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希望,寄托在民间教育运动上,因而在这个主题上开始动笔写了些文章,比如前一阵的
实际上,现在中国各地暗流涌起的民间教育运动,尚未把回答钱学森之问,即怎样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培养最顶级的人才作为目标,很多家长包括具体项目主持人,想法还都比较笼统,多集中在人格培养上,甚至其中有不少人形成误区,把人格培养与智识精深相对立。
我们现在知道一些著名的香港科学家,比如数学界得Fields奖的丘成桐,经济学家张五常,还有光纤之父得Nobel奖的高琨,他们自己也写了好些文章,介绍自己当年的求学经历。
这些现象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其实已经在他们那一代非常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出了一批世界顶级的科学家,至于一批商业巨子,如李嘉诚,只是行业不同,那种求索的精神在教育实践中是一致的。
当今一代的香港教育,是否仍然保持了上一代的质量效果,手头上资料比较少,不是很清楚,本文就集中关注于丘成桐、张五常、高琨那一个年代的香港经验吧。
这些人,不管是张五常还是李嘉诚,传记文章中经常出现一个共同的词,就是小时候“贪玩”,李嘉诚十一岁多开始醒悟,开始下力气学东西,张五常还要更晚一些,经常逃学去玩,还玩出了高级别的花样来。
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猜测,正是那个时期香港多元化的民间教育风气,孕育了这些优秀人才。我们要知道,光玩是不可能成为优秀人才的,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他们突然一刹那的“反转醒悟”。
这些人,为什么会在小孩子的某一天,突然变了性格,从顽童摇身一变为学者(或其他行业的智士)。我们可以想到,这绝对是有着共同的原因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追求智慧的基因。
这个基因怎么就在香港的那个年代的环境里得到了充分的显性表达,这绝对是个值得探索的好问题,首先,这个香港教育经验,要能保证顽童会在人生的某一刻幡然顿悟,其次,顿悟之余还要有底子,能赶得上去,一个基本功都不过关的孩子很可能想赶也赶不上去,实际上这几位最终赶上的不是香港本地的同学,而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最顶级的那一层人才。
所以,我们若想回答钱学森之问,就去好好学一下那个时期的香港教育经验,手头没有多少数据,但从这些科学家传记中可以暗暗地感觉到,其中关键的一条恐怕就是,给予民间教育以机会和重任。
民间教育,在帮助孩子“生心”、“立心”方面,恐怕有着巨大的功效。
香港,不过是中国的弹丸之地,就已经产生出这么些杰出人才,这些杰出人才成名之后,对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感恩反哺之心,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威力才刚刚开始,一旦整个中国迈入人才良性循环的正常轨道,想想看,真是不得了的事情。
国内现在刚刚启蒙的民间教育运动,应该视野更宽一些,要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好日子才刚刚到来,将民族前途和学校发展捆绑在一起,才有可能真正发展,形成百年树人的基业。
附注. 张五常对自己小时候的“玩”,评价很高。这里我再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稍微多说几句,肯定是局部经验,说说而已。
我是成为教师之后,才接触到别人的想法,关注别人的想法,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学生,并不像科学家们那样去学习,去思考,可以说,他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当然,错和对都是相对的,但是有些学生的目标,还是放在好好学习上的,甚至特别有野心的,是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走错了就是走错了,没有什么好讲的。
他们为什么走错了呢,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落在毛主席强调过的四个字“实事求是”,小小年纪,思维模式就跟政治家一样,表面上算得很宏伟,里面的逻辑都是错的,建立在某些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上。
中国,为什么一直有“实事求是”和“教条主义”之争,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恐怕一直是按两条路分别培养出来的,一条就是死读书,小时候不玩,读书和生活没有任何联系。
另一条,就是那些小时候玩过了、玩够了的学生,这批学生,我意以为,就不容易犯“教条主义”毛病,更容易在自然科学领域成就出来。
我一直敬佩数论界的张寿武老师,几年前一次吃饭的时候,他讲,中国的大学应该在低年级多开人文课、哲学通识课。我当时就接话,第一、没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意思是,要么学问不够,要么对这些学问的理解,停留在僵化教条的层面,好的文科教授当然也不乏其人,但是相对于本科生教学来说,没那么多人数啊。
第二、我说,张老师,您当年也没看过多少人文哲学书啊,这点我是猜着说出来的,旁边的老师都替我冒把汗,觉得我今天怎么这样说话太冲了啊,赶紧着要帮我抹平点。
张老师回答,我是在农村的天地自然中学到哲学的。回答的多好!
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真义,对于孩子们来讲,从自然中获得的哲学感悟,重要性绝不亚于书本。悟性每个人都有不同,有人能悟出来,叫灵气,有人悟不出来,但作为教育系统,要给孩子们这个机会啊。
我认为,只有大力推动民间教育运动,我们的孩子才有可能大范围地得到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