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数学危机的出现，好像使得更多学者不再关心定义，而更多关心的法则，通过法则去标定事物本身。对于科学研究，有时候在想，我们必须争取概念上的胜利和科学。如果一个概念界定是模糊的或者模棱两可的，或者是不科学的，在这个基础上去研究，去推理，去收集数据，去构造行为，进一步说去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这将引致很多问题。

如GDP的设计是否合理，而原先的GDP数据都根据原先对GDP的定义加以收集的，至少如今的GDP核算不能区分三大产业的重要性，而由此原先GDP核算所引致的政策建议将会产生很多问题，如忽视农业的重要性，至少如今农业对如今这个GDP的贡献是逐渐减少的，故概念和指标不科学或者不全面的，用这样的概念而引致的行为，或者推出的结论是有害和不全面的。

那有时候想，如果我们想研究某些问题，并且必须引入新的指标，而对于这新的指标下几乎就没有数据可寻找，那我们该怎么引进，该怎么做，是还用原先设计的指标下的数据继续研究，但这种指标是不科学的，还是重新设计指标，但这种指标下数据是不存在的，这客观上给出一种两难的困境，也给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路径，或者是两种分工，一种是怎么去设计指标，一种根据指标去收集进而分析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