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文刊载于2013年第3期《古今农业》，插图现补上。

究农具溯于遥远  阐新史妙在精微

——评《中国农具通史》 

摆在案头的这部皇皇巨著《中国农具通史》，是周昕先生在其《中国农具发展史》的基础上增补完成的。这部著作，对任何一位欲研究或者了解我国古代农具发展历史的学者或普通读者，已经成了一座不得不逾越的高山。只有登在她的山巅，才能饱览我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全貌与源流脉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概略此也。 

一、前人工作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机械史研究的开拓者刘仙洲就出版了《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在梳理我国机械工程历史的同时，农具自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到了1960年代，刘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与《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特别是后者的出版，是我国农具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中，刘按照古代农具的不同种类，分别阐述其发展的历程，简单精要，是一部纲要式的著作。在刘之后，就我国农具发展史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1955年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该书后来经扩充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农具作为主要的一部分加以阐述。该书整体按照通史体例进行编排，早期版本分为石制生产工具时代、金属生产工具时代以及机械生产工具时代三编，后来扩充本改为手工操作工具生产时代、半机械化工具生产时代以及机械化工具生产时代三篇（分期时间与前者不同）。

1981年犁播编撰了《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章节编排分别按照朝代顺序与农具种类进行组织。该书是一本我国古代农具发展史的通俗读本。

1982年由李约瑟主编、白馥兰执笔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卷》英文本问世（1994年台湾繁体译本出版）。该书专门有一部分为“农耕机具及技术”，按照耕地、播种、中耕除草、收割、脱粒、风选、储藏等类分别阐述。分类模式与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相类，但突出特点是运用了比较技术史的视野，行文中多处引用欧洲、中东、印度、日本、马来西亚等地的相类农具加以参照对比。

1998年周昕完成的《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如果与他后来完成的两部著作目录做一对比，会发现这部著作基本是后两者的雏形，在编排体例上，该书把通史研究、专题研究与图谱均作为独立部分。

2000年由陆敬严、华觉明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其中第八章是农业机械。此章的布局构架为“总分总”的模式，先概述了农业机械的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以犁和磨为重点阐述其发展演变，最后就我国古代农业机械的特点做了说明。由于受全书章节的制约，总体显得有些简略。

2004年由张春辉、游战洪等编著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第二章为农业机械。该章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编排，同样是受制于全书的制约，内容未免单薄。

2005年《中国农具发展史》与2010年《中国农具通史》先后出版，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具史研究的整体面貌。由于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增补版，学术属性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内容更丰满，因此笔者就以后者为例，对这（两）部著作出版的特点和意义做一点评论。

二、突出特点 

《中国农具发展史》全书988页，142万字；《中国农具通史》全书860页，在前者的基础上改动约35万字。可以说，该书是继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之后中国农具史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突出特点是材料宏富，新见迭涌。

该书取材范围广泛，无论是古代的正史、农书、诗词，抑或近人（中、日）的调查报告，研究文集一律入其法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文物考古资料及农具图像的选用上，着力最多。众多周知，我国古代保存下来的技术专著，上有《考工记》，下有《天工开物》，但是前者未留下插图，而且农具占的比例很少，后者有插图，但农具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要说古代农书中有关农具插图最丰富的，还算元代王祯的《农书》。后世的《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插图均因袭该书。但是《农书》已经是14世纪初的作品了（目前存世最早版本为1530年嘉靖本），欲了解我国早期的农具发展历程，这些图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赖考古资料。无论是旧、新时期时代的石器，两汉的陶模、画像石砖，历代的壁画（包括墓葬壁画），还是宋元之后繁盛的《耕织图》，均是佐证的材料。正是由于作者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才使得论述有说服力，判断上才比较准确，即使作者不能定论的，也给出了有价值的思考，兹举几例如下。

裴里岗文化曾出土有四足的石磨盘，过去有人认为四足的石磨盘一是稳定，二是四足形成的空档可以容纳磨好的谷物。周昕对此提出了质疑，首先是四足并不如三足稳定，其次是从加工角度分析，以极大的人力物力凿出的微小空间有些不合常理。他进而提出这种精致的四足磨盘，可能是一种磨盘文化，而非用于农业实用之说。尽管该说迄今未得到公认，但其质疑很有道理，值得考古界与农史学界进一步思考。

耧车是我国古代的条播农具，过去的学者均认为是汉代赵过发明的，依据是东汉崔寔《政论》的文字。但是周昕对此提出了质疑，其依据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过去考古界发掘的所谓“铁耧铧”，从尺寸上分析，完全有可能是耧犁之铧，没有证据表明一定是耧车的铧。其次是从过去认为唯一一幅反映了汉代耧播图像的山西平陆枣园壁画，图中看不到耧斗的存在。因此周昕认为所谓汉代的耧车应当为“耧犁”，而非后代条播的耧车。他结合广西桂平出土的牛播立体造型，分析后认为耧车的定型应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情。

在讨论我国古代汲水器具的时候，把容易引起歧义的“辘轳”分为“滑轮式辘轳”与“手摇式辘轳”，排除了古代另一种“辘轳”绞车，因为后者一般用于军事架设，非农器范围。作者认为我国秦汉时期还没有发明手摇式辘轳，在考证其发明的年代时，引用山西绛县裴家堡金墓壁画时，似乎觉得有些晚；对有的学者认为唐代刘禹锡《机汲记》描述的就是手摇式辘轳，作者表示了谨慎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作者的立论总是基于确凿的史料，从不空发议论。在整部书中，新见迭涌，有的以独立的小节呈现出来，比如“怎样理解《诗经》中的‘千耦其耘’”，“推镰（青铜耨）为什么没有得到流传和推广”，“碌碡可能是秦汉时代发明的”，“关于单足耧为什么比三足耧车出现晚的问题”，“子日手辛锄”，“正确认识秧马”等，均表现了作者独到的分析和判断。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作者评述、注释了几本与农具有关的古代农书。比如对唐代陆龟蒙《耒耜经》描述的曲辕犁进行了现代工程制图式的复原，对清代陈玉璂的《农具记》进行了校释和详细评说，这些都是开创新的工作。

三、考辨名义

在笔者看来，该书最见功力的地方在于作者考辨了一些古代农具的名义，以及在研究农具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原则。

在我国古代农具的研究中，最令研究者头痛的事情便是古农具名称的浩繁、庞杂，同一农具在不同农书中可能有不同的称谓，而同一农具名称在不同年代或者不同农书中可能会发生变化，另外有的地域性农书还使用了方言或者俗语。此外，考古界在早期石质农器的判别上并无严格的标准，这进一步增添了研究的困难。古农具的称谓研究已经成了古代农具研究最难啃的骨头。但周昕在此用了很大工夫，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前面提到的“耧车”与“耧犁”，“滑轮式辘轳”与“手摇式辘轳”即是其中的例子。这里以“?、锄”与“斧、锛”再举一例。

江西修水曾出土一件长24厘米，刃残宽7厘米的“大石斧”（原命名），后来有学者认为“形体比石斧略薄，刃部较宽，呈梯形，一面平直，背部略隆起，似弓背弧形，多单面刃部，也有双面刃的，这种工具的用途，是利用力学原理作撬土。过去考古工作者通称之‘石锛’不妥。按其用途称‘石锄’较为恰当。”但周昕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还是依原名较妥，因为“当一种器物就形态分析可有多种用途时，就应以当时的农艺发展水平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周并认为这应当作为古农具命名的一条准则。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因为一定的农具总是衡量那个时代农艺发展水平的标志，应该以当时的历史与境为第一考虑因素。依照这样的原则，周昕指出，过去新时期时代的文物中，许多命名为“锄”的农具应该称为“镢（?）”，因为在当时还没有中耕锄草的农艺，这种农具的作用仅是像镢一样是用于砍挖土地。这样的原则希望能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就是应该以历史上农具实际起到的作用为命名主要依据，而不仅仅依据农具的形态特征。在这一问题上，反映了周昕的真知灼见。

还有周昕认为在我国古农具的研究上，“步犁”的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古代的犁全是步犁，引入这个概念没有实际意义。作者时常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比如就耒耜与犁的区别，他认为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犁有辕，耒耜没有辕。这样，对于入门研究者而言，精到而且实用。对农具名称的深入考辨，还有“碌碡”，“锋”，“艾”等。尽管有时读起来这些考辨似乎显得冗长乏味，但是这是研究我国农具史的基础，名称没有理顺，后面的研究就会发生混乱，会给读者增加不必要的困扰。古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此即是也。

四、瑕不掩瑜 

在这样一本资料宏富的著作中找出几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但为了该书在日后再版中能加以改进，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两点陋见，还望方家指正。

1、关于我国古代农具发展分期的问题。笔者对该书就我国古代农具发展分期的阶段划分并无异议，仅是对隋唐以及宋元两个阶段的概括用语有不同意见。原文对隋唐阶段概括为“传统农具发展格局基本完成”，对宋元阶段概括为“中国传统农具的承前启后”。笔者认为这两个阶段的用语可以调换一下，隋唐阶段是承前启后，宋元阶段为基本完成。因为谈传统农具的发展格局，无非是就传统农具的发展种类与发展水平而言，如果隋唐阶段已经基本完成，那么元代王祯《农书》出现的众多的“新近”创制的农具就无法解释了。无论从种类还是技术水平上讲，《农书·农器图谱》描绘的农具均达到了我国传统农具发展的顶峰。而这样的农书作品，在唐代根本找不到。唐代唯一反映农具的《耒耜经》主要是谈曲辕犁，况且曲辕犁的地位并未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大，即使到了宋元时期，直辕犁仍然占主流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就古代农具发展格局的基本完成看，定到宋元是合适的，隋唐才是承前启后的阶段。

2、个别史料的选取上，有些陈旧或发生错误；有些较重要的资料，未能引用。比如前文提到的关于手摇式辘轳年代的判定上，作者对唐代保留了谨慎的意见，笔者非常赞同。因为李崇洲复原《机汲记》描绘的那种汲水器具仅是他个人的想像之作，图中的手摇辘轳并没有文献或考古依据。其实早在198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宋代墓葬砖雕中发现有手摇辘轳的存在，笔者与张柏春研究员也发现了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绘有一架手摇辘轳，因此可以说至晚于11世纪下半叶我国已经使用了手摇辘轳。发生错误的资料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绘画《柳荫云碓图》中可见到牛转龙骨车的图像”，但事实是该画并非唐代的画作，而是宋代的作品。有的比较重要的资料，书中未能引介，兹举三例。第一本是民国九年由阎锡山授意，山西农学编辑会编纂的一册《山西农学农具图说》，反映了20世纪早期我国北方传统农具的使用情况，在阐述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具，特别是北方农具的发展概况时值得引用。但可能该资料难以求得才导致作者未能引介吧。不过，这里必须说明，周昕是在山东济宁黄庄老年公寓完成这两部巨著的，那里的研究环境远逊一般的科研院所，因此笔者仅是指出，绝非苛求之意。第二本是美国霍梅尔（Hommel）于1937年出版的《手艺中国》（China at work，2012年汉译本出版）。该书是他在1921-1930年在我国进行手工业调查的翔实记录，其中第二章是农业工具。尽管那些农具是当时所使用，但由于我国传统农具在广大农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何况霍梅尔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我国传统器具运用了拍摄技术，因此是研究我国古代农具重要的参考资料。可能由于该书英文本不易寻求或者语言方面的障碍，周昕未能参考。第三本是张柏春、张治中等完成的《传统机械调查研究》，该书的性质与霍梅尔的类似，均属于田野调查的工作，但该书针对性更强，对一些传统农具如犁、耧、水车、磨、碾、水碓等调查得远比霍梅尔精细。由于该书是2006年出版，可能周昕在《通史》完成之际，并未看到该书而未能引介吧。

综上，笔者认为周昕在其《中国农具发展史》基础上增补完成的《中国农具通史》，是我国农具史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她必将成为我国农具史研究学者必备的一部参考书，启迪、引领后来者取得新的成绩、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