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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峰“手撕媒体”事件谈脸谱化叙事在学术写作中的作用

已有 2340 次阅读 2015-9-30 09:39 |个人分类:苏菲的世界|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本周娱乐界的大事,如果说一个是《港囧》的票房,另一个恐怕就是《中国好声音》了。作为中国选秀类节目收视率的领跑者,《好声音》第四季即将走入尾声。按照前三季的经验,关注度在盲选结束后就会有所下降。可今年却不同,汪峰的手撕媒体大戏,从10号录播后的小道消息偷跑,到25号说好的“世俗的偏见”不见了之后的风波再起。《好声音》成功的获得了眼球,汪峰如愿的上了头条,竟然还有不少网友黑转粉,简直就是win-win!那么重点来了,为什么在录播过程中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从华少的表情可以看出),最后实现了如此惊艳的成功?究其本质,就在于脸谱化叙事的作用。

脸谱化是文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意指文艺创作中刻画人物的公式化倾向,即是好是坏是什么性格一眼能看出来。(参见:丁玲 《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这些人物还没有写出来就已经定型化了,脸谱化了。”)。其实脸谱化的手法在正规的学术研究中也很常见。特别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和成文写作之间往往是分离的。对此,项飙曾在其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写道:“在民族志或者一般实地满查报告的写作中,大凡会碰见这样三个逻辑的协调问题:事实本身的逻辑,研究者发现事实的逻辑(过程),和作文的逻辑。所谓作文的逻辑是指我们要有一个叙述框架,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也有利我们的理论论证……”(中文版 P40,可惜英文版出版时,这些细节和思考都被删掉了)为了实现作品的可读性,成文时通常会理出一些线索和脉络以最快的吸引读者的眼球。道理其实是简单的,无论是散乱的史料档案还是枯燥的田野笔记,过载(overload)的信息直接放在文章里肯定会把人恶心死。怎么办呢?只能删繁就简,让特色更鲜明。

以叙事史学的佳作《叫魂》(Philip A. Kuhn)为例。故事的梗概其实非常简单:1768年正当所谓“乾隆盛世”,关于这种妖术的流言在民间盛传。年初始于浙江地区,几个月间迅速蔓延,波及十二个大省(其人口总和超过两亿),爆发了一场公众大恐慌。平民百姓人人自危,想方设法对付妖术;乾隆帝获知后断定背后暗藏着谋反的政治阴谋,随即发诏书在全国的清剿妖术;而各级官府起初企图息事宁人,尔后奉旨竭力追查妖案,捉拿“妖人”与“妖党”。这场群体性疯狂充斥着误会、怨恨、诬告、陷害和报复,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最后,因为叫魂案无一可以作坐实,这场歇斯底里的大规模清剿运动也终结于不了了之1。而《叫魂》的成功之处,便在于把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巧妙地穿插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之中,往往在故事情节出现曲折,读者情绪随之高涨的时候,作者却将其按下不表,掉转笔锋去分析论述有关的原委。正如一位书评作者所说,孔飞力就象一个高明的“‘鬼话’说书人”,将一段“乾隆年间源于江南水乡的神秘往事”演绎得“有声有色,鬼气逼人”,他极强的控场能力,足以将所有听众牢牢吸引在他的故事当中2。普通民众、“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各级官僚和最高统治者,每一类行动者都有鲜明的特征。但脸谱化却并不是僵固——《叫魂》叙事的巧妙之处便在于脸谱化的角色能够在一个特定的场景(比如“江南”3)之下,针对于外界压力的变化而“自主地”行使着自身的策略。

其实几乎所有需要呈现给观众或者读者的作品,都或多或少要使用这种策略。因为脸谱化的本质是刻板印象或者刻板印象话,是人类对于复杂社会范畴进行简化,从而达到归类自己和归类他人目的的一种自发行为和基本需求4。如果能理解到这个层次,就不难发现原来诸多的网友原来是被如同“白血病、车祸、治不好”的韩剧一般的脸谱化叙事给击倒。

即便我们不去假设原本“手撕媒体”那一幕就是按照台本设计好的(前文说到华少的表情也大概能够佐证这一点),但录了、透风、剪播、再炒等一系列动作就不能不说是有意为之。首先汪峰从第二季开始(第一季辅佐那英来着)就稳坐好声音的导师宝座,但可惜运气不好,买了个“半壁江山”的摇滚领军人物,却无奈正面新闻永远上不了头条,又因为家庭问题负面新闻缠身。好在汪峰在在担任导师的过程中经常“梦想”不离口,《好声音》团队于是将其塑造成了远离世俗的“老夫子”的形象。我想汪峰本人那么聪明,本人肯定也会欣然接受——毕竟作为一个歌手,声线、唱法、编曲和歌词是你唯一的标志,但是从歌手到导师,每个人也都需要一个脸谱化的“记忆点”(比如哈林是音乐老顽童,周杰伦是小公举,那英的团队一定要叫小二班等)。10号录播的手撕媒体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并没有马上看到小道消息爆出。那是因为和很多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的作品一样,节目组和汪峰团队在想办法把收集到的资料重新整合,以达到所谓的“双赢”效果。于是12号,在确定让后两排媒体背黑锅,并以此为借口修改赛制(超女之后广电总局不允许观众投票)的前提下,把汪老夫子团队竞演的失败塑造成被世俗偏见所累的受害者形象,小道消息开始在微博、微信朋友圈流传。恰巧20号“人大师生断交门”被炒得火热,在导师对战(原版以及英文翻译都是knockout,即淘汰赛,但《好声音》团队一定要将其翻译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导师对战)“冲冠一怒为爱徒”就又具有了特殊的传播含义。25号正式播出,为了给观众留下遗憾,故意把激烈的言辞剪掉不播,汪峰本人也再次在微博上声援弟子,于是对于“受害者们”的关注和同情,以及27号中秋晚会上汪峰团队和节目组冰释前嫌(当然华少了也开了汪峰家庭幸福的玩笑)就变得顺理成章……总结一下,如果把汪峰“手撕媒体”事件看作是一个质性研究的写作呈现(representation)的话,汪峰的脸谱化在于为了“梦想”的不食人间烟火,在“导师对战”环节由于学生追逐梦想遭到“世俗的偏见”而爆发。你看,人物性格是多么的跃然纸上。


也许看完了今天的“苏菲的世界”,很多网友又要大呼被骗。其实娱乐节目就是这样,也许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得失。但做学术,我们却始终是认真的。愚以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作品(甚至其他的社会科学作品)为了增加可读性,必要的脸谱化或者刻板化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些时候会影响事实本身的“精确性”——当然比如项飙也曾在书中辩解道:“书中的数据和细微情节也不完全是精确的。这一是因为我无法对一些数掘进行统计,也不便于核蛋一些细节;二是我为安全考虑,有意将部分细节模糊化。但这些都不太会影响我们对‘浙江村’的理解。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精确性’达成的……”(中文版,P44)——但这个度怎样把握,如何处理数据收集和文字呈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质性研究中如何避免predetermined的问题(既然“观察渗透理论”不可避免),就不是一两篇博文能够说清楚的了。此外还需要指出的就是,数据收集和写作呈现相分离的问题,并不是质性研究本身的痼疾——相反,貌似一切研究都逃不了这个魔咒。于是,有空说一下量性研究中的p-hacking好了。


1. 参见: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20919/cc19liuqing/ 

2. 李里峰. 《叫魂》与史学叙事传统的回归. 现代教育学报. (2001)第27期. 但其实也有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如周积明,马建强(2015)认为:“派别划分是一种后设的叙事,其价值不可全盘否定。但是,以派别划分为线索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却以虚构化、脸谱化影响到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我们应该对这一叙事模式重加思考,回到历史场景中认识近代历史及其中的人物,以获得新观察和新认识。”参见:周积明,马建强. 维新变法脸谱化叙事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8月31日第800期.

3. 只有江南富庶的经济和强劲的文化,才能凸显出“盛世危机”的严重性。这个其实是研究中“控制”的基本思路。试想,如果专注于“别处”的叫魂事件,恐怕就必须还要说明落后的经济发展本身或者是顺从的文化,是否会对事件的产生和扩散造成影响。参见:刘拥华. 何处是江南?——《叫魂》叙事中的“江南隐喻”. 史林 (2015)第1期.

4. 参见拙文:王程韡. 更多的接触能改变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吗:对DAST改进的一点尝试. 科学学研究. (2014)第8期.感兴趣的同学更推荐阅读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SJT)的工作,如:Jost, John T., and Mahzarin R. Banaji.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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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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