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稿子2011年发布在“黄桥在线”（丁文江是江苏泰兴黄桥镇人），现在网络上竟然搜不到了，尽管通过进入论坛还能看到。本人上篇博文写到“拜谒丁文江先生墓地记”，这篇算后续或者补充读物吧，不是本人的研究，是一篇译稿。今天翻看《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马思中、陈星灿编著），从该书取丁文江的一张名片及丁文江、翁文灏致瑞典委员会关于支持安特生（ Andersson）从事科学研究的信函作为插图，特此致谢。

<下文三段蓝色字体写于2010年底>

下面这份丁文江先生的小传，英文原文出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第三卷，译者参考的英文资料转引自：丁文江传记资料（三）P2-4（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朱传誉主编）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复印本。此外，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欧阳哲生编《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第六辑中收录了英文原文（P474—483）。

    2008年，主要受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与中国社科院宋广波研究员的《丁文江画传》的影响，译者对丁文江先生产生兴趣，并于2009年5月4日在长沙一次会议期间专门到岳麓山拜谒了丁的墓地。译者敬仰丁先生的原因不仅是他为赛先生在中国扎根所做的不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上世纪20年代由他发起的科玄论战，而且由衷钦佩他兼有能做学问也能办大事的卓越才华与魄力，可惜他在湖南调查煤矿因煤气中毒不到50岁就去世了。2008年完成译稿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期刊阅览室看到有一本《地质评论》的杂志，遂与编辑部的章雨旭编辑取得联系，章编辑告诉我2007年该刊曾刊载过纪年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的一组文章，并转发了译者相关文章；此外他说经专家审核，可以在“通讯资料”栏目刊载，因为我看过该刊的通讯资料，篇幅一般比较小，而我的译稿有5000多字，为不给章编辑添麻烦，此稿遂搁置。

 当时译稿中添加了一些注释，因为英文原文有些地方有误或者译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史实校正资料主要参考宋广波先生的《丁文江画传》（当时更详尽的《丁文江年谱》还未出版）。这篇小传并无重大的新史料，过去有关丁文江先生的传记及介绍性文章一般也涉及到了这些内容，但作为了解丁文江先生一生的一个小传，还是有一定可读性。故以飨读者，还望方家指正。

（译者：史晓雷）

丁文江的名片（取自《中国之前的中国》P102）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1931-1934）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4-1936），他最知名的工作是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建者和担任第一任所长（1916-1921）所做的贡献。
   他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一个绅士家庭，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接受了传统教育。（后来）他引起了泰兴知县龙璋的赏识，于是龙说服丁的父母允许15岁的丁文江与湖南学者胡元倓[1]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丁文江遇到了许多对政治感兴趣的中国学生。在日本18个月中，他全心投身于政治追求中，没有进任何学校。丁文江的一位同学兼好友[2]与当时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吴稚晖有通信联系，当吴提到英国的教育机会要优于日本后，丁便（写信）说服他的父母允许他到英国去。1904年春天他乘船赴欧。
   在爱丁堡学习了一段英语后，他离开苏格兰进入英格兰一个预备学校[3]。1906年他轻易地考入剑桥大学[4]，但是发现学费异常昂贵。之后，他到了格拉斯哥，在那他准备参加伦敦大学医学院的考试。考试失败之后[5]，1908年他被格拉斯哥大学录取，主修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时，他已经成为一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者。
在英国的七年中，丁文江成为一名热心的旅行家并且几次游历西欧。当决定返回中国时，他打算旅行穿过内陆省份。1911年春天他离开英格兰，5月初到达越南，乘坐刚竣工的“海防—昆明”铁路进入云南回国。接着穿过贵州和湖南，又经汉口、上海，7月底回到家乡[6]，当时离结束中国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不到三个月。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丁文江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1913年2月，他到北京担任了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在此期间，他展开了第一次对中国西南地区深入的地质调查，1914年初取道香港，经越南到达云南。在云南、贵州以及四川部分地区广泛的地质调查中，丁文江不但对煤矿、锡矿、铜矿资源密切关注，而且对遗留化石和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也留意有加。
    1915年丁文江回到北京后[7]，他写下了他的发现，包括有关金沙江的一项研究。金沙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穿过云南流入长江。在明朝末年，金沙江曾经被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徐霞客在其日记《徐霞客游记》中描述过。丁文江被徐霞客的游记深深吸引，并且在1914年赴云南的途中随身带了一本。在丁的地质调查途中，他经过了许多徐霞客在游记中提到的地方，并且证实了徐霞客所说的金沙江是长江的真正源头。几年之后，作为他对徐霞客持续兴趣的结果，丁文江出版了三卷本的《徐霞客游记》修订版，其中包括徐霞客的年谱以及一份标明了徐霞客探险路线的地图集[8]。

     1916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丁文江及其同事的努力，农商部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担任第一任所长，一直持续到1921年由曾在比利时留学的翁文灏接任。

1925年丁文江、翁文灏致信瑞典委员会（就安特生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事宜确认，共2页，此是第2页）

   地质调查所很快赢得了国际性声誉，不仅由于它在培养人才和进行全国性地质与矿物调查的双重目标，还在于从1919年开始以《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发表有价值的科学报告。
1918年冬到1919年冬，丁文江加入了一个陪同梁启超以民间代表赴欧参加巴黎和会的团体，该团体还包括张君劢、蒋方震和徐新六[9]。这次旅行标志着丁和梁友好关系的开始，并且拓宽了他对政治和哲学的兴趣。
   在丁文江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领导的地质调查中，有一次是在热河省东南、靠近弃用的北票煤矿附近进行矿产调查。调查表明，该煤矿值得经营；并在1921年由一个团体组建了一家私营企业——北票煤矿公司，丁文江离开地质调查所担任了该公司的总经理。很快，它成了年产144758吨的兴旺煤矿。不久，丁文江便被吸引到政治和军事事务中。（由于）北票煤矿处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势力范围内，丁文江不得不注意到军阀与政治派系间的摩擦。他通常奔波于北票煤矿、奉天（沈阳）、北京和天津之间，并且用大量的文章记录下他的所见。最初以“宗淹”为笔名发表在《努力》周报上，后来集为一本书即《民国军事近纪》（1928）[10]。
   丁文江与《努力》周报的联系标志着他进入了政治媒体领域。因为他们深深受到中国政治趋向混乱的困扰，丁文江、胡适和其他人开始出版《努力》周报，该报致力于探讨政治问题和政府改革。《努力》周报第二期刊出了一篇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政论，它由胡适所写并有16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签名，有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李大钊和丁文江等。该文强调了社会需要“好政府”、“好人”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建议南北双方就不同问题进行和谈，恢复1917年的国会，起草新宪法。在后来的一期周报中，丁文江对此进行了阐释[11]。在一定程度上，受19世纪政治家曾国藩的儒家政治思想影响，丁文江认为“好政府”依赖于少数人强健的领导，他们至少是正直的和有能力的。他把当时中国政治的弊病归因于真正有才能和正直的人不乐于或无法担当政府中的积极角色。

   政治和军事并不是丁文江关注的唯一主题。1923年1月，他的朋友张君劢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文中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衰落。宣称科学旨在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探索，对解决人类生活中基本的精神问题无能为力。张君劢声称，人生观无需依赖于科学定律的支配，而依靠人的直觉、其自由意志以及内省。丁文江被张对科学方法的攻击激怒了，在《努力》周报（1923年4月15日和22日）上发表了《玄学和科学》作为对张的驳斥[12]。他引证了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和英国数理统计学卡尔·皮尔逊，试图捍卫科学方法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并且否认了它是西方道德堕落的一个原因。他论证说，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对人生观是必要而不是决定性的。当时许多一流学者都卷入了这场张和丁之间的争论。1923年末，由丁文江、张君劢以及后来参与者就此次争论所写文章的两册汇编本出版了，即《科学与人生观》[13]。

   当作为一名中国北方时局敏锐的观察者之名声鹊起时，丁文江开始会见主要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1925年7月，经过罗文干的介绍，在岳阳他会晤了吴佩孚；同年8月在杭州与孙传芳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磋商。1925年冬天他辞去了北票煤矿总经理的职务，然后主要担任以威灵顿勋爵为首的中英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三名中方代表之一[14]。1926年5月，他被邀请到上海[15]与孙传芳进一步磋商，孙说服丁帮助孙发展“大上海”计划。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官方头衔，丁文江着手组织中国城市中这个迄今由独立市政领导的“直辖市”，这将使上海在发展新型港口和为取消国外租界进行谈判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1926年5月到12月），丁文江为上海引进了现代化的卫生设施，还就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与外国领事团达成协议，从而确保了会审公廨归还中国。1926年8月31日，中方代表丁文江、江苏省交涉使许沅（与外国领事团）签署了《收回公审会廨临时协定》，伸张了中国在公共租界中的权利，因此为最终取消中国的治外法权迈出了一步。

     1926年12月31日，当北伐军进军上海的时候，丁文江辞去了官职回到大连[16]，在那儿他继续修订《徐霞客游记》。1928年，他又回到他的地质事业上，当时他到广西北部和中部做一次关于锡矿和煤矿资源的调查，并且就马平的石灰岩情况作一番详细研究。1928年11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委派丁文江做了他一生最全面的一次地质调查——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在组建了一支调查队之后，1929年初[17]，丁文江从重庆向南出发，经过贵州到达广西边境，然后返回重庆。除对矿产资源详尽调查和编制详细的地质图外，他还抽时间研究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贵州的猓猓[18]。依据考察途中他搜集的资料，后来他用汉文翻译了一本猓猓文的书。该作品的一部分在1936年他去世后以《爨文丛刻》（甲编）出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系列专刊之一。
    1931年他被北大的新校长蒋梦麟任命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尽管在那儿的三年（1931—1934）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期，但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后，丁文江像他的众多同事一样，日益担忧事态的进展。1932年春天，他和傅斯年、蒋廷黻、胡适以及其他教授共同组织，在5月22创办了《独立评论》。在《独立评论》办刊的三年内，丁文江总共贡献了64篇文章。大部分文章记述他的旅行，但有一些是讨论日本的文章和抵制日本侵略的计划。
     1933年暑假的时候，丁文江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地质学会第十六届大会。在回国途中，他到苏联待了六周。在他旅行的时期，美国刚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苏联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期，他饶有兴趣地记录这些国家在政府经济计划中大规模的实践。这些观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最初反映在1934年他的文字中。他试图把他早年的一个“有能力的并且由正直的少数人统治”思想融入到其新的政治理念“新式的独裁政治”中，亟待一个由强健的集权式统治下的快速、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家。他论证说，这种现代化只能通过有一个果断的领导者以及高效的科技人才所领导的统一政府才能完成。在开明的、以国家利益为利害的集权者的领导下，以专业能力遴选出的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队伍才会为中国的科学重建进行研究、合作和制定规划。

   或许正是这种思想使丁文江离开了北大的教学岗位，1934年6月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继任杨铨担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胡适认为，丁文江认识到中央研究院是一个可以刺激和协调全国科学研究以利于国家发展的机构。中研院评议会的建立，是为了协调研究院各个所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研究活动。1935年5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6月20日，代表中国一流学者的30名评议员被选入了评议会；9月7日丁文江被推选为评议会秘书。

   除了在中研院的管理职责外，丁文江还被邀请帮助国民政府为开发国内的矿产以及巩固国防制定计划。作为粤汉铁路的规划者之一，在后期建设中，丁文江注意到湖南境内粤汉铁路附近的煤矿资源供给问题。在1935年12月2日他从南京抵达长沙后，便到了湘潭县谭家山煤矿进行考察。12月8日到9日的夜间，他住在衡阳一家招待所一间不通风的房间，而且房间是用壁炉加热的。12月9日早晨，他被发现因中煤气而不省人事，而后被送往当地医院。一周之后，他被转往长沙湘雅医院，于1936年1月5日逝世。身后留下了他的妻子史久元和六个兄弟，六位兄弟中最知名的是丁文渊，他在1947年到1950年间[19]在上海担任同济大学的校长。

   丁文江活跃于多个领域，但最闻名的还是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之一。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立者，他促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并且担任第一任领导者；他不但推动了地质学的专业研究，而且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的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与他的同事一道，如翁文灏、李四光，还有西方的顾问，如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法国科学家、神父德日进，丁文江促使中国成为当时研究新石器时期的一个中心并且导致了1927年“北京猿人”的发现。即使1921年从地质调查所辞职之后，他对该所的发展仍持有兴趣。1929年，利用洛克菲勒基金的经济资助，他帮助创建了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并且担任名誉主任，后来他对土壤实验室、燃料实验室以及西山地震台的建立也起了作用。

   除了在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事务外，丁文江在组织一些学术团体和出版物方面也起了领导作用。他是1922年1月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参与了学会会报《中国地质学会志》的编辑和出版。1922年他又安排资金出版了由他编辑的《中国古生物志》，1929年他帮助创建了中国古生物学会。

   作为在其领域有着广泛阅历的实践型科学家，丁文江写了大量普及性和专业性的地质学文章，发表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然而，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最知名的著作是一本地图集——《中华民国新地图》，是由他和翁文灏、曾世英合作编制的。在中国出版的最新地图集中，它含有自然地图和政区地图，依据了数千张国内外的中国地图并且补充了地质调查中的发现。1934年为了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在上海出版了这本地图集，通常以“申报地图”而闻名。

   丁文江的非专业著作之一是梁启超的年谱草稿，它是由丁文江在1929年梁去世后开始编纂的，1958年在台湾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3卷）出版。丁文江还就他在国内外旅行写了两部著作：《漫游散记》，记载了他在中国内陆旅行的各种见闻；《苏俄旅行记》，是他1933年他旅经苏联的散文集。这两部作品后来（1956年）在台湾重印，作为了纪念丁文江先生逝世20周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的一部分。
译者注释：
[1]胡学倓，字子靖，湖南湘潭人，1903年在长沙创办的明德中学是湖南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他是龙璋的表弟，1902年他受龙璋的委托，专程到泰兴携丁文江一起赴日本。
[2]这位同学叫庄文亚。
[3]是指位于英国东部的Spalding中学，丁当时是和同学李祖鸿一起去的，主要因为那里生活消费低。
[4]他在剑桥读了大约半年。
[5]当时有一门功课没有及格，这是他求学经历中唯一的失败。
[6]这里有误，据丁文渊回忆，丁文江是从汉口回家乡泰兴，是乘江轮直抵南京而专泰兴的，并没有绕道上海。丁文江是当年11月到上海的。

[7]其实丁是在1914年12月24日回到北京的。

[8]丁重新编订的《徐霞客游记》在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蒋方震，即蒋百里。此团体还有刘崇杰、杨维新。丁和徐先期抵达英国。

[10]这里其实有误。该书是在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而非1928年。

[11]丁完成的文章是《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刊载于《努力》周报第六、七期（1922年6月11日和18日）。
[12]该文标题是：玄学和科学——答张君劢的《人生观》
[13]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汪孟邹编辑，全二册），1923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14]另外两位是胡适和王景春。
[15]此处应该是南京，丁是从上海到南京与孙会晤。
[16]1927年，丁先是回到北京，8月1日抵达大连。
[17]这里有误，丁的团队到达重庆是10月下旬。
[18]猓猓，是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的旧称。
[19]根据同济大学的校史资料，丁文渊曾两度担任同济大学校长，第一次在1942-1944年，第二次在1947-1948年。参见：http://www.tongji.edu.cn/lirenlinda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