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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韶关三中学生追思关尚平老师

已有 2118 次阅读 2018-4-21 17:00 |个人分类:博客杂谈|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韶关三中岁月, 关尚平 |文章来源:转载

 


  韶关三中1973届学生  

   追 思 关 尚 平 老 师  

  作者: 冯慧敏 


多尔衮,清朝八旗姓氏之一,主要归属上三旗中的正黄旗,出自明朝时期黑龙江女真铎尔衮部,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多尔衮·关是我的中学老师,多尔衮是他的满族姓氏,关是汉族姓氏,其族源为八旗满洲——旗人中仅占15.95%的满人。然而网上资料显示,多尔衮的满姓汉化中并没有“关”姓,倒是同属正黄旗的瓜尔佳氏汉化姓中有“关”。孰是孰非?使得关的满族宗姓终生成谜。

1970年3月上旬,因为父亲下放到粤北山区枫湾工人疗养院工作,我们举家迁往韶关。六年前,我母亲所在工厂以备战疏散为名整体搬迁到韶关市十里亭镇。六年后,广州市卫生局抽调100多名医务人员支援韶关山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我父亲理所当然被选中,美其名曰“照顾夫妻团聚”。我的父母纵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不敢赌上身家性命抗争,否则立即被扣上“革命的逃兵”的帽子,大会斗小会批,末了还被开除公职,踢到社会上自生自灭。我家是工薪阶层,全靠父母工资维持生活,一旦断绝经济来源,我们不敢想像也承受不起其后果。我本来可以选择留下,但是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不堪孤寂的我更愿意待在他们身边。当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当即表态同意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在亲友们的惊愕目光和劝阻惋惜中,随之转学到十里亭镇上的韶关市第三中学。后来的人生之路证明我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

报到那天,春寒料峭,春雨潇潇,母亲领着我去见教务主任徐光祺老师(那个年代叫教改组组长),一位样貌端正、普通话标准、精明干练的女干部。站在紧挨篮球场的平房最东边有着全校唯一一部手摇电话貌似校值班室门前的走廊上,我默默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学校也真够破烂的!偌大的校园,除了十几栋低矮破旧的平房和简陋的设施外,就是一迈出门口踩得满脚泥巴的黄土地。哪能跟我在省城就读的中学比呀,那可是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名字命名、红墙绿瓦画栋雕梁石桥荷池浓荫掩映的百年名校、前名牌女子中学啊!也许是天雨风寒,学生们正在上课,四周静悄悄的,给这所屋舍陈旧、偏僻荒凉的学校平添了几分凄凉;也许是刚刚急速变换了环境,从繁华的省城闹市中心到偏僻的山城郊区小镇,我的内心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惆怅和失落感。

“走!”一声断喝,我冷不丁吓了一跳,循声望去。迎面走来一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衣冠不整、邋里邋遢的汉子,后面跟着一个面若冰霜、稚气未脱、手臂戴着红卫兵袖章、手里拎着红白两色长木棍的高年级男生。汉子经过我的面前时,耷拉着的脑袋突然抬了起来,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眼,就又垂下去了。那双眼睛使我想起翻了肚皮的鱼。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任务:星期天上午值班看守“牛鬼蛇神”。

那天早上,我准时上岗。一同值班的同学悄悄告诉我,学校里关押着三个“牛鬼蛇神”教师,问题最严重的姓关,原来教化学、英语。我扭头透过半掩着的门往房间里张望,关——我入学那天见到的人,正背朝着门,坐在书桌前,貌似在写着什么。

同学是附近挖掘机厂的子弟,她对我这位来自大城市的新同学充满好奇,不停地打听我的来历。我俩聊得正欢,关冷不防走出门来,面无表情地低低说了句:上厕所!我们连忙站起来,我学着同学的样子拿起红白木棍,紧跟在他后面。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专政工具有何作用,是为了防止专政对象反抗逃跑起到震慑作用,还是用以区别敌我两个不同阶级身份的差异?

在学校里,我不时遇见关,24小时被红卫兵看押着,写坦白交待材料,干又脏又重的体力活——打扫礼堂、清理垃圾、修防空洞……,吃饭、上厕所、洗澡、睡觉……,连在防空洞干活时放屁都要事先报告,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和个人隐私。那时侯,社会上提倡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学校划给每个班级一小块菜地种瓜种菜,收成后交给食堂。暮春时节,校园北侧的菜地需要开挖一个化粪池,这项差事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关的头上——他是三个“牛鬼蛇神”中年纪最轻、身体最棒、思想最反动,更需要接受劳动改造的。某日下午下课后,我们班到菜地劳动,关正穿着发黄破旧的白色短袖文化衫,穿着黑色半截短裤、黑胶雨鞋,一身泥浆一身汗水,抹灰板与手掌并用,笨拙地给粪池四壁涂抹灰沙浆,学生们围成一圈站着,象看马戏表演似地欣赏着他的“杰作”。

大概几个月后,国家下达了新的落实政策文件,加上学校师资力量确实不足,包括关在内的“牛鬼蛇神”先后获得“解放”,重上讲台,关是最后一个。有一次学校开大会,最后一项内容就是宣读他的平反文件。散会时我无意中扭过头,猛然看见他穿戴整齐站在会场后面不远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舒心的笑容,手里轻轻挥动着小红书。逐渐散去的人群经过他的身边,没有人向他道贺,只有他自顾自地开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关在笑。

重获自由的关还是教回他的老本行——英语、化学。不同于另外两位“解放”教师,一位给我们班教过初中《农业基础知识》,后来调到食堂售卖饭菜票,另一位给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高中地理课,我总觉得关被边缘化:从未当过班主任;未正式教过高中班的课;初中时只给我们班代过两节英语课,高中两年仅代过两节化学课。

在学校里,关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因为他的过去,因为他的外表。学生中也截然分成两派:有人敬佩他,崇拜者主要是独具慧眼的男生们;有人嫌弃他,多是以貌取人的女同学,包括有眼无珠的我。上高中后,我道听途说地了解到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关是满族人,单身,年龄不详,岁月和疾病的摧残使得他的生理年龄超过了实际年龄。关的家在广州八旗二马路,其父亲是民国时期广州海关的高级官员。据我的初中班主任说,南下定居广州后,为了融入当地社会与生活,关的父亲入乡随俗,取海关的“关”字为汉姓。她的说法是否为关亲口所言,我已无法考证,但是我更认同网上关于满姓汉化的说法。

关有一个幸福快乐值得回味的童年,家境富裕,生活优渥,锦衣玉食,无忧无虑。他小小年纪就敢独个儿上街,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街边的凉茶档,一边喝着广东特有的凉茶,一边观察民生百态。他惊讶地发现布衣韦带的凉茶档老板不时会随口爆出几句粤式英语,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骨钟(quarter一刻钟)”。他既诧异广州平民百姓对英语的熟习程度,对英语发音进行本土化改造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又深深体会到自古以来通商口岸广州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许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这些寂寂无名的市井小民,让关对英语有了别样的感觉,成为日后激发其英语天赋的潜在诱因。虽然英语并不是关的大学所学专业,但是成为了他日后谋生受益的主要手段,他的英语发音标准,口语流利,文字流畅,达到了专业程度。

关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以高分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妥妥一枚学霸!谁知入学一年后感染了肺病,只好休学一年,限期已满仍未痊愈,最终退学。在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国家和人民用血汗钱供你读大学、培养你,你必须以身报效,否则会被剥夺体制内正式工作的资格,退回街道,游离于城市自由职业者和街道集体所有制职工之间。像关因病退学这种情况也不在国家考虑安置范围内。

关退学回家后成了无业游民,前途迷茫,无所归依,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偶尔为外贸部门翻译英文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在韶关工作的朋友告诉他,那里是广东省重点扶持的新兴工业城市,工作机会比较多。那里山青水秀,风凉水冷,树木很多,空气清新,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这对当时走投无路陷于绝境的关来说,无异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重燃了生活的希望,有了人生目标和努力方向。他立即动身北上,到韶关求职。

韶关市北郊十里亭镇是一个新兴工业区,这里云集着大跃进期间上马的两家重工业企业——挖掘机厂和铸锻厂,以及六十年代上半期国家加强三线建设从省城搬迁而来的两家大工厂。1959年秋,为了解决附近工矿企业职工子弟和部队驻军、农村孩子上学问题,当地政府创办了第三中学。1963年和1964年,从广州先后搬来油泵油嘴厂和水轮机厂,就读人数进一步增加,师资力量明显不足。教育部门从市区各校抽调师资,广开门路招贤纳士,待遇从优为体制内编制。按关的学术水平自然不在话下,被录用是理所当然的事,面试后即被分配到第三中学教书。在这里,关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他从此扎根于斯,献身教育事业。

一颗漂泊动荡的心终于安顿下来了,本以为从此可以与世无争度过平凡人生。殊料天不从人愿,山青水秀未必是避世之地。如果说大学学业戛然而止已经预示着坎坷人生开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厄运则直接把关推向了命运的深渊,让他饱尝了人间辛酸,看透了世态炎凉。十年动乱,像他这样家庭背景不寻常、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自然逃不过被冲击的厄运,被剥夺了教师资格,扣上一项项莫须有的罪名,打成牛鬼蛇神,关入牛棚隔离审查,受到无止境的迫害和侮辱。他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自暴自弃,作贱自己,想一死了之。幸好他是个聪明人,很快就调整心态,忍辱含垢,苟且偷生,逆境中不沉沦,否则有可能熬不到“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那一天了。

关才高八斗,生活上却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落难时从不注意个人卫生,屋子里挂满了劳动后的脏衣服,满屋子酸臭难闻。恢复工作后有了很大改观,比较注意个人形象,但仍远远达不到基本要求。头发乱蓬蓬的,鞋子上蒙着一层尘土,常年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黑色中山装,每次下课后,袖口、前襟总是沾满了粉笔灰。走路时半低着头,身体左摇右晃,给人一种“树摇叶落,人摇福薄”的感觉。关的宿舍只有一个单间,既是起居室,又是办公室,里面凌乱不堪,床铺从不收拾整理,书籍歪七倒八地堆放着,碗筷随意摊在桌面上,积满了茶垢的搪瓷杯盛着发黑的浓茶,穿过的衣服到处挂,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香烟味、体味、汗味混杂的怪味。听说关原来嗜酒嗜烟嗜茶,得了肺病后,生生把马背民族与生俱来的嗜好给割爱了,但烟抽得更凶了,茶喝得更浓了,每月工资的大部分都花在这上面了。

关上课时善于运用五官和脸部肌肉表达情感,特别是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你,叫你不敢对视。一次,关代我们初中班的英语课,他一时兴起,多教了几个课本以外的单词,其中就有“fool(傻瓜)”。看着他表情夸张、声情并茂的滑稽样子,大家都忍俊不禁。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边厢才下课走出教室门口,那边厢学生中就传开了,“fool关”的绰号不胫而走。

关似乎不介意或根本就不知道我对他的印象如何,认为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爱学习、成绩好的尖子学生,对我另眼相看,不时主动和我搭讪,说几句鼓励的话。我不肯定第一次值班看管他时我和同学的谈话有没有被他听到了,从而记住了我。记得读高一时,有一次,关代徐光祺老师上我们班的无机化学课,课间休息时,他把我叫到课室外面,神情凝重地对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尽量多看一点课外书,多掌握一些文化知识,千万不要受外界干扰,自暴自弃,学到的知识将来一定会有用处的。然而,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与个人理想相去甚远,中国的教育制度已经被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肢解得支离破碎,大学已停止招生多年,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盛行,上大学成了多少有抱负、有才华青年人生理想的“海市蜃楼”,早就从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心目中被抹去,毕业后的最高理想就是进国营企业,成为全民所有制体制内的一员。前途渺茫,对关的叮嘱,我惟有期期艾艾,一笑置之。

别看三中远离市区,偏安一隅,可是名声在外,口碑甚佳。韶关市官场中流传着这样的江湖传说:三中有一群“牛鬼蛇神”、一群“灵魂工匠”,家庭出身非黑即白,历史背景有着不可说的秘密,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毕业于文革前的名牌大学,因种种际遇与不同经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走到一起来了。个个挟一技之长,人人有真才实学,称雄各个学科,各领风骚,学校教学质量绝对不输于久负盛名的一中、六中。不少官员纷纷找校方说情疏通,把子女送到这里就读。不少市区学生舍近求远慕名而来,更有些学生向往学校寄宿生活,决意报读三中高中,以摆脱父母管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三中的鼎盛时期,校风淳朴,学风端正,教师教学水平高,学生学习质量较好。1975年更冒出了一匹“黑马”:一位姓吴的农家少年夺得广东省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二名,为校方争了光、长了脸。恢复高考后,三中每年都有往届或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有不少人走上仕途,官至省市厅局级,或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

关多才多艺,学识渊博,这在学校里,在老师、学生中是公认的。我们读高中那两年,应该是关一生中比较轻松愉快的一段时光。一是他孑然一身,了无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二是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国民经济和各行各业各项工作暂时回到正轨上来,这就是后来被斥之为“右倾翻案风”、“回潮风”盛行时期。一时间,学校大胆抓教学质量,教师认真授课,学生努力学习,举办各类学科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们感到久未有过的舒心。傍晚时分路过教师宿舍,常常可以看到关与左邻右舍坐在宿舍前面空地的椅子上高谈阔论,或者摆开棋盘厮杀一番。他对象棋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是韶关三中的“棋圣”,老师们轻易不敢与他交手,学生多“作壁上观”。他棋瘾一上来连午休时间也不放过,一边吃着饭一边下象棋,吃完后饭碗一推,继续埋头“吃”象、车、马。祖先的血液在他的体内奔腾激荡,他血脉偾张,在棋盘上延续着驰骋疆场的梦想。

我的中学物理老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汪秉宏是顶着参加1961年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光环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1962级13名高材生之一,是未来中国核物理研究领域的后备人才。“文革”开始那年毕业。待分配期间,曾到汕头市西郊广州军区牛田洋生产基地劳动锻炼两年,1969年7月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超强台风引发的特大风暴潮,与死神擦肩而过。1970年分配工作时,正值大学停办,研究机构关门,核工业发展尚在襁褓中,大批人才无处施展才华,只能分流到工厂、中学等就业,大材小用。汪与其他三位中科大同届同学一起被分配到韶关,因为是名牌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与中学物理课比较对口,是理想师资的不二人选,四选一挑中了他。他本想到韶关师范学校工作,但韶关市教育改革委员会说现在韶师不招生,当下最需要优秀师资的是第三中学,把涉世未深的他忽悠到了我们学校屈就,开始了他的“流放”之旅。

汪凭借中科大的名气和自身的才气很快在三中赢得了“爆表”的人气,学生们钦佩他、崇拜他,以能听他的物理课为幸事。他这把“牛刀”还被学校派在了许多用场上:讲授初中《工业基础知识》;担任高中四班副班主任,协助班主任做好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工作;陪同学生开展野营训练,昼行夜伏,行程两百里;带领学生在校办小工厂做砖坯,自产自用;带队到附近铸锻厂学工,研习翻砂倒模。他成立了全校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学科研究小组——物理学习兴趣小组,学习完电磁学原理课程后,组织部分学生安装矿石收音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曾主持了全校唯一一次物理竞赛,竞赛结果出来后他到各班讲解解题步骤与答案,其他班有同学从他手上拿着的试卷中惊讶地发现,其中一道电磁学试题,就因为是不同的物理老师,汪老师所教班级的参赛者都会做,而其他老师教的班级参赛者统统吃了白果。沮丧之余得出如下结论:不同水平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水平就是不一样!纵然笃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汪于1973年被中科大“伯乐”不远千里寻至韶关调回母校教书四十载桃李满天下,但汪的心中始终留有韶关三中1972届、1973届学生的位置。

汪住在关的隔壁,两人都是学霸出道,名校出身,惺惺相惜,很谈得来。1970年5月他到三中时,关还身陷囹圄,汪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学校里有这个人,纵然相遇不相识,就像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1972年他们成了邻居,关系日渐密切。尽管汪对关的遭遇早有所闻,出于尊重个人隐私,聊天时从不触及对方的过往经历。关备受磨难,饱经风霜,洞察世事,见解独到,汪感慨不已同时生出几分敬意。闲来无事,两人不时对弈过招,几个回合下来,汪暗暗吃惊:关棋力深厚,还真不容易对付。关不乏幽默,偶尔也会做出令人捧腹的事情来。有一次,两个老顽童共同导演了一出恶作剧:关把汪背在身上然后敲开他的家门,诈称汪上课时晕倒了,汪夫人猛然看见丈夫匍在别人身上,一时反应不过来,吓得花容失色,哭笑不得。

我是所在班级的学习委员,与老师们打交道较多。我常常越俎代庖,为汪做一些物理科代表职责范围内的琐事。每逢期中考和期末考复习阶段,我总被汪“抓差”,塞给我写着满满几页纸的复习提纲,要我抄到黑板上。手酸脖子疼吃粉笔灰不说,抄完后还要自己用钢笔重抄一遍到笔记本上。我不时上门向汪讨教作业或为别的事情,离开时他会递给我一摞已批改完的作业本,要我“顺便”带回去。我成了汪家的常客,有时倚熟卖熟,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地闲聊。殊料隔墙有耳,住在隔壁的关听到了,送我一个绰号:scholar,汪心领神会,暗自发笑。有一天,汪终于“不小心”泄露了“天机”。我连忙追问是什么意思,起初他只是一脸坏笑避而不答,被我逼急了,才笑着说:“老学究呗!”我翻查了英语词典,仍然弄不懂关赋予它的真正含义——是褒还是贬?十年人事几翻新。纵然事隔多年,惟独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成了我的一个心结,也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关在三中深交不多,也许数学老师周礼嘉算是一个。他是韶关本地人,出身于民族工商业者家庭。虽然同为被改造对象,但比关的境遇要好一些,文革中侥幸避过牢狱之灾,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们年龄相近,共事时间较长,身世有相同之处,同是单身,在学校时住在同一排平房的两人常常在一起聊天,分开后也保持联系。我们毕业后不久,经校领导热心牵线,周与一位在仁化插队的广州大龄女知青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调回市区中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周以继承叔父遗产之名携妻带子移居香港。从此中国大陆少了一位明师,香港多了一介为生计奔波的蓝领。

随着九七回归日益临近,香港出现了移民潮。周也在为是否移民国外犹豫不决,想找个人商量,他想到了关。两人在长途电话里长谈。当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不久,政治环境日益宽松,但是前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的阴霾尚未从人们的心头上完全散去,无法预测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趋势。香港市民对回归后中央政府治理香港的策略、对1997年7月1日起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缺乏深刻理解和亲身体验,怕政权更迭引起政策变化,怕大陆的政治运动会波及香港。关用亲身经历告诫周,就怕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将面临再次被清算的厄运。亲眼目睹关沉浮起落的周心有戚戚焉,侥幸逃得过第一次未必逃得过第二次,运动一来难保不会被专政。一生解题无数的周也无法找到这道人生难题的最优解,顾虑重重的他终于下定决心全家移居加拿大。

提起周礼嘉老师,不得不说说他的为人处世和教学管理之道。他智商和情商并存,教学管理方法很有一套。初中时他教我们班的数学,善于运用形象教学法,把枯燥乏味的数学知识讲得生动有趣,受到学生欢迎。一次,他伸出不能弯曲的左手食指,夹着一支粉笔比划着问大家这是多少,几个调皮的男生大声回答“二”,他也不恼不嗔,课堂气氛活跃。他创新教学方法,有时课上到一半讲完一节内容后会突然出十道八道数学题,要学生当场做题当场交卷当场判对错,看谁做得又快又对,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坐到一旁静观“龙虎斗”。我和一个上海籍男生成了竞争对手,互相暗暗较劲,每次一做完题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向周老师,往往只差若干秒,轮流争当第一名。当时我被好胜心冲昏了头,事后冷静下来认真想想,其实论头脑聪明我应该不如那位男同学。

高中阶段周老师担任二班班主任。他是校领导心目中深谙治人之道的心灵导师。他将学生视为己出,一视同仁,以心交心,亦师亦友,亦正亦邪,不古板、不说教,恩威并施,手段了得。他的教学管理经验可以归结为“情治”。他摸透了班上每一个学生的思想智能性格脾气,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运用不同的教导方法进行调教,以其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天下归心。他有慧眼识人的洞见,能看出谁是天资聪颖,谁是后天勤奋,点拨启迪,鞭策鼓励。他有笼络人心、纠偏导正的秘诀,能将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理工男收归麾下,诚心归附;他能在关键时刻拉后进学生一把,救难解危,善施教化,重拾自信,逆袭上进。他有点石成金的本事,能把默默无闻的农村学生塑造成“为革命而学”的先进典型,上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上午11点全省新闻节目;能把外语专才打造成通读马列原著的红专型人才。他知人善用,人尽其材,各得其所,擢升少年老成、沉着稳重的小帅哥掌舵,统领三军;钦点三位美女副手、委员外加猛男红卫兵中队长辅佐班政,各司其职,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他爱才识宝,能容忍一名酷爱美术的学生上课不听讲,只顾着画画,他敢特批他缺课参加市里美术培训班。后来这个同学成了专职画家,仍念念不忘当年周老师的宽宏大量。他的关爱甚至延续到学生下乡回城后的工作分配和岗位安排。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周老师的关爱和帮助。大家都信服他、追随他,遇到问题都愿意找他。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学生仍然惦记着他,交口称赞他是一位既教书又育人的良师益友。

 





1973年高中毕业后,同学们都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我因病留城,赋闲在家,呆了8个月后,进了河西一家纺织厂工作。四年间一直没有见过关,听说他已调到南郊的第八中学去了。其间,曾有人向关透露,韶关市教育局里有人想把关的历史翻出来再次整他。刚刚愈合的伤口又被血淋淋地撕开,关回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内心翻腾,面露愠色,忿忿地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文革后期了!还在干这种陷害人的勾当?

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1977年秋天。一天,有同学突然转告我,关捎话要我去他的学校一趟。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星期天匆匆赶去了。关的宿舍里热闹非凡,聚集着好些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的往届毕业生,关对他们、对我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国家恢复高考了,好好复习,做好准备,参加高考。我一下子懵了,怎么复习?从何开始?没人辅导光靠自己行吗?那天离开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久久回不过神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关。考上大学时竟然想不起向他报喜,一同分享成功的喜悦。也许他后来已从其他同学那里辗转知道了我的消息吧?以关的宽厚豁达性格,他应该不会责怪我吧?但愿吧!

过了许多年,听同学说,关40岁上结婚了,育有一女。中年得女,喜不自胜,关视女儿为掌上明珠,珍爱无比,悉心培养。他的夫人姓张,人长得漂亮,个子高挑,身材不错,出身于军人家庭,知青下乡两年回城后分配在市第一中学当老师,教物理。在这里,她遇到了先前从第八中学调来的关。两个人因为缘分走到了一起,志同道合,心意相通,患难与共,互相扶持。我心里暗暗佩服那位素未谋面的奇女子,选择关需要一定的勇气和独到的眼光,她肯定发现了关身上某些不为人知的优点,冲破世俗偏见,无视年龄差异,勇敢地走向他。她抚平了关心中的伤口,给了他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一种渴望已久的生活、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一个血脉相传的后代。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消息传来说关前些年携带家眷调回广州了,继续发挥专长,在某情报研究所从事英文资料翻译工作。关50多岁时,好象预感到了什么,曾忧心忡忡地对友人说:他担心自己活不长,不能看着女儿长大成人,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谁知一语成谶。一天晚饭后,关到楼下倒垃圾,过马路时竟然被车撞了,倒地不起。一个命运多舛、半世坎坷的生命猝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永远定格在二十世纪末。

关出生时,其父亲为他取名为“尚平”。其“尚”不知是取“尊崇”、“风尚”抑或“还”、“尚且”之意?若是前者,则属于文人墨客的雅兴和希冀;若是后者,则隐约感到“成事在天”的无奈和期盼。事实上,关并未人如其名如父辈所愿平顺一生,反倒是一步三坎、多灾多难,整个人生坎坷起伏,且不得善终。

如果说我这一辈子有什么不能释怀的遗憾的话,其中之一就是我考上大学后,竟然没有当面或写信向关报告并致谢。我无意中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作者自我简介:冯慧敏,粤籍小资一枚,天性追求完美,喜过精致生活,已过耳顺之年。1979年考入安徽财经大学计划统计专业,1983年毕业被指派到商业部下辖一级批发站,短暂专业对口。1986年底转投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市分行,因怕才学不够被拒,在《履历表》“特长”一栏多写了一句:“有一定的文字写作能力”,被量才录用,留在市分行办公室,自此与专业绝缘,不务正业,与文字结缘。根植建行市、省分行办公室,长期从事信息宣传、文字综合、公文审核等捉笔营生,码字耕耘廿四载,感情专一,从未移情其他部门。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生活平淡,布衣蔬食。年岁渐长,记性日差,唯往事历历不忘。择一个明丽早晨,磨一杯意式咖啡,或倚着午后斜阳,啜几口时新茗茶,写一篇流金岁月小文,自娱自乐,闲逸恬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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