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何能有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没有

近来在阅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的作品《留德十年》。在印象中第一次接触季羡林这个名字还是在读研时期，只是一直没有去拜读他的作品，前段时间去新华书店逛，看到了他的作品系列，于是买下了这本书，放在床头早晚各读几页，今早读到他写的《大轰炸》时，感触犹深，感触深并不在于文字有多么美妙，而在于他所记录的人物给我的震憾。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季老所在的哥廷根大学正处于无情战火，现将文字抄录于下：

“……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我根本无动于衷，拥被高卧。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顶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连忙狼狈下楼，钻入地下室里。心里自己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第二天早起进城，听到大街小巷都是清扫碎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是英国飞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不在伤人，而在震碎全城的玻璃。他们只在东西城门处各投一颗这样的炸弹，全城的玻璃大部分都被气流摧毁了。

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我赶忙喊一声：“早安，教授先生！”他抬头看到我，也说了声：“早安！”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在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无独有偶。我听说，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里，盟军大批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来“铺地毯”。正在轰炸高峰时，全城到处起火。人们都纷纷从楼上往楼下地下室或防空洞里逃窜，急急如漏网之鱼。然而独有一个老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从楼下往楼顶上跑，也是健步如飞，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做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头上飞机仍在盘旋，随时可能有炸弹掉在他的头上。然而他全然不顾，宁愿为科学而舍命。对于这样的学者，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等美国兵攻入哥廷根以后，炮声一停，我就到西克先生家去看他。他的住房附近落了一颗炮弹，是美军从城西向城东放的。他的夫人告诉我，炮弹爆炸时，他正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一桌子，他奇般的竟然没有受任何去何从点伤。”

读到此处，“肃然起敬”已然不能形容我此刻的感受，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德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高校在世界的声誉，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确实，在通向真理的殿堂，永远有那么一群人宁愿用生命去践行真理，反观自照，无地自容。

这种精神，生生不息，从近来阅读的先秦诸子中时时可读到，先秦诸子生长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代礼崩乐坏、政治动荡，人们流离失所，人心背向，在这世事纷扰的时代，也是世界思想鼎盛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生长在这个时代，他们共同在追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些永恒的命题，给世人留下了千古的念想。在读荀子时，荀子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告子的性无善恶、孟子的人性向善进而提出自己的命题：人性有恶，他的命题并不象我们有些学者所解读的人性本恶，他第一次把人性分成动物性和社会性，他认为：人有动物性恶的一面，同时有社会性善的一面，而社会性需要通过礼乐来改造，也就是化性起伪。通过改造，达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境界。这在当时，在马克思还是马克思的时代，能提出这样的科学命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早两天，市教科院在一中搞教学视导，我全程陪同听课、评课，昨天与一中校长在闲谈课改时，我同样提出我的观点，希望一中能正视现实，投身课改，打造有效课堂，提升教育质量。教育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学校可以不屈身于官，不屈身于行政，但绝对要服从于真理，在真理面前，你永远是学生，不得自大，正如哈佛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早晨十分钟的晨读，有了这么些感想，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