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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就是为了要活着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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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和同事在智利和阿根廷边界上安第斯山脉的几个地点工作过三个野外季节。都是在一月份，北半球的冬天，南半球的夏天。飞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Santiago)，租辆越野吉普车，买了食品，然后开车到山里的野外地点。 工作区在智利境内，山那边是阿根廷。此时两国战事已平，我们得以进入这边境地带工作。最后的一次、也是有生以来最辛苦的一次野外，是94年我们去一个新地点，那里没有公路可以到达，只能靠两条腿走。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公园的隐秘处藏好，把我们两个星期的食物（包括三瓶威士忌分装在轻一点也经摔一点的可乐瓶子里）和野外要用的工具分装在我们四个人的大背包里，每个包都很沉，必须要有同伴的帮忙才能背得上身。然后我们开始了两天的登山行程。从出发点到雪线下的目的地，相对高差有两千多米。一路的辛苦一言难尽。 我们的智利向导二十来岁，虽然最年轻，但因为太累，到了最后一段山的山脚下天已黑，他死活不愿再往上爬了。所以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爬上山放下背包后，又下山去把向导的包分背上山，小伙子最后也只得跟我们上来了。这样的地方，我们不能让人分散开，这是野外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我们赶紧弄了点吃的，睡觉的时候已经是临晨两点。
在这里工作了近两个星期。每天早饭是咖啡，有些饼干，干果。中午也是一些饼干，巧克力，奶酪，和几片叫“salami”的干肉肠。晚饭是罐头的豆类或是意大利面，用压力锅煮。吃了两星期的罐头食品，大家心里都憋了股狠劲，下山后定要足吃一顿全肉的大餐。下山时我们的食品已经吃光，但背包里塞满了岩石块，比上来时还沉。又是两天的路。但我们终于走了出去。车里留了个西瓜，我们开了，新鲜水果吃起来很爽，吃完后我把瓜皮往山下扔，高喊“Long live Chairman Mao!”。然后按计划去吃肉。
出了山口是个僻静的旅游小村，有温泉，有山境，民风纯朴，我们决定在这里吃。餐桌在户外，边上支了木炭火的烤炉，不同部位的牛肉和各式香肠烤满一炉，你点哪块厨师给你切哪块。我们几个就着智利的红葡萄酒，闷着头猛吃。没有功夫来细品肉的味道与口感。吃到四、五成饱，抬头发现身边有头戴墨西哥式大沿帽的歌手抱了吉它在弹唱，听不懂歌词，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豪放，更有一种被服务了的感觉。借了酒劲，左胳臂挽了肥实的村妇，右手摇着红手绢，随着歌声转圈跳舞，没有什么章法，图个热闹，也消食。两三个钟头连蹦带跳吃完饭，把前两星期亏的肉都吃了回来。回家后好几天一肚子的肉都没有消化过来。人饿了就要吃东西，无论什么，只要能吃就会要去吃，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活着。这就是我的故事下半段要讲的内容。
张艺谋拍过一个电影叫《活着》，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我说的这件事，是一部1993年上映的叫《Alive》的电影， 翻译成中文也是“活着”。电影是根据８０年代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说的是一架智利的飞机载了一飞机的橄榄球运动员和他们的家属在一场球赛后回程中因为在安第斯山上空遇上暴风雪坠毁。 当时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救援的直升飞机因为连着好几天的恶劣气候未能发现遇难的飞机和人而最后放弃。坠机幸存者中有球场上的骁将和他们的女人，大家躲在一段飞机残骸里避风雪。这些人都是城市里长大的，过惯了优越的生活，但没有任何野外求生的本领，根本没有办法走出陡峭的雪山。两三天后吃完最后一块巧克力，谁都不吭气了。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活下去？最后饿到不得已，有人提议吃“sushi”：即生吃那些排在雪地上亲人朋友的尸体。当然，那是大逆不道的提议，马上遭到另外一些人的攻击。但随着时间的过去，道德终究没有挡住饥饿，大家终于决定要吃。下那第一刀去割冻得硬梆梆的亲人身上的肉，并把那剜下来的一块放进嘴里嚼是什么样的心情？不是当事人恐怕很难体会得到，但他们都吃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他们把尸体面朝下排放着，这样不用知道是在吃哪一位朋友。就这样，他们靠吃亲人身上的肉熬到气候转暖，其中的一人带了些人肉做干粮走出出事地点，见到山里的牧人才把信报了出去而得救。从接幸存者的直升飞机往下看，山坡上飞机残骸附近的雪很脏，散着人骨头架子，地狱一般的乱。
除了看电影，我也看了《Alive》上映期间电视台配合播出的节目，采访生存下来的一些人。节目中被采访的人有的遮了脸，有的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件事情而进入画面，但大部分的人选择了回避，根本不愿再触及这件事，不愿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人大部分都信了基督教，他们把自己的活下来看成是上帝在眷顾他们，他们感激自己的亲人朋友，认为自己活着的躯体是亲人朋友生命的延续，是他们生命的载体。
我对这个电影和故事印象深刻，因为故事中坠机的地方离我们扎营工作的地点不远。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有我们这样的野外工作经验，他们也许在巧克力吃完前就可以走出去报信，而不至于去吃自己的亲人朋友。但对那些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人，那样的山实在是太难了。人被置于一种极端的环境中后，就会对生命和生活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思考，对幸福，痛苦，快乐的认识都会改变；对人生的意义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有机会遇上极端环境的人毕竟不多，而知道去学习怎样面对那种环境的人也不多。我经常会坐在山头上，看着连绵不断的大山问自己：假如我陷在这样的山里怎么办？而在这个世界上转悠的人，是不是也可以问自己类似的问题？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699-22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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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工作了近两个星期。每天早饭是咖啡，有些饼干，干果。中午也是一些饼干，巧克力，奶酪，和几片叫“salami”的干肉肠。晚饭是罐头的豆类或是意大利面，用压力锅煮。吃了两星期的罐头食品，大家心里都憋了股狠劲，下山后定要足吃一顿全肉的大餐。下山时我们的食品已经吃光，但背包里塞满了岩石块，比上来时还沉。又是两天的路。但我们终于走了出去。车里留了个西瓜，我们开了，新鲜水果吃起来很爽，吃完后我把瓜皮往山下扔，高喊“Long live Chairman Mao!”。然后按计划去吃肉。
出了山口是个僻静的旅游小村，有温泉，有山境，民风纯朴，我们决定在这里吃。餐桌在户外，边上支了木炭火的烤炉，不同部位的牛肉和各式香肠烤满一炉，你点哪块厨师给你切哪块。我们几个就着智利的红葡萄酒，闷着头猛吃。没有功夫来细品肉的味道与口感。吃到四、五成饱，抬头发现身边有头戴墨西哥式大沿帽的歌手抱了吉它在弹唱，听不懂歌词，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豪放，更有一种被服务了的感觉。借了酒劲，左胳臂挽了肥实的村妇，右手摇着红手绢，随着歌声转圈跳舞，没有什么章法，图个热闹，也消食。两三个钟头连蹦带跳吃完饭，把前两星期亏的肉都吃了回来。回家后好几天一肚子的肉都没有消化过来。人饿了就要吃东西，无论什么，只要能吃就会要去吃，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活着。这就是我的故事下半段要讲的内容。
张艺谋拍过一个电影叫《活着》，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我说的这件事，是一部1993年上映的叫《Alive》的电影， 翻译成中文也是“活着”。电影是根据８０年代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说的是一架智利的飞机载了一飞机的橄榄球运动员和他们的家属在一场球赛后回程中因为在安第斯山上空遇上暴风雪坠毁。 当时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救援的直升飞机因为连着好几天的恶劣气候未能发现遇难的飞机和人而最后放弃。坠机幸存者中有球场上的骁将和他们的女人，大家躲在一段飞机残骸里避风雪。这些人都是城市里长大的，过惯了优越的生活，但没有任何野外求生的本领，根本没有办法走出陡峭的雪山。两三天后吃完最后一块巧克力，谁都不吭气了。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活下去？最后饿到不得已，有人提议吃“sushi”：即生吃那些排在雪地上亲人朋友的尸体。当然，那是大逆不道的提议，马上遭到另外一些人的攻击。但随着时间的过去，道德终究没有挡住饥饿，大家终于决定要吃。下那第一刀去割冻得硬梆梆的亲人身上的肉，并把那剜下来的一块放进嘴里嚼是什么样的心情？不是当事人恐怕很难体会得到，但他们都吃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他们把尸体面朝下排放着，这样不用知道是在吃哪一位朋友。就这样，他们靠吃亲人身上的肉熬到气候转暖，其中的一人带了些人肉做干粮走出出事地点，见到山里的牧人才把信报了出去而得救。从接幸存者的直升飞机往下看，山坡上飞机残骸附近的雪很脏，散着人骨头架子，地狱一般的乱。
除了看电影，我也看了《Alive》上映期间电视台配合播出的节目，采访生存下来的一些人。节目中被采访的人有的遮了脸，有的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件事情而进入画面，但大部分的人选择了回避，根本不愿再触及这件事，不愿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人大部分都信了基督教，他们把自己的活下来看成是上帝在眷顾他们，他们感激自己的亲人朋友，认为自己活着的躯体是亲人朋友生命的延续，是他们生命的载体。
我对这个电影和故事印象深刻，因为故事中坠机的地方离我们扎营工作的地点不远。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有我们这样的野外工作经验，他们也许在巧克力吃完前就可以走出去报信，而不至于去吃自己的亲人朋友。但对那些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人，那样的山实在是太难了。人被置于一种极端的环境中后，就会对生命和生活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思考，对幸福，痛苦，快乐的认识都会改变；对人生的意义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有机会遇上极端环境的人毕竟不多，而知道去学习怎样面对那种环境的人也不多。我经常会坐在山头上，看着连绵不断的大山问自己：假如我陷在这样的山里怎么办？而在这个世界上转悠的人，是不是也可以问自己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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