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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科普领域面临的三个问题 精选

已有 3284 次阅读 2018-4-8 10:54 |个人分类:科普|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科学普及, 科学精神, 反科学思潮

    按:下文是为《上海反邪教简报》“湛露论坛”而写,刊发在该刊2017年第3期(内部资料)。初稿写就后,东华大学陈敬全老师就第一条提出了修订意见,我对该部分做了较大调整,变更为“普及‘四科’的两个片面性”。下文为初稿,即未修订/调整前的版本。 

早在2002年,我国就颁布实施了《科普法》,而且迄今是世界上唯一专门为科普工作立法的国家。自此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表现在公众科学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从2003年的1.98%上升到2015年为6.2%。但是据2015年的调查数据,除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公众科学素质达到西方发达国家2000年左右的水平外,其余省份还有较大差距。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2月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紧接着4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2017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从今年秋季起,小学科学课程起始年级调整为一年级。所有这些为我国公众科学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准则和保障,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科普领域同样面临着三个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当前和未来的工作。笔者不揣冒昧,分析如下。 

一、空洞地弘扬科学精神

现在“科学精神”似乎成了一个标签或者口号,但凡能与科普沾点边的事情,总要把它奉为至尊。这看起来无可厚非,但一般所言的“四科”是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现在抛下前三个不论,单独拎起一个“科学精神”来,宣传效果可能一时见效,但长久看不但是下策,还可能要把原本准备弘扬的“科学精神”丢掉,甚至反其道行之。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一种思想作祟,就是觉得“科学知识”层次太低,好像都不好意思去提、去学习,上来就谈方法、思想和精神。甚至出了有不少专门谈科学精神的书,全是一些空洞的辞藻,味同嚼蜡。笔者认为全面落实“四科”,重中之重不是方法、思想和精神,而是(科学)知识。道理很简单,方法和思想蕴含在具体的科学知识中,精神是这三方面的升华,是一种科学态度,正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知道大喊科学精神的底气何来,又如何操作、实践?

比如现在科普领域吵闹最凶的转基因问题,科普工作异常困难和被动,根本的原因在于转基因科学知识普及得不够,或者说公众在这方面欠缺,而不是什么缺乏科学精神的缘故。基本的科学常识、知识不明白,就容易人云亦云,丧失判断力,谈什么科学精神都是浮云。所以当务之急是向公众普及基本的转基因知识,告诉他们转基因技术是什么,为什么要使用这项技术,是否足够安全等。当然普及的方式、策略都需要花些心思。

因此,现在宁可“少”一点科学精神,多一些科学知识,只有公众清楚了基本的科学事实,才能站稳脚跟,而不至于跟着某些纯粹为了吸引眼球的媒体跑。 

  二、媒体无底线大肆造神

现在社会上各种“大师”粉墨登场、层出不穷,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许多媒体做了幕后推手,称其为帮凶也不为过。前一段网友揭发的被戏称为“中国最忙碌的虚假广告表演艺术家”刘洪斌就是一个典型,以各种伪专家的身份向观众推销各种“包治百病”的神药。媒体监管部门长期失职,媒体为了广告费丧失良知底线、任其包装忽悠,结果遭殃的是老百姓。

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电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大肆造神。比如江苏卫视《最强大脑》曾展示一位智力低下,但拥有快速心算能力的青年周玮,后被媒体炒作为“中国雨人”、“数学天才”、“中国爱因斯坦”等。后来打假斗士方舟子才站出来指出,那种运算只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计算技巧,不能说明周玮是个什么天才。事实证明那种运算普通人经过简单学习或培训均能完成,并不神秘。

再比如2016-2017年,央视“挑战不可能”栏目用数期节目推出一位可以靠人体“声呐”进行辨识物体(形状、材质等)的“特异功能”者陈燕(见本人博文:警惕呀,新时期的耳朵识字)。人的超常功能,有一些是靠后天训练可以实现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某些快速心算,但是有的所谓“特异功能”是无论后天如何训练也无法成功的。比如摆脱重力,自己把自己提起来,这无论如何做不到,因为这违反基本的物理常识。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了无法产生高频的声波辨识物体,如果某人声称有此功能,就需要拿出超常的证据,而不是通过央视这种表演节目宣称。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节目组就用科学原理进行包装、展示,本身就是在搞伪科学。

不禁想起上世纪90年代“神功大师”群起之时,那时的“耳朵识字”、“隔瓶取物”

、“意念弯勺”等等神功多去了。如今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沉渣泛起,公众一定要擦亮眼睛、保持警惕。

  三、反科学思潮误导公众

这里所言的反科学思潮主要是指1970年代后,西方后现代思潮与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合流的产物。这种思潮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是相对主义,试图解构科学知识赖以存在的客观实在,甚至认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没什么区别;第二是知识的权力学说,也即把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无限放大,认为科学知识是权力、利益运作的结果。这股思潮的危害很大,因为它们试图消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所以西方科学界进行了坚决反击,引发了著名的“科学大战”。

国内迎合这股反科学思潮的人士主要集中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教育界,他们时常以反思科学、反科学主义之名行事,实质上兜售后现代反科学思潮。1920年代胡适在“科玄论战”中就大声疾呼,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如今拜科学所赐,民智已开、社会发达,这何尝不是20世纪初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崇尚、追随赛先生的结果?哪里会料到近100年后一小伙人喝倒彩说什么“警惕科学”、“反对科学主义”,中国自然辩证法的老前辈龚育之先生曾开玩笑地讽刺说,懂科学与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科学主义,成了中国知识界界一部分人的一种时尚。 

科普事业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其小而言之,关于个人能否适应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大而言之,关乎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与持久的创新能力。其持续提升,有赖于国家政策层面的有力推动,有赖于学校科学教育体系的完善,有赖于课外科普活动的促进,有赖于大众媒体的宣传和引导,有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要有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不当的思潮要批驳,不对的做法要纠正。如此,我国科普事业幸矣。

下图临时添加,取自《中国科学漫画选》,1986年版,下图题为“医不治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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