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名 ]      中国的传统

[ 作  者 ]      吴国桢

[  ISBN  ]      9787506026611

[ 出版社 ]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12 第1版

   不管采用哪一种继承方法，不受侵犯的原则是，继承者必须有和他的前任一样的血统。这种带着正统的、纯洁的、彻底的偏见，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何中国人几乎没有值得一说的神话。人们崇敬祖先，但人们知道祖先正是像他们自已一样的人，既不是神，也不是半人半神。人们可以夸大这些祖先行为上的勇敢，智力上的机敏和道德上的方正，但不把奇迹归于他们。

   巴比伦人有《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印度人有《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希腊人有《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罗马人有《伊里德》(Aeneid)，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有《伐尔桑加萨加》(Volsungasaga)和《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埃及人虽然从来没有试图用史诗去赞颂他们的民族，但是他们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有着一些有趣而奇异的神怪故事。而中国的神话只是由少量零碎孤立的轶事组成，讲是既不连贯，又缺乏有机感或艺术感。与其他民族的那些有名的史诗和英雄故事相比较，这些东西就好像一些未经整理的怪异故事。那些苛求于中国人的人或许把这归因于想象力的不足，而那些偏爱他们的人也许会断言他们具有较高程度的现实主义和推理力。但是要探求更确切的原因，我们必须往别的方面看看。因为神话是与宗教密切联系的，而古代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也似乎是与其他民族的宗教观念完全不相同的。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神鬼之说，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鬼神的出现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恐惧与崇拜。然而，中国的鬼神一直没有出现具体的形象，直到公元1世纪佛教的传入，神袄偶像化的过程才终于宣告开始!

   祭祀天地的典礼通常在帝国的首都举行，但是当在位的皇帝认为他已经完成一些特别值得赞美的事业时，他就要举行超乎寻常的典礼，叫做“封禅”。

   灵魂成分被分成两部分，就是魂与魄。魂是灵魂魄中较敏锐的部分，纯粹是无形的，近乎神性的，而魄是较不纯正的部分是给人性欲的动物本质。在死亡发生以后，魂将离开肉体而上升，而魄还将保持在肉体附近。所以，埋葬可以消除魄而不能消除魂。

   相传，干支纪年是黄帝在观测到月亮望朔的变化后而创造的。12个朔望月与1年的时间近似，因此有了十二地支，再加上记目的十天干，便形成了以加为周期的纪年方法。

   除了校订时间、以乐器传递信息等种种努力，舜还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来培养人们的纪律观念。舜在当时五种典礼上分派任务，并施以奖惩，以这种简单而逐步生效的策略使人们认识到纪律的必要。纪律不能从外部硬塞给人们，好像万矢干剑迫使他们后退一样，它必须从人们自己的内心产生。直至今天，他的这种思路还在为人们所沿用。

   如果我们用舜所具备的眼光看问题，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是洪水。舜作为摄政帝要尽全力用一个重要的计划阻止和控制它。但为了使计划得到实行，他必须有每个人的帮助;而为了使人尽其责，他们就必须有紧密配合的组织。所以典礼是企图在两个问题上训练他们:第一，懂得一个人不管怎么有本事，也不管精力怎么旺盛，单独行动决不如协同的行动有效果，或者换句话说，懂得在协调中通力合作的意义;第二，懂得每个人，不论贵贱，在每一种情况下有一定的任务做。一个人的缺点将自动地影响别人，因而影响全体的幸福。而且，每个人通过他自己的推理，必须给他自己找出什么是人们期望于他的，或者什么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洪水恣意肆虐，可供栖居的土地愈来愈少，人与兽的争夺也随之激烈起来。禹的得力助手之一益受命驱赶猎杀野兽，以保证人们的安全。传说，记载无数奇珍异兽的《山海经》就是益与禹根据治水时的见闻所创作的。

   （尧）帝说:夔，我任命你做音乐大臣，教育世子们正直而又温和，宽大而又严肃，刚强而不虐，坦率而不自大。人的愿望通过语言表达，而把语言编成诗歌就能使之永久，让可以久远的诗歌借助音律，用好听的音调使这些音律调和。(在这方面)八种不同类的乐器都能使之调协，因而没有一种应该减少，或者彼此有什么妨害，那么神和人都一同带来调和。

   古人构造这些字心里只有一个目的一记叙这些民族各自追求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夷用射箭获得猎物，蛮栖居干爬虫很多的地方，戎用戈甲武装自己，狄用狗和营火把他们联合起来，而夏靠耕种“艰食”，即靠一双徒手和两只赤脚在田里劳动生活。而且“夏”字还有另外一种与这种解释很适合的意思。它有夏季的意思，而夏确实是严格地表示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区别的季节。田里农夫辛勤劳作种出来的庄稼正在逐渐成熟，因而咎乒远处看得清楚的是在夏季。因此，通过对这些字的仔细研究，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夏人不可能怀有优越于别的游牧部落或国家的意思似乎是合理的。他们变成农业的定居者是近期的事;或者他们本身，或者他们极近的祖先，不久以前还是游牧的。到那时为止，他们不可能相信他们新的冒险会成功。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理由责备别的仍然遵循老的生活方式的部落或国家。在这些字的含义中也没有任何种族的偏见。夷蛮戎狄和夏一样都是人，他们之间只是在职业上和习惯上不同，不是种族和血统上的不同。任何不满足于他自己职业的人可以随他的意愿而改变。夏人呢，如果农作物歉收，想再转到游牧生活，他有这样做的自由。同样，如果夷人、蛮人、戎人、狄人发现一片没人管的土地而想定居下来做农夫，这也由他们自由选择。但是，由于时间的推移，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隔绝变得越来越远。因此在禹以后大约一千年，当周朝的创建者谈到夏时，他用一个性质形容词“华”修饰它而形成一个新名词“华夏”，即“光荣的夏人”。而且“华”就变得如此流行，以致又一个六百年以后，它不再作为修饰词语用，而作为“夏”的同义词或代替的词用，进而取代了“夏”，当，“夏”这个名称让位给“秦”，“秦”又依次让位给“汉”。从那时起中国人已经自称“华人”了。

   商汤一直被中国人民铭记为他们历史上最早的革命论者，又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改革家。事实上，我们今天使用的“革命”这个词语，可以说来源于汤。《易经》说到汤时，对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以有易无是大禹曾经提出的，但社会中最早的商业萌芽却出现在商代。由于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实力，商朝人经常远赴各地经营生意，这也便是现代“商人”一词的由来。

孔子对于周公的崇拜得经常做梦与他进行谈话。在他已经很老的时候，还抱着明显的遗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当汉朝廷把研究孔夫子的著作开始当做政府的政表推行的时候，周公是和孔子一样受到尊敬的。事实上，他的名字总是按年长的顺序排在前面。在公元491年，他被推崇为“文献王”，而孔夫子为“文宣王”。在公元6世纪中叶，他又被谥为“先圣”，而孔子为，先师”。如果说后来中国人终于从这种祭祀中把周公排开了，那不是由于他的贡献被人遗忘，而是侈丫}v来的统治者认为，与其使百姓拥戴一个与以前的皇室紧密结合，而与他们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不如拥戴一个作为所有智慧的根源的平民，在政治上更合意。

一个社会由这样组织严密的家庭和宗族构成，就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可以利用的社会安全体系。不过，这种体系也许只适用于农业社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随着一种新的和完全不同的文化突然冲击，它暴露出了自身衰弱多于实力的一面。

先秦历史留下的中国传统：

1. 盲目自大的风气。

2. “无自我”的民族。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受种族主义的经验。中国人可以说有“文化主义”而没有“种族主义”。纵然历史也不乏表现非凡的忠诚和英勇牺牲的实例，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的老百姓在保卫中央国家方面是有几分消极冷淡的——他们的传统一再使之中立。因为，一方面，世界帝国的概念已使他们重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另一方面，以中庸之道和调和原则为依据的“文化主义”，也使他们实行他们所相信的原则，即使是对待野蛮的国家。

4. 专治主义。对于儒学，虽然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可以引用来证明这种限制之功效的实例，但在对过去两千年的历史记录进行彻底的研究以后，没有人能对这一确定的论点提出争论。

10.永不超出六世得中国家族。

11.家是永远的心灵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