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在戈壁上的考察驼队(翻拍自纪念展览)

事由儿：缘起9号参加的活动

　　80年前的今天(1927年5月9日)，有一支特殊的团队从北京的西直门起程，登上西去的列车去履行他们盼望已久的一次考察。可能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团队所率领的考察活动后来竟持续了6年之久并行程万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考察竟成为近代中国科技史和对外交流史上的一次壮举。这支特殊的团队就是蜚声中外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
　　今天，来自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古生物学、植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科学技术史等领域的学者以及考查队员的后辈子孙们会聚一堂，在距离考查团起程地不远的地方——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中国古动物馆，隆重纪念80年前的这次伟大壮举。
    纪念活动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瑞典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的。活动主要包括“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80周年”纪念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鸿桢、吴新智、张弥曼、翟裕生、丑纪范等专家出席了纪念活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廖育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所长朱敏以及考查队员亲属代表在活动开幕式上致辞。他们在致辞中评价道，“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与外国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所组成的大型综合科学考察团，它一改清末以来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畅行无阻随意发掘，致使大量珍贵文物资料流失国外的耻辱历史。他们所签订的19条协议，成为以后外国人来华考察与我国签约必须遵循的典范，这个协议“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刘半农语——编者注)。瑞典驻华大使林川先生也莅临了本次活动，他评价这次科考活动是中瑞友好交往的良好开端。
　　开幕仪式结束后，来自中国和瑞典的自然科学史学者们作了内容丰富的学术报告。据学者们介绍，“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察活动开始于1927年，结束于1933年，考察活动本身及其取得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外科技交流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考队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炳昶和在世界历史上备受争议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外方团长。在所有团员中，中方占10人，瑞典、德国等欧洲团员占17人，他们负责考察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项目。这次考察的结果，就中国团员而言，比较突出的包括丁道衡在内蒙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在新疆调查了各地的矿藏；袁复礼在新疆、宁夏等地采掘到大量的爬行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龙和宁夏绘龙等，一次考察发现如此众多的爬行动物化石，这在以往还是不多见的；袁复礼、丁道衡、詹蕃勋、陈宗器在考察中都绘制了大量地图；陈宗器还对罗布泊的轮廓和它的变迁经过做了测量和考察，这是地理学上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郝景盛则是我国较早在青海和甘南作植物地理调查的使者；黄文弼对吐鲁番交河城雅尔崖古墓葬区的发掘以及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的发现，也是非常出色的考古工作；此外，还有大量民歌和民族语言方面的成就。
　　为配合纪念活动而举办的展览布置在中国古动物馆的一层展室。所展出的展品都是活动主办单位的珍贵馆藏，许多展品都是第一次和公众见面。在这些珍贵的展品中，文献资料和考察队员使用过的科学仪器、生活器具是自然科学史所提供和征集来的；在旧中国古生物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袁氏三台龙、袁氏阔口龙、奇台天山龙、新疆二齿兽、赫氏水龙兽等远古动物化石则是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标本库中提取的珍贵化石标本。这些珍贵的标本曾历经风雨，被一代又一代的地质工作者精心保护到今天，除饱含的学术价值外，还有一份厚重的历史价值。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处也对本次展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纪念活动的开幕特别放映了考察队员李伯冷(P. Lieberenz)实地拍摄的黑白纪录影片以及部分欧洲队员的图片和文献。该展览将对外展出三个月，对这次壮举抱有兴趣的历史和古生物爱好者请千万勿错良机。

杂感：无论东西，自然的和历史的原本放在一起

　　如果说，我的上述文字能叫做“新闻简报”的话，那我的一些杂感而已的东西就只能搁这儿了，新闻文体的确不方便暴露太多个人思想。文中提到李伯冷(P. Lieberenz)拍摄的那部黑白片子看了不能不令现代人有些想法。这部影片的主题自然是这次科学考察，但用来拍摄影片的大部分胶卷所拍摄的内容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考”，而是我们伟大祖国20世纪初叶西部地区辽远雄奇的地貌和质朴豁达的民风。摄影师忠实地记录下了当时人们的婚丧嫁娶习俗，喇嘛与信徒们繁缛虔诚的宗教仪式，懒洋洋的王爷及他们妻妾们沉重奢华的衣物，富有蒙古族民特色的摔跤，包头、哈密和迪化沧桑的城市风貌以及长城线上不尽的风光和淳朴的牧民。摄影师所记录的这些看似与科学考察无关紧要的东西在今天几乎都已经被历史的长河所吞噬和湮灭。电影的每一秒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哦，这就是了，这些影象是与他们所获得的化石、地图、水文资料同样极为珍贵的东西！
　　斯文赫定，何许人也，不仅仅是曾经“发现”并“运输”大量中国文物回家的瑞典人，还是一名具有丰富社会和历史知识的地理学家，一名博学的人。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广博的知识是使斯坦因、斯文赫定这些早期来华“探险”的一干人等收获空前丰富的重要前提。这就象一个阅历丰厚的古玩商人，来到一个物品丰富且规模超级的旧货市场，而这个市场在一个过去富庶而现在贫穷的地方，市场上的经营者又是一群贫穷落后的人，那这个贩子的收获是多么的显而易见啊。
　　这些西方人，在那年月的中国，连天的战火、内忧外患、民生调敝，加之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能来到这里，其难度不亚于今天我们到南极洲去考察，但他们所见到的都是以前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东西，机会是多么的难得，探险多么的刺激！他们如饥似渴、贪婪地吸吮着这神秘国土上的各种营养，使其文明后来居上；使我们被认为“不科学”的东西成为人家科学的源泉，再经过包装，冠以“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科学化了的字眼运回中国，我们再如饥似渴、奉若神明地进行一番学习，这真是一场很奇妙的游戏啊。
　　令我们感到可喜的是，我们现在再出去科考的时候，往往树立起一面叫做“综合科考队”的旗帜。“综合”很重要，它至少开始多包容进一些东西了，但似乎我们“综合”得还不够，大多情况下还是自然学者间的综合，而很少有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随行；并且我们急切地需要一名象斯坦因、斯文赫定、古董贩子那样的了解众多知识的领队。有人说，时代不同了，学科发展了。可我要说，人类自始至终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去看待自然是不客观，也是不实际的，割裂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去看待自然也是不客观和不实际的。在西方世界里，自然的和历史的很早便放在同一个博物馆里展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曾创造出不朽的科学和高超的技术，而这些科学和技术始终都被包容在“经”、“史”、“子”、“集”当中，这些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也是看待自然的一种方式。 （段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