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本文已经发表在2018年《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14卷（8期），

 《浅议如何度过中年学术危机》-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18-08.pdf     

                                                浅议如何度过中年学术危机

  2017年底，中国当代作家冯唐不经意地推出了一条微博：《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该文在网上迅速传播并诞生了网络新词“油腻中年男”，在无意之中又一次揭开了深埋在中年人心中的一条深度焦虑的伤疤——“中年危机”。2018年，肖建华教授¹在《科学网》发表《中年学术危机》的博客，谈到科研工作者在从事科研或者毕业10年之后，大概在中年左右会进入一个学术危机期，将面临被学术浪潮淘汰的高度危险。

  在2016年的一篇《科研疲劳感与科研寿命》²博文中，我们也谈到了科研人员科研周期偏短的一些现象。中年科研人员其实已经进入“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一方面身体机能呈自然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必须承受家庭、工作和事业的复合型重担。科研工作者长期从事高度的脑力和创造性劳动，并承受日益严重的科研竞争压力，身体与心态皆出现倦怠疲态，科研往往处于“欲上不能，欲下不甘”的尴尬境地。那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中年学术危机呢？如果有的话，又是如何造成的？中年科研工作者该如何度过这一危机，从而更健康和更快乐地完成自己的科研人生呢？本文从成因、现象及建议等方面对如何度过中年学术危机进行探讨。

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由加拿大心理学家埃利奥特·贾克斯(Elliott Jaques)在1965年发表于《国际心理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1]。所谓中年危机，一般会在40~65岁之间发生，在身体或者事业追求达到巅峰之后，出现的一种在身体、事业、家庭等方面的心理危机或者不适。它可以表现为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和无奈，除了生理到达高峰后的逐步下降，自青年后数十年长期的重负荷事业和生活追求，会产生丝丝厌倦和挥之不去的倦怠感。因此，中年危机是身体、生活及事业的危机，也是心理危机和精神危机。

  著名瑞典心理学家荣格于20世纪60年代在《自我与自性》里也谈到了中年危机问题。他指出，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自性有不同的追求。比如，“中年危机”正是在个人长期追逐“财、权、名”之后，转向内心追求真正的“自性”要经历的一段动荡期。荣格认为，社会层面对个体的评价可能过于集中在其获得的社会成就，比如财富、权利与地位、知名度等等。这种外部评价激励对迫切需要解决生存与发展等基本问题（如住房、孩子教育、老人赡养、事业发展等）的青年人来说，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集中到实现这些社会外部的认可上，从而忽视了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构架与呵护。因此，一旦这些外部追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后，就会产生新的空虚感，突然意识到“心灵的沙漠”等问题，并产生所谓“让灵魂追上行进的脚步”的感慨。因此，荣格认为，中年危机不仅是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准备充分，不但能顺利度过这个危险期，还能够重塑自我、建立新我，产生新的追求，激发新的活力，这也是人生生命周期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家对中年危机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不过，除大量观察现象验证了中年危机的存在之外，最近对人的幸福感与年龄之间关系的研究似乎也证明了它的存在。英国《经济学人》在2010年发表了《年龄与幸福——人生的U型线》的调查报告^[2]，该报告指出一个人的幸福感一般会随着年龄变化而呈现出U型特征：在刚刚进入成年时，快乐指数位于U型的一个高峰。但随着人生进入中年，幸福感开始进入U型的下坡路。在大约46岁时，将进入U型的最低端，这与中年危机在年龄上是吻合的。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进入谷底之后，幸福感会慢慢上升，并在达到老年时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的高峰。因此，从幸福感与年龄的U型曲线可以推测，中年危机可能由于在人生的特殊时期必须承受各种额外压力，加上身体状态和心理感受发生转折变化，于是进入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心理疲惫和倦怠期，从情绪上表现为悲观、怀疑、自我否定、焦虑等影响幸福感知度和满意度的多种负面情绪。而对个体而言，不论其特征明显与否，这个时期终将会随着中年的结束而结束。

中年学术危机

   既然中年危机是人生的一段特殊时期，那么科研工作者在中年危机期间必然表现出一些特殊的现象。首先是科研热情减弱，科研动力下降，科研成果产出减少，科研方向及科研追求出现迷茫。其次是科研工作特征从一线的冲锋陷阵者进入其他科研角色的转换期，科研遇到新的“玻璃顶”，整体感觉处于“欲上不能，欲下不甘”的困难境地。整体而言，科研工作者进入科研倦怠期，科研创新能力、热情及产出出现下降趋势。事实上，中年学术危机也可以看作是中年职业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职业危机或者学术危机只是从事业角度对中年危机现象进行揭示。概而言之，中年学术危机与科研学术职业生涯规划及开展^[4]、科研评价、科研兴趣、科研信心及科研动力都有密切关系。

   中年学术危机与学术职业生涯规划的不同发展阶段不无关系。科研活动本身与社会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不可避免地有功利属性，这也是科研工作者的主要外部驱动力量。单从学术论文发表来讲，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往往对研究生有明确的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要求。虽然是科研生涯的新手，但是研究生的思维活跃，年富力强，科研雄心勃勃，勇于拼搏，往往处于最好的科研状态，易于获得高水准的科研成果，发表更多更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博士毕业入职高校后的初期，往往面临师资博士后制度和终身教职(tenure)制度的压力，这是青年科研人员持续产生高水平学术成果的主要外部动力。

   在此之后，科研人员的科研生涯又进入职称驱动时期。目前职称评定要求一定数量和质量论文及项目。因此对职称的追求也是科研人员在一线持续开展研究工作并发表重要学术论文的一种外部驱动力量。在科研人员评上副教授或者教授之后，争取各类人才计划及学术头衔会成为新的驱动力。但对于因超龄等原因不再追逐教授职称以及各种学术头衔的诸多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的一些功利性属性产生的外在驱动力逐渐失灵，自身的科研动力会随之减小，乃至科研生涯的规划也会出现分水岭。

   不少科研工作者在获得永久教职之后，其科研职业生涯会很快发生变化，比如从纯一线科研工作者向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者兼顾的混合角色转换。作为硕士生导师或者博士生导师，培养研究生成为主要任务，同时在团队建设、项目申请、科研队伍管理、社会服务与学术活动等方面要占去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由于精力有限且科研管理工作日益繁重，科研工作者在一线工作上的投入会不可避免地有所下降。在全球大背景下的科研工作具有高度竞争和快速发展的特点，学术前沿热点、新知识和新技术快速出现并不断演变，一些科研工作者多少会产生一些跟不上学术发展节奏的焦虑感，并产生关于科研与发展及生存之间的诸多困惑。

   中年学术危机与科研动力、科研信心与兴趣下降也有关系。例如，当前科研工作者主要通过获取竞争性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来维系和扩大各种科研活动。申请竞争性科研项目的接连失败，也会不同程度地打击科研者的信心与动力，并增加其科研疲劳感。项目申请、论文撰写与投稿、理论和技术攻关、研究方向调整等科研活动都充满了竞争、困难与风险，本质是一系列高度竞争性的创新活动。而研究基础不牢、持续性学习欠缺，高质量科研成果迟迟难以产出也会对研究的持续性和深入开展带来严重障碍和挫折，同时会令科研人员的信心和兴趣受挫。另外，外部的科研评价与管理机制会直接影响各类科研活动的开展，甚至会影响到科研工作者的长远科研规划。从在学术界生存下来的切实需求来看，科研工作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满足短期科研评价的诸多指标。目前盛行的急功近利式科研考核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科研工作者开展长期深度研究的积极性，不少科研工作越做越浅，竭泽而渔。同时，“科研做吐了”后对科研发自内心的兴趣逐渐丧失，急躁的科研过程对科研兴趣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总体而言，随着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行业的时间逐渐增长，科研的外部驱动力量会逐渐变弱，而发自内心的科研兴趣及科研价值取向所产生的力量会逐步加强。因此，平衡好此消彼长的两种力量，有利于保持更强的科研驱动力。

科研创造力与年龄

   中年学术危机似乎是科研生涯中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但科研活动以使用和维持创新能力为特征，那么年龄对于创新能力是否也存在明显的一道“坎”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迪恩·基斯·塞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在20世纪80年代对2000多名杰出科学家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做出杰出成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9周岁，这似乎印证了创造力的确是属于年轻人的礼物。但迪恩的研究仅仅限于杰出的科研成果，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单纯从论文产出数量来考虑，科研工作者能够持续活跃的时间更长，比如在40至60岁之间最为活跃，科研成果及论文产出最多，直到60岁以后才开始逐渐下降。

   对科研精英的研究也表明，他们的科研活动周期更长，比如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数理学部和信息学部）进行的一次研究表明^[3]，论文发表的高峰期大致在56至75岁之间。他们不仅仅成功克服了中年学术危机，显然科研本身也激发了他们自身的活力，学术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福利：增强了他们生命的力量。他们作为成功克服中年危机的佼佼者，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高龄的老院士，仍然精神矍铄，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很多国外的高龄科学家也同样活跃在科研一线。例如，互联网之父、图灵奖得主温顿·瑟夫(Vint Cerf)已经75岁，不仅受邀在2018年中国图灵大会(ACM TURC2018)作了主题报告，而且在赶往机场前的有限时间内还现场聆听了著名的人工智能学者迈克尔·乔丹(Michael I. Jordan)教授的学术报告。

   可见，创造力未必随着年龄上升而急剧下降，大脑的创造力本身未必存在所谓的中年危机。复杂网络领域的权威科学家、无标度网络的创立者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5]。研究指出，科研人员获得突破性成果的可能性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导致科研人员再也不能获得突破性成果的原因在于：科研人员产出的创造性成果（比如发表文章数量）减少了，更严重的是其继续努力尝试科研突破的意志力下降了。这对科研工作者度过中年学术危机带来了科学依据。如果有所谓中年学术危机的“玻璃顶”存在的话，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去撞击突破它，那么迟早会取得新的突破，从而成功度过学术危机并获得将科研继续开展下去的内在动力。

一点建议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如果陷入中年学术危机而无力自拔，对个人和国家都是科研生产力的损失。但中年学术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心态：中年科研工作者需要保持年轻的科研心态，积极而努力地克服由于长期科研及工作带来的科研倦怠感。科研之外多阅读人文书籍，虽然无法完全摒弃科研的功利性属性，但可以把科研看作是追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把精力放到当下这个成长过程本身。比如，就科研成就感而言，科研成就有大有小，犹如登峰者一辈子攀登珠峰，但未必人人都能够最终登顶，其过程同样有意义。从外界的评价与激励来看，很多科研人员在中年之后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或学术荣誉的希望或许已经不大，但对自身而言，同更多同行交流学习，坚守科学追求，不断超越自我，沉下心来经营好自己每一天的科研生活，也许更为重要。

  策略：科研策略是指在进入中年之后，根据自己及科研单位的实际情况，对科研目标、科研路径及科研活动等进行适当调整与规划。科研策略的制定，需要从自己的现状与发展、科研追求目标、外部条件及外部评价与激励等取得一个平衡的折中，要有利于保持、发展并持续拥有科研创新活力，对创新能力实现最大化的管理与经营。总体而言，对处于人生中场的科研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科研价值取向有新的取舍，可以适当放慢脚步，专注于更深入的研究(SFD：slow、focus、deep)，以谋求更有价值的科研产出。除了可以更慢、更专注和更深入之外，由于中年科研人员对人生及自我价值实现都会产生新的认识，因此可以将科研方法论、哲学观和治学观等融入到科研策略及规划中，这将有利于科研工作者在中年学术生涯中获得更进一步的成长。比如，中年科研人员对内心的满足更加看重，对外界的评价更能看得开，如果采用延迟满足的方法，可以避免由于外界评价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这不仅不会影响科研的产出，而且长期来看会获得更高的成功率，更容易获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实践：中年科研者具有一定的科研积累和科研经验，在科研方向及科研选题上会更喜欢富有挑战性和更深入的科学问题。进一步培养和保持科研兴趣，会产生更持久的科研耐力、科研韧性、科研毅力与科研驱动力，有利于克服科研枯燥，并攻克更难的科学问题。还要敢于坐冷板凳，这将有助于长期的科研积累，更容易获得较大科研突破，反过来会增强科研自信心，更容易获得持续的科研资助、产生持续的科研动力。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也需要不停地充电学习新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不断夯实新的科研基础。科研实践要求有不间断的科研产出，如果能够持续坚持到65岁仍然发表论文，增加的不仅是论文数量，也会产生新的科研动力源。

  中年科研工作者还要保持身心健康。要能够“进得去，出得来，拿得起，放得下”，及时休息与调整以补充能量。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而造成劳动过度，透支身体，是无法保障创新活动的持续性的。因此，科研活动应该以提高科研效率为中心，而规律的身体锻炼和科研活动，有益于科研产出。比如，为保证科研时间，国外有许多科学家每天早起科研工作1小时后，再去上班。笔者也坚持早晨跑步1小时，然后读书学习1小时。科研活动也是科研者的一种修炼过程，要学会及时从科研压力中跳出来，放下心理重负，轻松上阵。

  中年或许是最能够体验自我创造能力的一个特殊时期，但对普通科研工作者而言，“中年学术危机”的确或多或少的存在。作为科研成长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它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既要正视它的存在，更要有激情，把科学追求作为自己的一种信仰，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与探索，勇敢地越过这道“坎”，努力克服中年学术危机，走出适合自己的路来，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提升与重塑，更是为我国早日实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而持续高效地贡献自己应有的创新力量。 

参考文献

[1] Jaques E. Death and the mid-life crisi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65, 46(4):502-514.

[2] Jeeves M H. The joy of growing old[J]. The Economist, 2010, 12: 33-36.

[3] 刘俊婉, 郑晓敏, 王菲菲, 冯秀珍. 科学精英科研生产力和影响力的社会年龄分析——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J]. 情报杂志, 2005, 11: 30-35.

[4] 阎光才. 年龄变化与学术职业生涯展开的轨迹[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2: 41-47.

[5] Roberta S, Wang D, Deville P, et al. Quantifying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scientific impact[J]. Science, 2016, 6312: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