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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网络的本体论基础:“创新生态”话语在美国国会的扩散 精选

已有 5389 次阅读 2016-10-18 12:08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同样是“开脑洞”的一个作品。在美国访学期间惊闻导师曾先生突然离世的噩耗,想为他老人家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么个东西。虽说是随手之作,但也做得十分辛苦,收集并编码了美国国会记录中所有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容,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了政策网络的本体论基础问题……以至于步子迈得有点大,评审意见也呈现出了“非共识”的趋势。不过还是要感谢评审专家和期刊编辑部老师对这一点“小尝试”的肯定。没有你们,就不会有这篇文章的付梓。当然本来在注释(1)中写道“本文谨献给已故恩师曾国屏教授”,可惜在正式出版的时候并没有刊出,稍有可惜。希望能以本文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

参见:王程韡. “创新政策网络的本体论基础:以“创新生态”话语在美国国会的扩散为例”.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10): 14-26.(人大复印资料C31 2017年第2期全文转载)


摘要:政策网络的本体论对化解政策网络研究不同进路之间的争议颇为重要,却很少有人提及。因而在批判地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一种融合了社会网络分析的量化方法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民族志传统的新思路。并以创新生态系统在美国国会的扩散为例,发现单纯的以人和组织为基础的人际或专业网络,并不总能承载政策理念在网络中的传递。相反,由核心共识、围绕核心共识且能与其相互表征的“保护带”以及同异质性行动者所倡导的非共识性“弱联结”等话语实际上构成了维系网络不可或缺的非人行动者。网络本体的演进,亦是通过核心的共识相对稳定,以及前一阶段中“弱联结”中的部分概念进入到后一阶段的“保护带”中实现的。

关键词:政策网络;本体论;创新生态系统;行动者网络理论;奥卡姆剃刀


1.  问题的提出

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是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和政策分析领域兴起的一个概念,时下已经成为相关学科的主流话语和新的研究范式[1]。然而和范式一样,如何界定和使用政策网络这个术语,始终是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的难题。比如政策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对某一个政策问题有着共享旨趣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2]但是如果我们否认社群组织先在的稳定性,政策网络的也就变成了成员资格开放、纵向的权力等级和权力支配很少的“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3]。其实议题网络也好,政策社群也罢,抑或是两者之间谱系的任何部分[4, 5],都可以由且仅能够被共享了的政策问题或者议题后验决定。当然问题或者议题被置换成权威、资金、合法性、信息或是组织自身相关的任何资源也是一样[6]——网络仅仅是用来形容一群对某物“因依赖而彼此结盟,又因依赖结构的断裂而相互区别”[7]的复杂组织形式的隐喻[8, 9]。因此在很多学者眼里,政策网络的作为网络的本体从来都不存在。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吸收了社会网络的部分概念,去转而探究政策网络在政策创新理念在扩散中的作用[10-12]。从某种意义上讲,政策网络是可以被反过来界定为是帮助形成或者传递了创新的那个东西的。但受到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创新的扩散”经典学说的影响[13],扩散在本质上依旧被理解由一个被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通过人际间的社会网络和组织间的专业网络倡导,进而被潜在的接受者(potential adopters)采纳的过程。事件史分析(EHA, Event History Analysis)等技术手段也被用以解释行动者在怎样的条件下(往往仅“从众”等少数行为被认为是“网络”发挥了作用),理性地做出了采纳或是不采纳的决定。因此和隐喻学派所谓的“辩证进路”(dialectical approach)一样,网络中的行动者而不是行动者之间的联结是政策网络分析的核心。

当模糊的理论概念应用于科学、技术、创新等政策时,政策本身的特殊性又更进一步限制了政策网络理论在创新研究当中的应用。首先创新作为一种生产函数的“新组合”,一般被认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正向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围绕政策预期(效果)的争议通常很低,政策网络中的行动者也往往更关注在资金和合法性等资源分配等操作性的问题上;而且此类以分配为核心的网络,其联结通常是非常松散的,甚至不乏一些关键环节断裂的情况存在[14-16]。此外,科学、技术、创新同社会之间交互的过程却是复杂的,而且也并不存在的此方面放之四海而皆准(one sizefits all)的“普适化”图景。这实际上也就排除了通过政策创新的扩散来反推网络的可能——毕竟只要尚存一丝从异质性的本体条件理性学习的可能,网络扩散的真实性就会遭到质疑。比如机构所有制的确是欧洲当下大多数国家大学产权政策的共同选择,但却绝不能被简单的认为是对美国《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模式的简单复制[17]。总之在更强约束的情况下,创新领域的政策网络研究就更需要明晰网络的本体论基础。否则即便只是一种隐喻层面的借用,也可能会产生十足的误导或是完全随意性的结论。

2.  社会以及网络的诸本体论

本体论(onto-logy)在传统哲学意义上被认为是关于什么东西存在、如何存在以及为什么存在的相关“知识”(-ology),也一种先于现实经验的实际存有的一般性存在架构[18]。关于本体论的探讨其实在把社会当成是研究对象的那一刻起,就未曾停止过。

涂尔干所言的具有外在制约性(external constraint)的“社会事实”,便代表了一种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对人类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认识。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研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不能通过哪怕是最认真的内省去发现。”[19]。王铭铭将这种本体论认识解读为一种区分与融通的辩证[20]:首先要在作为认识者的“我”与被认识者的“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以“分离物我”;而后再暂时悬置“我”(尤其是“内省”的我),使之进入“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的“无我之境”,进而沉浸于“物”(“社会事实”)中;最后,再对“物”所指的作为事实的“宇宙人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物我之间达成社会与知识的汇通。这当然是追求“科学方法”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分支的理想状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并不意味着以更多数学为基础的形式化。事实上对于隐喻学派的政策网络研究者而言,政策网络作为一种解释框架的精妙之处便在于卷入同一个事件当中的“被书写者”对问题的竞争性解读:只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跳脱“作者的解释”就可以,而且也无法对形式化有更高的期待[8, 9]。甚至在他们眼中,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通过网络所实现的创新扩散研究,其本质并非在于网络所承载或引发的政策变迁的过程,而是在于扩散——从沃克尔(JackL. Walker)[21]和贝瑞(FrancesS. Berry)[22]等人的开创新工作开始,此类研究关注的一直都是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清晰的“黑箱化”了的成型计划(programs,如是否在本地接受博彩业)——这当然已经失去了勉强使用“网络”这个术语的意义。

相比之下,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则是社会科学中为数不多的以网络为研究主题且使用了关系而非仅仅是属性数据,以及网络相关的形式化方法(如图论相关的可视化和计算)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流派。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雏形,则来源于孔德传统对社会的结构性认同[23]。然而这个结构究竟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被回答的;最初的社会网络研究也集中在那些有着实际联系的社会关系,如血缘姻亲、商业贸易等层面,对应着族谱和交换等网络形式。直到2001年,麦克芬森(Miller McPherson)等人在《美国社会学年鉴》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社会网络构成的本质在于一种类似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Similarity breeds connection)的同质性原则(homophily principle)[24]——而且无论这种同质性是结构嵌入的还是个人偏好的[②],如果说社会网络存在一个结构性本体的话,这个本体则只可能是“被书写者”所认同的近似社会等价物(approximate social equals)[25]。以明特姆(Michael Mintrom)[10-12]为代表的政策创新的扩散研究,实际上就非常接近这一思路;只不过他们更关注个体的选择,在形式化工具上也更多使用了以属性数据为基础的概率统计。而且囿于数据获得的限制,此类研究几乎只能集中在有着独立行政权力和能力的地方政府层面。无论如何,网络都再次退归成为分析问题的与境(contexts)甚至是被隐喻学派所指摘的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于是在已有的研究无法找到合适对应的本体论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目光投向更为宽泛的网络的概念,比如系谱学(genealogy)来寻找新的灵感。在福柯看来,“事物都没有本质,或者说,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点点地从异己的形式中建构出来的……在事物的历史开端所发现的,并不是其坚定不移的起源留下的同一性;而是各种异他事物的不一致,是一种悬殊(disparity)”[26]。从这个意义上讲,系谱或者网络的本体其实正是那个被建构了的流变的话语。拒斥了福柯谱系学可能的“中心论”倾向,更为激进的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拉图尔(Bruno Latour)分别进一步提出了所谓的根茎(Rhizome)哲学[27]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抑或更准确的表述,是“行动者根茎本体论”(actant-rhizome ontology)[28]。在这种特殊的本体论当中,代表着一种关系实在论的网络只是提供给作为转义者(mediators)的行动者表达自身、转译(translation)他人的“上手”(at hand)的话题文本。其本体恰恰在于这种多元异质联结工作、交互、流动、变化的“结网”(worknet)过程[29]。研究者需要去做的,也仅仅是如同小蚂蚁一般,不带目的地专心于眼前,认真去跟随行动者,去找到联结的蛛丝马迹。诚然政策领域的田野调查通常是极为困难的——无论是进入(entry)还是伦理尺度的把握,但基于档案的历史人类学和基于网络的虚拟民族志等进路中的“人”(actor)与“物”(Actant)并置,虽不多见,但还是能为理解政策过程提供一种新的思路[30-32]。但将研究者自身作为首要研究工具的方法论特质(参见表 1)也决定了,即便是使用“反思”或者“内省”作为掩护,“被书写者”的选定、排除以及解读还是要受到“书写者”主观意志的影响[③]。为了比批判和启发走得更远,特别是在政策制定者作为不可获取的潜在读者群的情况下,我们似乎还是需要一种能够相对“客观化”反应政策网络对象诸世界(multipleworlds)本体的方法。一个直观的思路就是试图让社会网络和行动者网络两种进路事先某种有机的融合,虽然拉图尔本人否认了这个可能性。

3.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跟随“行动者”

为实现这种融合,理想的样本需要同时达成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不同行动者对政策问题有着竞争性的解读,又能通过某种机制联系起来;第二,可能参与的行动者本身有一个相对封闭的边界,且问题的流变亦尽可能不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对此,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作为一个特定的术语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中的扩散,就是一个绝佳的案例。

首先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创新生态系统至今还不是内涵和外延非常明晰的概念,这个自不必说。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可能相关的理念在学术界早就有之,但首次作为一个特定的术语出现的确是在美国的政策界:2002年6月,在一次题为“消费者从数字版权管理的解决方案中获益”(Consumerbenefits of today's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solutions)的听证会中,Adobe公司电子图书部门的主管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先生直言,“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美国而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制度设计”。而且互联网盗版软件的横行,已经严重影响了Adobe公司的创新动机。如果受到侵害的所有软件公司都大规模缩减R&D投入,结果也势必会制约到软件使用者的生产力,最终危及美国的整体经济。事实上,亚历山大正是使用创新生态系统这一隐喻来描绘危机的传导性和严重性[33]。2004年1月,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发表的题为《维持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保持科技竞争力》的报告(听证会时间为2003年10月[34]),更是将国家建设创新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作为了特定的主题[35]。相比之下,学术界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却是在2006年[36][④],而且以主题和标题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可以搜索到的期刊文章仅有60余篇[⑤],亦没有听证会记录引用了任何此类文献。由此可以认为学术界对政策网络中概念流变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此外,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理念来自于创新系统[37],但其实从很多报告的引文来看委员会成员和证人都知晓弗里曼(Chris Freeman)的工作[38, 39],但却刻意在其他地方可以使用了创新生态系统而不是创新系统的概念;当然两个术语在同一个听证会记录出现的情况也不乏存在[40]。


图1创新生态系统话语“共同使用者”(co-speaker)的社会网络

进而在操作层面,我们搜集了ProQuest Congressional数据库中2002-2014年间所有包含并严格使用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术语的听证会报告。鉴于拨款委员会作为资源的提供者,与其他行动者致力于通过转译获得资源的情况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排除了这部分的报告,共得到有效样本134个。同时考虑到政党轮替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所有报告在时间上被划分成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两个阶段。对所有的报告,首先抽取创新生态系统的话语使用者(包括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和证人),并利用“共词法”(co-words,即认为共同使用话语的行动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结)建构起创新生态系统的话语网络。从理论上讲,如果概念本身是依托于人际间的社会网络以及组织间的专业网络进行扩散和传播,那么所有的说话者应该可以经由这些转义者被联结成一个全图。事实发现,“孤岛”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如图 1所示),仅靠Actors并不能维系网络的存在。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本身作为非人行动者,在整个话语网络的建构过程中势必要发挥关键的联结作用。



图2创新生态系统话语的行动者网络

但样本获得的方式也决定了,单纯的把创新生态系统一个非人行动者放回来却毫无意义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试图寻找的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等价物:既围绕创新生态系统这个核心概念,还有哪些相关的政策理念可以帮助把把网络建构成一个整体;如果联通能够实现,就可以认为它们和创新生态系统之间是等价的。从而根据这个结构等价,我们就能够推断出创新生态系统的具体政策意涵。具体而言,报告陈述或证言中有关创新生态系统所使用的与境[⑥]首先被抽离出来,进而根据扎根理论的原则对其进行一一编码[41, 42]。经过初始、聚焦和轴心三个阶段的编码,共得到以下三个核心类属:(I)创新生态系统的作用是什么?(II)创新生态系统由什么组成,怎样运作?(III)创新生态系统的特质(相较于其他系统,如创新系统而言)是什么?然而可惜的是,相关概念的数量却远不止这些。在布什政府阶段的与境编码有45个,到了奥巴马政府这个数量则增长到了73个。于是这里应用了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则对非人行动者的数量进行简化:操作上还是在把与境编码的非人行动者也看作是话语使用者的情况下,建构起话语“共同使用者”的行动者网络;再逐步去除中间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⑦]较低的点,直至若再去掉一个点网络则会发生塌陷的情况(当有多个方案可供选择时,应优先保证两个阶段中保持一致性的非人行动者,即政策连续性优先的假设),所能够得到的核心点集就代表着政策网路中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的“因依赖而结盟”[7]的共识。最终得到创新生态系统话语网络的核心共识(如图 2所示):即通过研发(R&D)和创业/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实现美国竞争力(Competitiveness)。然而,若要解释为什么上述三个编码成为了建构网络的核心非人行动者,奥卡姆剃刀原则本身并不能提供给我们答案。正如诺斯(DouglassC. North)所言“历史是重要的”[43],就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探寻网络联结的“起点”。

4.  历史中新话语的重新检视

据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03年委员会分别承担了两个相互交叉的研究:(IT)制造业的现状与研发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科学和工程方面劳动力同对其给与支撑的教育管道之间的关系,以继续维系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同时应对“创新生态系统”[⑧]所面临的挑战[35]。然而,两份报告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境遇。其实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之初,围绕着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之间逻辑关系的争论在美国政策界就一直存在[44]。到了布什政府时期,由于其个人偏好等原因,以本土人才为基础承载知识创造的功能,进而实现美国竞争力的逻辑逐渐占据了主导。特别是里程碑式文件《迎击风暴》(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报告的出台,迅速得到了各方的拥护和支持。终于在2007年8月,被誉为美国未来若干年科学事业发展路线图,但却旨在解决美国本土科学、工程、技术和数学(STEM)教育问题的《美国竞争法》(America COMPETES Act)高票获得了通过[45]。

相比之下,第一个报告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让利益相关的各方迅速达成共识,或者起码实现转译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46]。事实上它的问题恰恰在于试图涵盖太多东西:比如报告提到了当年布什(Vannevar Bush)致信杜鲁门总统并确立了美国当代研发事业的基础,却也同样暧昧地探讨了人力资本的重要,甚至直接把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同起来[⑨]。报告中有关创新生态系统最详细的解释也只是说“研发中心和制造能力”应该保持一个紧密的联合,实则在暗示IT制造业应放弃离岸外包的念头将工厂回迁至美国本土,同时当地的大学也应该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34, 35],让创新的(技术推动型)线性模式继续的发挥作用。鉴于企业选址是一个纯私营部门决策的问题,政府亦不便干预,联邦唯一能做也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增加研发投入。在谈到创新生态系统特色时,报告也干巴巴的只用到了两个词:第一个是动态性(dynamic),但实际上这也是创新系统的核心特色;第二个是健康(health),作为一种对应生态系统生物学隐喻的新提法,报告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和引申,反而却只是止步于隐喻[⑩]。

于是,整个报告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新瓶装旧酒”的“要钱”请愿书。以至于把“创新生态系统”换成“创新系统”,把“健康”换成“成功(运行)”,几乎不会发现有任何的违和感。但作为潜在的政策受惠者,这一立场当然得到了IT制造业的高调响应[11]。比如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主席斯卡莱丝(GeorgeScalise)就曾在不同场合证言,“投资不易,但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47, 48]。著名服务器经营商阿克迈技术(Akamai Technologies)的首席科学家和共同创始人雷顿(Thomson F. Leighton)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对大学主导的基础研究投入的减少,已经日益以一种非常糟糕的方式影响到整个创新生态系统[49]。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外部计划主管古德尔(Randal K. Goodall)也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有很多层次,但最为重要的却是有关基础科学和工程的研究[50]等等。甚至IT以外的技术部门也跑过来分一杯羹,比如有报告直接使用了“三段论”式的措辞“联邦政府支持创新的一个最核心的方式就是持续且强力地资助基础研究……纳米研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51]。反对的声音也主要来自于第二份报告的支持者。比如以中间中心度为衡量网络中最为重要的Actor,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荣休CEO、《迎击风暴》报告重要证人奥古斯丁先生(Norman R. Augustine)就多次表示,“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支持承担风险的文化、鼓励投资的税收环境等诸多其他方面也同等重要”[52, 53]。但无论如何,“公+私=竞争力”的核心逻辑被确定下来——当然这个逻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其实是东亚(特别是日本)发展型国家的一个主导模式,而美国也早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这一组织形式对模式进行了“完美”复制——起码他们自己是那样认为的。

总之,布什政府创新生态系统话语行动者网络的核心特征是以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为代表的制度理念之争,当然在技术操作层面也体现为“研发”和“人才”两个与境编码均可以同“创业/企业家”、“竞争力”一起实现网络的联通[12]。相反,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创造就业成为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第一要务。加之民主党本来所秉承的“大政府”理念,《美国竞争法》授权的拨款似乎让各个部门都看到了增加投资(即“给钱”)的希望。当然他们也强烈地期许并积极调动一切合法性资源,以保证自身能获得尽可能多的额外利益——创新生态系统就是看起来不错的一个。

诸部门中活动最为积极的,当属《美国竞争法》中点名提到的一些“相关”机构。比如根据法案,能源部于2007年就设立了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ARPA-E),旨在以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为范本,通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方式促进能源领域的创新。但实际上ARPA-E同样没有一个漂亮的“卖点”,只是强调能源技术创新本身是关乎美国的生态环境的(完全的字面意思),而且计划署在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当中的作用也仅仅被界定成“为来自不同源头的创造性理念提供一个自然的焦点”[54]。但实际上一来它和上游的DAPPA以及下游的SBIR/STTR(小企业创新研究/小企业技术转移)等计划未能形成良好的区分,美国国会对于气候变化等相关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因此这个所谓的“自然的焦点”并不存在(相反,大家却可以一眼就看出计划背后所掩藏的部门利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直到2009年《美国复兴和投资法》(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获得通过,ARPA-E才拿到第一笔4亿美元的预算[13]。

吸取了能源部的经验和教训,国家科学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找准了计划的定位。比如在2009年,基金会就依托2000年设立的创新合伙人计划(The Partnershipfor Innovation, PFI)向国会要求增加预算,以围绕大学建立起区域性的创新生态系统,并促进大学教员和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中来[55]。这样的定位简直可以说是联邦(少投资)和各州(带动就业)众望所归的结果;即便如此,基金会也还是特别比较了PFI的“新定位”和其他部门既有计划之间的差异[56]。2011年7月,专门以创新生态系统为主题而启动的“创新合作计划”(I-Corps)更是延续了这一做法。I-Corps的设计理念是在基金会已经赞助的项目基础上,对其给予额外资助和引导;并同SBIR/STTR一样,利用政府投资的杠杆吸引第三方资助,以最终帮助技术、产品和工艺成功走出实验室,实现商用化。而且I-Corps也丝毫没有“另起炉灶”的意思,相反所有的站点(site)都设立在已经具备创新和创业部门的学术机构当中(换言之,实际上I-Corp并非“实体”),并由大学负责组织学术团队与当地企业家、投资者和创业导师之间各类交互(包括创业教育)活动[57, 58]。事实上,I-Corps的创新成功之处恰在于尊重并善用了已有的制度基础——而自身作为一个系统的集成者,试图把分散的创新资源和机会整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倒是也和学术界对找到那种“对于大家而言都有利的机制”(worksfor everybody)和“共同创新”(co-innovation)的强调[59]异曲同工。

5.  结论:一种政策网络演进的本体论模型

经历了两届政府的变化,虽然创新生态系统的话语与境还是围绕着“通过研发和创业/企业家精神实现美国竞争力”展开,但奥巴马政府政策的重心却不在于是纠结是通过怎样的“公”和“私”进行合作,相反却以国家自然基金会的实践为代表,关注了如何借助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理想,在三者之间实现更好的互动和联结。当然就创新政策本身而言,这依然是创新系统而非创新生态系统独具的思想和理念。但在政策网络的意义上,却的确实现了创新生态系统学术模型中所谓的新的“价值创造”[60]。那么让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政策网络的本体论基础究竟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Actors。肇始于IT制造业的政策问题决定了,科学技术相关的国会委员会势必要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从不同的背景和利益出发,单纯的个人层面的话语使用者,比如布什政府时期的奥古斯丁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助理彼得森(ThomasPeterson)等(通常在网络中表现为仅具备高的中间中心度却没有高度数中心度),也不可或缺。但实际情况亦证明,仅仅依靠组织间的专业网络和个体间人际网络进行政策理念的传播还远远不够,Actant也必须参与进来。通过引入奥卡姆剃刀的逻辑方法,我们成功找到了“因依赖而彼此结盟”[7]的共识。但如果只有维系合法性的共识(抑或说缺乏了解释的灵活性),政策网络本身也不会有流变和演化。事实上围绕着共识,还存在两类非常重要的Actants:第一类是那些在(未简化的初始)网络中有着较高度数中心度却只有较低的中间中心度的概念。从社会网络构成的意义而言,它们理论上是可以被“旁路”的。但正是这些“因依赖结构的断裂而相互区别”的周边概念形成了核心共识的“保护带”[14],让相关者依然可以围绕某些东西持续争议而不至于流散。布什政府阶段的功能性话语,如技术突破(technologybreakthrough)、创造就业(jobcreation)、价值创造(valuecreation);构成性话语,如有利于投资的税收环境(tax-climatefor investment)、敢于承担风险的文化(risk-takingculture);特质性话语,如组成部分(component)、交互(interaction)、复杂(complex[ity])、活力(vitality)等都在此列。第二类概念是那些少数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同时很低的“弱联结”[15],如小企业(small firms)、资助机构(fundingagencies)、消费者(customers)等等。然而也正是它们不同于既有概念体系的异质性,才赋予其更多的在下一个阶段被转译以及不同Actors参与进来的可能。其中“小企业”就进入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创新生生态系统政策网络的“保护带”[16]当中,而整个第二阶段也可以被看作是资助机构之间的角逐。


图3政策网络演化的Actants本体模型

正因为“经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所驳倒”。本文和核心主旨在于沟通不同政策网络的研究进路,提供一种理解政策网络、特别是创新政策网络演化的本体论模型(如图 3所以,Actors也是围绕着一系列Actants形成了政策网络,但并未在图中标出),以及结合了社会网络分析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理性”的确定“共识”、“保护带”和“弱联结”的操作性方法。但鉴于创新生态系统在我国仍是一个被炒的火热的概念,有两点经验方面的结论还是要最终强调:一是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乃至于在政策界之内,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解和诠释也尚未达成一致。一是起码从这个案例反映出,“提法”[61]政治在合法性供给的意义上并不存在什么中国特色,而正如韦伯所言是“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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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谨献给已故恩师曾国屏教授。

[②]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讨论。比如梁玉成(2010)认为:行动者的偏好是建构大量异质性的关系而非同质性关系;但是异质性的关系维持成本高,行动者对异质性互动对象的互动请求难以得到响应,导致异质性关系的生存周期短。长期的累积效果造成了研究者观察到行动者拥有的更多的是高度同质性的网络关系。参见:梁玉成. 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J]. 社会学研究. 2010, 5(05):50-82.。

[③]当然并不是说在孔德-涂尔干的传统中这种情况就不存在,只是他们相信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的客观性自动帮助规避了这个问题。

[④]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此隐喻性的使用同样也要更早一些。比如莱特(Paul C.Light)在其著作《持续创新 : 打造自发创新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论述内部管理系统(InternalManagement Systems)的时提到了其在连接组织其他部分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参见:LightP C. Sustaining innovation: creating nonprofit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that innovate naturally[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8: p 23. 当然,我国的黄鲁成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并于200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却也同样没有直接和间接的证据表明美国国会对该属于的使用受到了任何来自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根据黄的定义,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技术创新复合组织与技术创新复合环境,通过创新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的系统。参见:黄鲁成. 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J]. 中国科技论坛.2003(01): 23-26.

[⑤]然而根据尤建新(2015)等人研究的成果,检索析出的文章数量要大于这个几个量级。参见:尤建新,宋燕飞,邵鲁宁等.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脉络梳理及理论框架构建[J]. 产业经济评论(山东大学). 2015(02): 78-90.

[⑥]这里的与境(context)严格意义上限定为创新生态体系作为一个特定术语出现的上下文,以避免过度解读。

[⑦]如果一个点处于许多其他点对的最短途径上,则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它越可能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处于网络的中心,它测量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程度。参见: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UCINET软件实用指南[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9.

[⑧]引号为原文所加。

[⑨]报告中(p14)的说法是“knowledge– or human capital”。但其实报告的整体倾向还是“外引”的,比如在p ii页中总结全球环境下成功创新和技术领先的条件时,报告称需要的是:2. 大量技能型科学家和工程师;3. 灵活流动的技术劳动力。

[⑩]在政策文件中唯一可见的一个应用是《美国竞争力计划》里提到,“为了美国能够长期通过其持续的经济繁荣所维系的高生活水准,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必须保持健康”。参见:U.S 108th Congress (2003-2004).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Act of 2004(S. 3022). 2004.

[11]制造占比并不是很重的IT企业相反并没有对增加研发投资表现出太多的积极性。比如思科公司主席莫格里奇(John Morgridge)在2005年7月21日白宫科学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关于讨论“联邦科学和工程研究与教育投资和美国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听证会中,证言道:良好的教育系统是保证美国在技术和创新上领先的基础。而支持技术接入(如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政策,同样能够通过扩展“创新生态系统”贡献者的方式,让创新繁荣起来。

[12]这种摇摆和争论在政策文件中就更多见,比如在《美国创新与竞争力2006法案》(THE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2006)的立法尝试中,法案的立法背景里开宗明义的写道,“创新对于维系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力而言至关重要……教育和基础研究则是早期创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参见:U.S10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THE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2006 (REPORT 109–285).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13]在《美国竞争法》原有的框架甚至美国整个资助体系当中,能源部的预算一直都是远远超过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特此说明。

[14]保护带是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使用的概念,原指由许多“辅助假设”所构成以保护硬核,将经验反驳的矛头引向自身。在本文中仅指代那些围绕在核心共识周围,又可以和核心共识一定程度上相互表征的概念群,和拉卡托斯的用法并不相同,所以这里特别使用了引号。

[15]“弱联结”则是借用了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弱连接(weak tie,原指沟通频率较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说法。在传递非重复性信息的意义上,本文的用法和格氏的弱连接理论保持了高度一致。但考虑到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更多使用联结而非连接的表述,所以这里也表述成“弱联结”。

[16]“保护带”中还包含:构成性话语,如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规制障碍(regulation obstacles,主要是制药企业呼吁为了整个产业发展和消费者受益,减少临床试验政策的繁文缛节);特质性话语,如健康(health)、活力(vitality)、区域层面(regional level)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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