕学生,凡留头发、穿西服或蓝色大褂者,都被加以逮捕,由于路途阻隔而延期不能入学或失学的学生不计其数。

19371115日,西安临大正式上课。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做报告说,原三校教授职员,应聘到陕者仅三分之一。原三校学生来陕者800余名,新招200名,借读400余名,共一千余人。

由于很多人连衣服被褥也没有,政府下令每人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来自战区无经济来源的学生伙食每月法币六元,分三次发放,每十天发两元。

 

(三)辗转秦巴山地

    

虽然是临时大学,但学校在教学上并不含糊。国仇家恨,更显得一张书桌的可贵。渭水之滨,回荡着师生们的庄严宣告:“救亡图存,高于一切,学术研究,岂有他途。”

由于开学较迟,临大决定延长学期至19272月底。除1927年元旦停课一日外,所有年假寒假,均不放假。

战时维持教学秩序本就艰辛,要稳住人心就更难了。流亡的历程,使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被点燃,抗日前线和延安就像两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学生。

法商学院政经系学生郭有义回忆:“那时学生动向主流有三:一是投笔从戎,到前方去抗战,这把大部分人吸引走了;二是延安“朝圣”,真如进香的虔诚信徒们一样,把西安通往延安的公路(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全国各地汇合而来的)满了:而剩下在学校蠹书的也就为数不多了。”

前方战事不利,第一学期刚结束,潼关又告危机。1938311日,日机30架分4批轰炸西安,临大在靠近校本部的城墙墙体内修建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连同老百姓所修总共有600多个,连起来有5公里长。

轰炸频仍,不走不行,西安临大的1400余名师生只得再次奉命迁校。316日,师生整队开拔,准备先坐火车至宝鸡,而后徒步前往汉中。

开车前,膳食委员在西安搜购到317袋锅饼 ,计8676斤,另有3000余斤咸菜装上火车,为徒步翻越秦岭准备了干粮。

常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宝鸡到汉中盆地,当时唯一的通道是川陕公路。这条路要翻越秦岭山区,途经双石铺、凤县、褒城到汉中。公路上行驶的为数极少的所谓“客车”,烧的是木炭,既无车棚,也无坐位,如不发生故障,也要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

秦岭峭壁陡立,公路坡度大,弯道多,路面差,在柴关岭一带险段经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故发生。因此,千余人大队的徒步行军虽然费时长,生活上可能艰苦一些,但从安全、经济的原则上看,还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师生们翻越秦岭,行军250公里,虽然山峦起伏,道路泥泞,途中还发生了土匪劫车等各种小插曲,但学生们一路行一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每天就不知道要唱上多少遍,反而增添了几分勇毅。

每晚歇息时,学生们先把几台陈旧的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搬出来,再把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前方战况用大字报书写出来,供沿途百姓和同学们阅读。在与百姓接触中,学生们这才发现,“他们尚不知今朝为何朝,还以为皇帝住在南郑城”。

不幸的是,刚刚抵达汉中,临大文理学院化学系的周名崇教授,就因身体素弱,不胜长途之苦,病逝了。还有一位体育教师和学生死于途中。

回首这次南迁汉中,大部队历时32天,步行250公里,被西北联大常委李书田称为“徒步千里的破天荒大举动”;水利系主任刘德润教授记为“百年不遇的大事”。作为南迁的大队长,徐诵明可谓不辱使命。徐冬冬说,他们家8口也参与了西迁和南迁,但外公并未与家人在一起,而是选择与学生们徒步登山

不过,也有人压根就没走上南迁之路。

医学院院长吴祥凤,曾在“七七事变”后劝说教授们汇入全民抗战之滚滚洪流,随校西迁。但西安简陋的教学生活条件,南迁的漫漫长路,却让他临阵退缩,称病回到了日军占领下的北平。与之相对照的是,医学院继任院长蹇先器,虽然妻子是日本人,还有六个子女,却义无反顾,只身离京,并随队到了汉中。

学校南迁前,还有300多名学生准备奔赴延安,中共西安市学委鼓励绝大部分学生南迁完成学业,再从事革命工作。同时,介绍了一部分骨干力量分赴河南、山西前线参加战地工作。另外,还挑选了一部分学员,分批送往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

姚远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建国前的全国学联主席郑代巩、著名作家柳青等就是那时去延安的,而后来的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则是按组织要求完成学业后,才成为打入胡宗南内部的“红色间谍三杰”之一。

 

(四)七星寺灯火

 

193842日,师生尚在南迁途中,教育部即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同一日改名的还有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

由于汉中市军队云集,城内已无可供办学的场所,西北联大的校址不得已选在城固、南郑、勉县36地。除农学院设在勉县的武侯祠、医学院设在南郑的一些居民区,校本部及其他大多数院系都在城固。

这里虽有江水东流,远山如黛,但除了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别的就一无所有了,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上千人落脚于此,一切物质保障都谈不上。

师生只得就地取材,用“土特产”解决难题,其中以化学系动手能力最强,贡献最大。刚到城固,最缺的是纸张。化学系立即着手研究,派学生收集材料,发现陕南一个树种纤维很长,可以造纸。于是,采集标本,分离粗皮,制成了质地洁白平滑的白纸,这一成果,还发表在美国《化学工程》杂志上。除此以外,师生们还自制了蜡烛,糖,油漆,汽油,甚至还有香气四溢的芋头酒。

52日,白手起家的西北联大在城固举行了开学典礼。此时,全校共有624个系,教师192人,学生1526名。教育部派来的校常委陈剑翛说明了更名的意义:“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由三校院合组而成。”

徐诵明发表了一段很有名的讲话,他说,“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抗战期间“薪俸七折”,教授们的生活也相当清苦。黄文弼教授的学生向玉梅回忆:“黄文弼教授,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亮,肘下裂缝,我们望着他的衣服,常常联想到博物馆的陈列品。黄教授教的是边疆史,我们这些缺德鬼,常说教授的衣服没有边疆。”学生们哪里知道,这位看起来寒酸的黄教授,闯过罗布泊,穿越过塔克拉玛干,是中国西北考古的奠基人。

汉中交通闭塞,学生们大多与家里失去了联系,仅靠公费维持生活。医学院的史志超回忆:“学生多会自己缝制,取布一块,上边挖洞便是夏季背心,长裤臀部磨破了,从膝部剪去腿,补之于臀部,便是短裤。风尚如此,皆不以为陋”。 “大家在精神上确很愉快,读书风气之盛,超过任何时期,虽说身穿短裤,足蹬草鞋,但手不释卷,乐趣盎然。”

1938年,西北联大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只有3人,其中就有两人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个是1943年时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黄树则(后任卫生部副部长),一个是1974年毛泽东临终前的保健医生姜泗长。

     这么牛的学生,与医学院雄厚的师资不无关系,记者数了数当时的职员表,虽然当年学生只有86人,但教授、讲师、助教中,有日、德名校留学经历的竟达22人。他们不但能用日语、德语给学生讲课,还开设医院,为当地老百姓看病。

     学业最苦的要数工学院,该院院长李书田崇尚精英教育,在战前的北洋工学院就以严格要求著称,即使在古路坝村,他也不肯降格以求。

工学院一年级在七星寺上课,学生把这里叫做鬼门关,因为每年都有一半的人面临留级或补考。课程紧、图书馆座位有限,为将时间岔开,一部分人前半夜看书,一部分人后半夜看书,七星寺整夜都是灯火通明的,这独有的景致被称为“七星灯火”。由于夜晚灯火聚集,还有一架飞机误将此地当成机场,造成降落事故。

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曾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师昌绪和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是七星寺分校的同班同学,还是上下铺,但是读书期间二人却很少打招呼:常常是半夜高景德从图书馆回来看到师昌绪还在熟睡,而两三点钟他睡觉的时候师昌绪已经起床去图书馆了。

工学院的主校址,是始建于1888年的古路坝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当年颇具规模,修建了30年才完工,共有505间屋子,可以想见当年战火下求学的浩大场面。

抗战时曾有著名的“三坝大学”,一是在成都的华西坝,教会学校多,条件最好,被称为天堂;一是中央大学所在的重庆沙坪坝,生活环境较为清苦,叫做人间;再就是山沟中的古路坝,非常艰苦,好比地狱。

就是这个被称为地狱的古路坝村,诞生了师昌绪、高景德等15位两院院士。

 

(五)再无北平大

 

虽然师生们弦歌不辍,精神不坠,但在校政上,西北联大却随时有可能分化。校本部的影壁上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门口也同时悬挂着“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校校牌。

沿袭临大旧制,西北联大不设校长,由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共同主持。徐诵明是原北平大学校长,李蒸是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是原北洋工学院院长,陈剑翛则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担任常委。他们平起平坐,各有各的风格,协调起来自不容易。

李书田自1932年接任北洋工学院院长,就为恢复北洋大学而奔走,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是他的北洋同届校友、留德同学,他的要求得到了陈立夫的纵容和支持。

开学才三个月,陈立夫突发训令,令西北联大工学院(原北洋工学院及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同月稍晚,教育部再度发令,又独立出了西北农学院。

这次改组,分了北平大学的两个学院,原平大教授虽然联名上书陈立夫,恳请维护西北联大的组织完整,但并没取得什么效果。

     工、农学院后,原平大所剩的三个学院,和原北师大依然叫做“西北联大”。在此期间,联大的教学科研正常运行,还决议以“公诚勤朴”四字作为校训,并由毛泽东的老师之一黎锦熙教授和鲁迅挚友许寿裳教授创作了校歌。

这情形,让人感觉西北联大完全可以正常运转下去。可事不如人愿,1939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西北联大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医学院也分立出去成立了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

为何西南联大完整地维持了8年多,而西北联大却仅存在了3年(均从从临大算起),就“五校分立”了呢?这个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但主要是“均衡高校资源,西北大开发”之说。(此处删去不符历史的说法,尽管是当事人,也受到80年代气氛的限制)

迁陕后,徐诵明兼任院长的法商学院,仍为全国教授俄语最好的学府。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李可风回忆自己上两门课的情形:

“一门是章友江教授的‘比较宪法’,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论述全国总动员、改革政治、实现民主及民族团结诸问题,指导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全面抗战和抗战救国纲领。另一门是沈志远教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武器,分析我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论及抗日救国是全体人民的历史任务。”

这些课学生欢迎,但讲课的沈志远、章友江却是国民党的眼中钉。西北联大离延安较近,国民党为此深感不安,一直试图加强对它的控制。

1938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这个所谓“专员”其实是CC系的特务,他此行肩负着陈立夫交付的“特殊使命”。为此,他身后还经常跟着一个戴墨镜的保镖(此人曾是大汉奸褚民谊的拳师)。这一仆一主的现身,给校园里带来了寒意。

联大第二学期开学时,徐诵明聘请鲁迅挚友、历史系主任许寿裳任法商学院院长。进步势力对此拍手称快,反动势力却大为不满。在欢迎许寿裳履新的大会上,一些三青团成员首先发难,而进步同学则群起驳斥,两边差点打起来。

许寿裳受到匿名信威胁,又感于“土可杀而不可辱”,请辞法商学院院长一职。另一派则去找陈立夫告状,说徐诵明就开明过度,已经走得很远了,许寿裳就任后,法商学院俨然又一个延安抗大。

193811月,教育部跳过校委会,直接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为此闹了几个月的学潮。教授们联名,并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将油印传单发送到全国各地。传单指出:张北海不学无术,品质低劣,不配当法商学院院长。

为了对付学潮和不合作的教授,沐猴而冠的张北海使出卑劣手段,对有的教授不安排授课或者削减课时;有的则公开威胁,进行恫吓。彭迪先教授讲课时,竟有三青团学生坐在第一排,拿出手枪来擦枪;张北海碰到看不顺眼的教授,从兜里掏出一把子弹,皮笑肉不笑地问:“吃不吃花生米?”

此后,教育部又以西北联大“讲授马列主义观点”“开设俄文课程”“引进共产党学说”为由,下令禁止商学系学生学习俄文。徐诵明还接到密电:奉蒋介石之命,解聘俄语教授曹靖华及沈志远、章友江、彭迪先、寸树声、韩幽桐等12位进步教师。

徐诵明还是不执行,并两次到重庆据理力争,强调大学有《大学法》,政府不能越权。谁知张北海已经趁他不在,解聘了教授。徐对此忍无可忍,李蒸也觉得张北海等人难以共事,二人联名向教育部请辞常委之职。此电发出不及5日,西北联大的解散令就下来了,可见陈立夫早有准备,不过是专等假期下手而已。此后,陈立夫还不忘落井下石,通令全国各院校:解聘教授,他校一律不准再聘。

(删去一句,此说无依据,徐诵明一直到1939719日还出席西北联大第83次常委会议,可见并未一起辞职离去)

顾颉刚在回忆录中曾写道:“西北联大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陈立夫)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把徐氏逼走。”

通过多年对档案的研究,姚远教授认为,解聘事件是导火索,但非深层原因,“五校分立”是国家层面的西北高等教育战略使然。

“教育不能由教育家来管,是教育最大的悲哀。”徐诵明满怀悲愤,在重庆接受了一年审查,还被安排在闲职上,搁置多年,1944年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

“在重庆时,我外公和陈立夫住在坡上坡下,两人经常在山间小路碰面,从不说话。外婆和陈夫人同是浙江老乡,两家互送饭菜,但外公不但自己不吃陈家的饭,还不让家里人吃。”徐冬冬说,外公对陈立夫只有党没有国,甚至没有党只有小团体的做法非常反感,解放前拒绝了朱家骅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辗转到上海迎接解放。

虽然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原北平大学的主干院校仍在汉中,但“北平大学”这个校名已经不存在了其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加上法商学院,组成国立西北大学;工学院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一部分;农学院成为国立西北农学院的一部分;医学院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医学院(抗战胜利后又将医学院并入西北大学)。因此,西北大学是以相同的综合性属性、整建制地继承北平大学主体的唯一大学。

同源的“国立西北五校”,在抗战胜利前一直共享师资和设备,甚至还出现过两所学校由一位校长同时管理的情形,学者管这叫西北联大的“五校分立,合作办学”时期。

 

(三)东归无平大

 

抗战胜利前后,西迁各校都有复校计划,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西北医学院校史记载,“师生举行庆祝大会后,即停了课,决定迁校北平,接收日伪统治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教育部长朱家骅闻讯,即派一位督学到汉中劝阻。他说迁回北平接收原校,道理正确,但若西北各校都迁回北平,则西北仍同抗战以前一样,无一所高等院校。这样,我们如何发展大西北?故应以全局为重,留此为是。医学院师生接受了督学的劝导,但要求迁院西安,教育部允准。”

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四所学校,除了平大工学院外,北洋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焦作工学院,都原址复校了。北洋工学院不但成功实现了复校天津,而且一举复名为全体校友殷切期望的国立北洋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的复校之路则颇为坎坷,为了复校,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不惜全体罢课,教授不惜全体辞职,校友数次到南京请愿,直到194811月才恢复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名字。

反观北平大学,在复校问题上,各学院虽然也努力了,但未能形成合力。徐诵明当时是同济大学校长,他虽然公示了陈立夫在1939年承诺复校的电文,但平大校友鲜有政界要员,只能靠学生请愿,其影响力可想而知,注定无法左右政府的既定议程。

北平大学未能复校,其在北平的房产由北大接收。北大新设的农、医两院利用了原北平大学的校舍和设备,但院长和教员则一律由北大重新聘用,一切从头办起。

多数校友不得已接受了既定事实,原平大校友相继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表示愿意加入北大校友会。北大也给予平大校友充分尊重,胡适更是以一句“咱们的学堂”化解了原北平大学校友的心结。

1946年,曾协助李石曾创办北平大学的李书华到傅斯年家中拜访,谈话之间傅斯年不无得意又半开玩笑地对李书华说:“当年你们想把北大吞并到北平大学去,没有成功;今天,你们所设的工、农、医三学院却都归并到北大来了。”

不过,此言差矣,北平大学只有部分校舍并入北大,其主体早已扎根西北,把血脉融入了今天的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校。据《西北大学学人谱》,1946年至50年代初,该校教授先后有210人,北平大学的教授或毕业生有110人,占总数的52%随着1950年原北平大学侯外庐教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徐诵明就任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则西北大学与北平大学就有了更多的血脉关联。

屈指算来,北平大学化身于大西北,至今已有80个春秋。姚远教授感慨道:“当初,平大和北师大、北洋一路西去,东归时,却独无平大。这不禁让人想起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平大学今犹在。大半个中国的高校,谁能说与她没有半点关联?!”姚远认为,平大校史中,既有北平大学法商、农、医学院溯源于京师大学堂的“源”,也有一统为京师大学校和北平大学的“流”;既有沦陷于“伪”被迫做亡国奴的伤痛,也有数千学子或投笔从戎、或以笔作刀枪的荣光。80年前,北平大学在西北一分为五,如今看来,可说是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2017年,“西北联大联盟”成立,9省市30余所大学共同追述血脉相连的历史,他们寻根溯源,北平大学总是绕不开的。

 

感谢西北大学姚远教授、著名画家徐冬冬接受专访并对本文提供帮助。

本文参考:《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姚远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西北联大与现代文明丛书》(郭立宏、李寻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北京开医道 西北续弦歌》(杨龙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9915-1167029.html

上一篇:百岁主编胡沛泉先生仙逝
下一篇:杨利川,姚远:柳青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1 徐传胜

该博文允许注册用户评论 请点击登录 评论 (0 个评论)

数据加载中...
扫一扫,分享此博文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14006957 )

GMT+8, 2019-5-20 22:39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