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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史——阅读笔记

已有 867 次阅读 2020-6-13 10:02 |个人分类:读万卷书|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图书规格

【 书 名 】中国简史
【 作 者 】吕思勉
【 ISBN 】978-7-5139-1178-8
【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7 第一版

笔记

讲历史是离不开考据的。考据无论如何精确,总只是考据,不能径作为事实,这是原则。 


考据宜避琐碎,这不是对专门家说的话。专门家的考据,正以愈琐碎而愈见其精详。因为有许多大事,系联结小事而成;又有许多大关系,是因小节目而见的。
教授学生的材料,若过于琐碎,他不知其在全局中的关系,就不免游骑无归,变为徒费脑力了,而且易入于歧途。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 


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
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有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
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历时稍久,就可以渐趋混合;民族则论语言,论信仰,论风俗,虽然无形可见,然而其为力甚大。同者虽分而必求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难;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坚强与否,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 


我们中国,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互相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虽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极其优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虽屡经改变,而仍不失其本来。经过极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极伟大的民族。 


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势力不竞,暂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治法。经过若干时间,即仍与汉族相同化。 


汉族则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数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杂然并行,而从没有争教之祸。我国民族的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 


西力业已东渐,我国还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观。至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 


姓是起于女系,氏是起于男系的。再后来,婚姻的关系,亦论男系而不论女系,于是姓亦改而从男。一族的始祖的姓,即为其子孙的姓,百世而不改。
正姓所以表示系统,庶姓则表示这系统内的分支。
宗法与封建,是相辅而行的。凡受封的人,除其嫡长子世袭其位外,其次子以下,都别为大宗,大宗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其次子以下,则别为小宗。小宗宗子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小宗宗人,则直接受小宗宗子的统辖,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凡受统辖的人,同时亦得蒙其收恤。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即同出一祖的人,都能团结而不涣散。故其组织极为坚强而悠久。 


《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可见当时列国,亦间有杂用夷礼的。即如秦、楚、吴、越等本与异族杂居,在春秋初期还不免视为夷狄的,到后来,也都彬彬然进于冠裳之列了。
这又可见我国文化的扩张。所谓民族,本以文化的相同为首要的条件。我国文化的扩张,便是我国民族的滋大。 


初民的开化,受地理的影响最大。
蒙古高原,地味较瘠薄,气候亦较寒冷。其民久滞于游牧的境界,不能发生高度的文明。
黄河流域之南便是长江流域,其地味过于腴沃,气候亦太温暖,其人受天惠太觉优厚,于人事未免有所不尽。而且平原较小,在古代,沿泽沮洳之地又特多,交通亦不十分便利。
只有黄河流域,气候寒暖适中,地味不过腴,亦不过瘠。懒惰便不能生存,而只要你肯勤劳,亦不怕自然界对你没有酬报,而且平原广大,易于指挥统驭。所以较高的文明、较大的国家都生于此,而成为古代文化的中心。 


王莽是迷信立法的。他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于是但“锐思于制作”,而不省目前之务。
如此大改革,即使十分严密监督,还不能保其无弊,何况不甚措意呢?于是吏缘为奸,所办的事,目的都没有达到,而弊窦反因之而百出。 


礼是古代规范人之行为的。时异势殊,行为之规范,就当有异,而还强执着古代具体的条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蔑弃礼法,不免有过甚的地方。
终日清谈,遗弃世务,亦是社会衰颓的一个征兆。然而以学术思想论,毕竟不能不谓为高尚的。魏晋时代的玄学,在我国学术思想界中,终当占一重要的位置。 


社会有所谓士庶,其根源,大约是古代的贵族和平民。古代的贵族,其世系都有史官替他记录。所以家世不至于无考,而士庶亦不至于混淆。
自封建制度破坏,国破家亡之际,此等记录,未必更能保存。加以秦人灭学,诸侯史记,被他一把火烧尽。于是秦、汉以来,公侯子孙,就都“失其本系”了。
汉朝是兴于平民的。其用人,亦不论门第。自古相沿的阶级,到此本可铲除。
然而政治上一时的设施,拗不过社会上自古相传的观念。
汉末丧乱,士流播迁。离其本土者渐多。其在本土,人人知其为贵族,用不着特别提起。到播迁之后,就不然了。而五胡之族,颇多冒用汉姓的。中国士大夫,耻血统与异族相混淆,而要自行标举,自然也是一个理由。
隋、唐以后,此风弥甚。如此,则血统淆混、士庶之别,根本动摇。所以在隋、唐之世,门阀制度,虽尚保存,其惰力性。一到五代之世,就崩溃无余了。
魏晋南北朝,正是门阀制度如日中天的时代。此时的贵族,大抵安坐无所事事。立功立事,都出于庶族中人,而贵族中亦很少砥砺名节,与国同休戚的。富贵我所固有,朝代更易,而其高官厚禄,依然不改。社会不以为非,其人亦不自以为耻。这真是阶级制度的极弊。 


文化两字,寻常人对于他,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是什么崇高美妙的东西。其实文化只是生活的方式。
各国民所处的境界不同,其生活方式,自然不同,文化也因之有异了。
人类是富于模仿性的,见他人的事物和自己不同,自会从而仿效。而彼此的文化,遂可以互相灌输。 


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 


中国地方大而政治疏阔,要彻底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一朝中衰之后,很难于重振。
专制政体,把全国的事情都交给一个人做主。于是这一个人的智愚仁暴,就能使全国的人民,大受其影响。而君位继承之法,又和家族中的承继,并为一谈。于是家庭间的争夺,亦往往影响于国事。 


中西文化的异点,溯其根源,怕还是从很古的时代,生活之不同来的。西洋文化的根源,发生于游牧时代。游牧民族,本来以掠夺为生的,所以西洋人好讲斗争。中国文化的根源,则是农耕社会。其生活比较平和。而人与人间,尤必互相扶助,所以中国人喜讲调和。 


中国既不压迫人,人家自乐于亲近我。所以不论什么异族,都易于与我同化。我国的疆域,大于欧洲;人口亦较欧洲为众。他们几千年来,争夺相较,迄今不能统一。我国则自公元前两世纪以来,久以统一为常,分裂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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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振英 孙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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