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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年教师的一点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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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本来一直想写，去年9月来美，本打算利用坐在飞机上的时间写出来，结果睡过去了。一直拖到现在的2月底，心中一直有这件事，但是又不知以如何的方式说。算了，想到什么说什么吧。
我1998年博士毕业后，就到首师大工作，至今已经10年了。所以，正是应该写此文的时候，年纪再大，估计也就忘了年轻的感觉，写不出这个建议了。
我就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也不谈什么大道理，主要是小技巧，罗列出来，供大家一观。有些可能年轻博士们已经知道了，有些，如果正好因为我的文章，知道后对自己从事教学有益，那我的文章就算没白写了。
当年博士毕业时，28岁，从未教过书，研究生时，做过的研讲也不是特别多。人长得年轻，看起来，由当时书记唐其钰说，像高中生。确实，如果我到讲台下面，跟大一新生坐在一起，可能没人能看出谁是老师。
而且，字写得特别臭，这个字啊，到现在都是这样，朋友们美其名曰，可爱。
所以，好些认识我的人，恐怕就在心里揣测，王永晖你能“镇住”学生吗，而且是首师大的学生。事实是，我只用一招，就可以保证课堂秩序。来到首师大后的几年，不时听到某个年纪大的老师，甚至教了一辈子要退休的老师，向系里抱怨课堂上的学生秩序，有时候搞得互相间很不开心。
想想看，这样的环境下，让年轻博士们来讲大课，一个教室将近100多个学生，要想保持秩序是多难啊。还好，我成长的过程中见过数位教学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他们的招数我就拿来用，效果非常好。所以，虽然我当时面相年轻，字写得臭，但是课堂秩序总是能保证的住。
呵 呵，这个绝招一点也不神秘，可能好些老师就是这么用的，让我把它再重复一遍吧。一百人的大课，课堂上有几个学生，听累了说点闲话是很容易出现的事，但是如 果不及时反应，听之任之，那说话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一点Stanford学生根本没有，一是人少，同学坐得都不挨着，二是，大概知道责任，知道上大学是来 干什么的吧），那时候要想再纠正就来不及了。
所以，自己在写黑板的时候，讲课的时候要不断观察学生的反应，有疑惑表情时就多花些时间解释。当有学生开始闲聊时，就一招，直接叫他或他旁边的学生起来回答问题。
但是呢，这个提出的“问题”本身，也有技巧，一定要提特别简单的，但是呢，他又不是很有把握答得上来的。如果问题难，学生认为自己答不上来是正常的，那惭愧之心就少很多，只有他自己也认为容易，但是他就是答不上来，这样才能“镇”住学生。
这样搞上几次，自然没人敢在课堂上胡聊了。实际上，我在课堂上，是允许学生互相说话的，只要他们谈的是数学，比如他们有疑问了，或看不清黑板了，没听清一句话了，应该都是允许互相先问问，探探底，如果别人也摸不清，就可以问老师。当然，胆子大的，直接问老师更是欢迎了。
这是个小技巧，但非常管用！效果也好，学生自己也知道老师为什么叫自己起来（一般提问之前会有几次“注目礼”，这招往往不行就上“提问”之策），但是呢，表面上还是在进行“有益”的教学活动，互相不伤面子、和气，多好。
还 有类似的技巧，是时红廷老师在全系一个教学经验会上介绍的，就是针对“迟到”的事情。这个事情，包括李庆忠老师都曾伤过脑筋，做出些比较极端的举措，我记 得好像是要锁上门，迟到了就别进来，不知我的记忆是否有误。其实时红廷的办法更好，就是放一张纸，在第一排，谁要是来晚了，自己把名字写到纸上再坐下。
听了以后，我就试用这个办法，弄上那张纸，确实效果非常好，迟到同学下课再解释原因，或者不用解释，积累够几次后，我算旷课就行。实行之后，真的没有学生故意迟到了。
迟 到其实本来是正常现象，肯定有些学生因为有些事，比如有些班干部会因为一些工作，在课间要向主事老师请示而迟到。但首师大的学生呢，自觉性不够高，往往后 来不该迟到的学生也迟到了，闹得断断续续地来，严重地影响了授课老师的“情绪”。所以，这种事跟课堂秩序一样，也要从一开始就把风气刹住。
我感觉，其他系里，肯定有好些老师，不知道时老师这个办法，做得不好。给他们高年级上课时，一开课迟到的人就很多，不像大一新生，要过上一个月才会发生这种现象。这说明，还是有很多老师没注意这种事，把学生的习惯养大，搞得以后上课的老师要花更多的精力纠正。
其 实，本来现在就是学分制了，学生不来上课应该是允许的。但鉴于首师大的学生自觉性不高，教务处查上课人数，以此监督老师的工作水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 些学生，不来上课，但也没去自学，荒废时光，确实需要老师督促一下。我的政策是，你不来可以，但要到我这预约，先预约2个星期不上课，2个星期后，我要检 查你的自学情况，如果好接着自学也是可以的。这么一搞，其实一个班一百多个学生，也真没几个能保有这种自由的，毕竟目前学生自学素质还有待提高，还需过渡 一番才行。
已经谈了2个小技巧了，接着谈。
同事们会说，你这不都跟中学一样么。中学又怎么了，管用就行。年轻老师上课， 如果学生听不懂，闹意见，不管是学生还是系里，一般直接的想法是，你这个年轻老师不会教书，而不是学生有问题。不像老教师，尤其是有名望的老教师，学生就 是再听不懂，他们也不会闹事，因为他们知道，这肯定是他们的问题。
在此条件下，我们年轻老师学一些中学老师的小技巧，保住自己的生存地 位，一团和气，有什么不好的。此其一也，其二是，前面看到一些老师说，上大学的课，不要跟中学搞得一样，刚开始教书时我也这么想，但教过书10年之后，我 觉得，我的那些优秀中学老师的一些好的经验（一位县城里的化学老师是全国优秀班主任，一位省城里的数学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同样可以用在大学里。大学可 能跟中学确实有不同，但是肯定更多的是一些本质上相同的东西，弄清本质，继承好的传统，有何不可。
比如，我那位数学特级教师，西安中学的 张克继老师，他教的很多东西，现在估计是都忘了，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经常写完一个数学证明，回头一望大家，说证完了么，证对了么，大家一致高兴地说，“ 对了”。“可惜这是错的”，他把大家晃悠了，然后他找出错的地方，然后在同学帮助下修正到对的。20年过去了，我们所有同学，都把他这个口头禅记到现在。 这种讲法其实也是符合数学的发现规律的，数学家刚开始的证明，其实不都有或大或小的错误么，你要能发现出来，先于别人发现自己的错误，是数学上的一个重要 能力。而发现后，也不是从头再来，而是要从已经有的闪光点出发，半路出发，修改到完全正确的证明。我这个中学老师的教法，我就不觉得大学老师不能使用，就 得废弃。
实际上，我就经常采取我这个老师的这种教法，前面不是说了，为了课堂秩序，要问些简单但学生答不上来的问题吗。这种教法就为此提 供了弹药储备，我在黑板上不时留下小错，要是有学生下面闲聊了，就拿那些学生问，他们都不仔细听，当然连这些小错都找不出来了。如果大家听得都很认真，那 留的错就再难些，让好点的学生回答，再难点的呢，就自问自答。这是中学做法，但我们年轻教师，为了自己的教学生存能力，当然可以善加利用（呵呵，当然有些 错是自己笔误留下的，年纪越大，发现这种错就越多了，不好意思～）。
再一个镇住学生的是，上课不拿讲稿，最起码讲稿放在讲台上，只偶尔瞅 一眼。这是数学基本功，不光中学老师这样，其实“大”数学家也这样。我们数论方面的几位重要的专家，张寿武，万大庆，杨同海，江迪华，在学术报告时，从来 都是玩空手道，娓娓道来。这次在美国访问，发现其实这是常态，即使是年轻博士们做报告，也多是一根粉笔打天下的。
记得，以前研究生面试，有一个某地的高校教师来面试的，就问她Roll定理，半天她讲不清楚，但一了解，她讲高等数学都讲了4遍了。看来，每一遍，她都是拿着讲稿讲的，如此怎能进步。
当然也有例外，国内也有学术水平非常好的老师，是拿着讲稿上课的。但是既然我们是年轻人，对自己多要求些，也不过分，而且如我前面举的例子，学术水平高的人，不拿讲稿讲的人还是居多。
这应该是一种职业道德，如果自己都不能空手推出来的数学，难道会有更深的数学体会，并把它传给学生们吗。
说 起职业道德，还有一个是让我惊讶的，就是在国外任课的教师，都会主动记住所教班的学生名字，当然国外班级人少也好记。尤其令我惊讶的是，以前戎小春老师所 在的Rutgers大学管研究生的老师过来首师大，报告完吃饭时，聊起他们的研究生，一个个名字都能记起来，问他，讲全系60多个研究生确实他都能背下 来。
这算是职业道德吧，自己做得不是很好，班上100多人，只能记住二三十人的名字，从小记忆力就不行，才因此放弃学医的。但是，这样 做，既是职业道德，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讲，其实也有功利的好处。记住学生名字，是跟学生主动沟通的第一步，会让他们感觉更亲切些，上课提问之类，会更顺畅。 到时候，年终学生给老师打分时，即使他有诸多还是不满的地方，但不至于过低。外国大学著名教授都这么做，我们年轻人当然得从善如流了。
当然我现在想到一个针对我记忆力差的对策，就是一般学生，经常几个坐在一起，我按他们这些自然形成的小组，每个小组记一两个，就能带动起全班效应来。
所以，我的观念是，大学和中学，在教学上很多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好像现在北京的中学老师，达到一些基本的教学要求的人不是足够的多，要不，我怎么老感觉，我们首师大的一些本科生们，好像从小到大，没见过什么特别好的老师一样。
也 许是我的错觉，但从我们首师大对学生素质不严格把关的情况看，让这样的学生毕业出来当中学老师，这样子积累上几十年，北京市的教学水平是可能因此受累而低 很多的。本来说，中学老师，在中国这样环境下，肯定绝大多数是中等偏下学术能力的人担当的，但是即使以此标准，首师大毕业有资格当中学老师的比例，在我的 经验和直觉中，只能占到20%，可能有点偏激，过低了，好，那抬高点，撑死了不会超过50%～60%，注意这是有资格，还不是说优秀。优秀能否有10%， 我不敢确定啊。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扯到首师大乃至全中国很多大学的一个传统，考试放水。我刚来首师大时，期末考试卷子上一般会有 20%不及格的同学，为了什么原因，我猜可能是学生不闹事，老师有面子吧，大家都给学生加点平时成绩，最后留下5%~10%不及格的学生。如此不断放水， 从低年级开始，当然越往高学，学生越不会，老师就越得降低课程的难度、考试的难度，结果越降，学生水平越低，结果再降，不断形成恶性循环。
其实照我看，期末卷面成绩不及格的同学，就是不及格，只有及格之后，才可以加平时成绩，平时成绩是用来增值的，不是用来抢险蒙人的。
而 且，平时作业是否应算入平时成绩？从实际操作上看，我觉得北大邱维生、赵春来老师传下来的办法比较好，就是平时若不交作业一次，就从总成绩中扣去一分，只 有减分，没有加分。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吗，而且平时作业，做错了，但只要做了上交了，应该跟做对的人一样的待遇，毕竟作业只不过是个过程而已，但不做的话， 就是态度问题了，所以减一分很有道理。
平时放水教出的学生，自己什么都搞不明白呢？怎么出门教别人？。
现在大学扩招后，不及格率更高，有些课程，如果老师不搞些办法，多花些精力，期末卷面不及格率能达到50%～70%，再放水加平时成绩提高到一个正常的限度。
这 怎么行呢？如果是普通大学，不是师范院校，其危害还是有限的，但是作为师范院校，我们每个学生，将来出去是要教别人，影响下一代的。一年就起码是40人以 上，这样子，对这些学生宽松，就是伤害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将来的孩子是要靠他们来教的，孩子总是听老师的话，父母的话其实都不太听的，但是如果这个老师当 年就是60分万岁一样的学生，他的话能有多少真理的成分。
但是年轻老师是有压力的，跟课堂秩序一样，学生考试成绩低，普遍都会找年轻老师 的错，而不是学生的问题，不像有资历的老师，有个中年资深老师曾经把计算机系的学生弄了个70%不及格，他敢这么做，但是年轻老师肯定不敢这么搞，这样搞 只会让自己闹麻烦（即使资深老师，他能做这样一次，我就不信他次次敢这么做）。
我感觉，这是师范院校（？）还是北京市（？）的一个特色，学生怎么样，好了是。。。的，坏了往往是老师的，当年我们在农村上学时可不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有些年轻老师就不得不加入到放水的行列，因为要严格，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所有的老师一块去做这个标准，否则要求严格的年轻老师，是吃不消那个压力的。
于是就形成了首师大这样院校的一个毛病，老师不断降低讲课的、考试的难度，学生们呢，不断地再自我降低标准，老师再降，如此下来，期末试卷及格率其实也还是很低，还是要靠加平时成绩来救，但是呢，学生素质却更差了。
这 种事情，总的解决肯定需要学校层面的政策，比如，前面我说的，期末成绩不及格就不得计算平时成绩。比如，不把学生及格率，跟教师水平相挂钩，具体说来，可 以这样做，就是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他们对老师的评价分要单算，单列出来。只要学生认真学，现在的考试，哪有不可能不及格的，这跟老师的教学无关。单列出来 后，那些认真学习的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才具有参考性。这样有个好处是，老师肯定也不愿意放水了，谁愿意那些吊儿郎当的学生，来评价自己呢，当然是严点好 了。
制度的威力是巨大的，好的制度，既简又巧，是个系统工程，往往有一箭数雕的作用。
那压力都跑哪去了，都跑到校长领导层那去了，所以他们也未必肯做、能做。其实，现在是教育改革的大好时机，做校长的，应该有些胆识，这种事情，虽然有压力，有风险，但做好了，未必不会形成良性循环，成为功德一件。
那么在整体改革之前，年轻教师若要保持内心的标准，不愿去做放水的事情的，那只有去靠一些额外的工作，来提升期末考试的实际及格率了。
我初始的做法，除加强跟学生沟通，了解其情况外，强调让学生做笔记，尤其是找些学生做全班笔记，我给他们改后发布到全班。但这样的做法，也只是这几个学生好了，全班提高不大。
后 来，李庆忠杨紫峰的实验班教学，采取学生上讲台研讲的办法。我觉得挺好，正好我的住房也从丰台回到本部校园了，就在晚上答疑的时候，举行学生上讲台讲，我 来记分，讲一次最高分5分，总共六次就是30分，直接计入总成绩。李庆忠杨紫峰他们每周每人做5次，5个下午，每次1小时，我是每周做两次，每次2～3小 时在晚上，第一次只来10个学生，第二次20个，第三次30个，第四次必须换个大教室了。
这个办法太有效了，期末考试的时候，还是那个计 算机系，我们班上的100多个学生，80%的学生成绩超过了80分，让我自己都吃惊不已，这跟以前相比，进步太大了。后来，第二个学期又一个班这样试验 时，我自己每次去答疑时“监工”的次数，就少些，主要由研究生助教来做，效果就差些，但是还是有将近70%的同学，成绩超过了80分。
为什么我第二次做，自己干的就少些，而多让研究生助教去做呢。除了我确实很忙，当时还在晨兴主持一个学术讨论班，还有一个原因是，第一次弄得那班学生成绩那么好，但是呢，学生给我打的教师成绩，只有72分。
呵呵，老师让你们得到真正的80分，你们反而给老师70分，不识货啊，不知好歹啊，所以自己的动力也低了。
其实，北京市的学生，确实跟我们当年不一样，他们中有个学得好的同学，大二碰见我时，就后悔当年在我的诱惑下，在线性代数和高数上花的时间太多了，呵呵，你不好好打基础，干什么去，这就是当今大学生有些怪哉的地方。
还 有个学生，地理系的，也是当初班上学高数的好手，高年级了，见到我，说，老师我们现在学概率论，比您教的高等数学容易多了。我听了直发感慨，一是、当初你 要不是难难地学高数，怎会今天发现概率论容易，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不懂吗，还是大学生呢，而且还是班上成绩最好的的学生之一，看来，这个好也是有时代性区 域性的啊。二是、这是哪个老师教的，竟然把概率论教的比高等数学还容易。是这个老师真的水平非常高吗？唉，后来我知道一个办法，我不知道这个概率论老师， 是不是这么教的（我从未问过该学生这个老师的姓名，这里说起，也是对事不对人，观念不同而已），但确实可以让学生觉得课程容易，就是把数学上疑点、难点快 快讲过去，容易的地方仔细地慢慢地讲，这种讲法也确实容易受到首师大这个级别的学生们的喜欢。
但是，我们作为教师，面对这些将来要为人师的学生，能这样做吗？
有 个老师，教授高年级高阶分析学，对学生号称，我要让你们觉得这门课程是容易的。看看他的做法，其实不过是把很多内容砍去不讲而已，这又有什么好吹“容易” 的呢，你可以这么做，但不能为这个自豪啊，这还真是不同老师之间的理念问题。学生们大多数是欢迎这种做法的，但是如果这样做，好学生怎么办呢，他们真有足 够的能力自学到真正的范围、真正的程度吗？而且，这个高阶分析学，普通学生其实也不必学，其实按系里好些老师的想法，可以跟研究生课统一在一起，确实从内 容上看，本来就不该存在本科生的此分析课，跟研究生的同名分析课的区别，没必要，但这是中国大学数学教育的传统了，先不多说。反正，真正要学这门课的其实 应该是少数的优秀学生而已。
对于老师来讲，谁不想让自己的课程在学生面前深入浅出，容易理解呢？但如果因此，以丧失数学的思辩精神为代 价，不是去让学生发现数学上的处处陷阱，相反是掩盖住这些陷阱，学生当然是觉得课程容易了，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数学上的思辩精神和足够能力吗。他 们当老师时，肯定是照本宣科，因为只要越过雷池一步，肯定会步步出错，因为他们做学生时，就没经过这样的训练。
所以，现在提倡分层教学，提倡实验班，可能是希望起码在实验班上可以认真地教数学、学数学吧。但是，还有更多的老师是不教实验班的，还有更多的学生，不在实验班，毕业以后一样要做中学老师的。
所以，有实验班，是意味着实验班更好，而不是放弃对普通班的标准和要求。但在学校层面的政策未实行前，年轻老师肯定就得多做一些工作，比如以学生答疑时上台研讲，来激发学生动力。
这个办法确实是有效的，但为什么我的评分反而达到了历史低点呢。我想，我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其实可以做的更好些。
一 是、这些学生从小到大，几乎从没研讲过（数学上、哲学上的思辩精神可能也很少真正接触过，虽然时代在进步，但他们的阅读面在倒退，高考??老师？？家 长？？），虽然跟他们多次解释了研讲的意义、长远的好处，但很多学生，以其智识，未必能转过弯来，所以虽然收到了实际的好处，却未给实行老师的无报酬奉献 一个感恩，强扭的瓜不甜。应该变通一下，让他们在期中考试和研讲成绩之中选个最大值，将传统做法和新做法中和一下，你爱选哪个选哪个。
当 然，我第二次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仍然期末学生评价很低，我总结下，就是我为了督促学生，期中考试题目还是出得难了点，导致很多学生期中成绩不及格，实质上 还是都得走研讲成绩的路，其实大可不必，有40%～60%的人能够弄到80分成绩，对教师水平，就有足够说服力了，我管那些不愿学的人干什么，吃力不讨 好。
年轻人不乏好的出发点，甚至一些好的想法，但可能对“度”的把握，会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我当时做的时候，注意“度”上再合适些，再加上前面说的一些心理学小策略，如叫出学生名字，朝三暮四之类的心理小技巧，注意引入新方法的策略，我估计教师评价成绩应该能达到往常80分左右的水平，虽然上不了90，但面子上总过得去了，这就行了。
但 我这个70分，也没人能真指责我什么，因为我做的工作在那，学生的真正卷面成绩躺在那。曾经有个学校返聘的教学监督老师，两次开会时想为些学生反馈的事， 指责我。我把这些数据，摆到桌上，请他评价，虽然他没说好，但也不深入执行他的固有思维评价标准了。杨紫峰当时就奇怪，我怎么平时那么柔和的一个人，要说 些强硬的话来争，你不说话就是了。我说，不行，这种事情必须说话，这是我的根本，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首师大的传统思维就是，你把学生糊 弄好了就行，教那么深干什么，搞得学生给老师提意见（其实就那几个，但是师范院校的有一个传统是，注重差生率，因而注重差生意见，而不注重优秀生率，从而 不注重优秀生培养），他们将来不就是去当中学老师去么。就这样，自己给自己降低标准，学生再接着给自己降，形成恶性循环，好的学校最终就不愿意要这些学生 去当老师了，现在是本科生不愿意要，要是再循环下去，估计以后硕士生也难。
所以，我想说的是，随着首师大引进人才的进行，来的老师，科研 水平素质越来越高，但是首师大学生呢，一是随着扩招，水平本来不高的前提下会更差，二是呢，首师大有它自己的一套基因，如前所述，因为号称师范，反而降低 学生学术标准，形成恶性循环的习惯，师范生吗，学那么难做什么。好，难的、抽象的你不学，但师范生的必要知识，你又学了多少，简单说来，你大四数学系的学 生，重新参加高考，当年你就考得不高，现在学了四年数学，你高考成绩能搞过80%线吗？做起奥数来，你又能比得上大多数奥数班的中学生吗？
学生比老师强，这叫怎么回事？而又确实是北京教育界发生的灼灼怪事，这是我给中小学老师上进修课，他们自己反馈的信息。
还 是说首师大，这种老师水平上升，学生水准不上反下，就是以前的术语，剪刀差之类啦，对首师大的影响肯定是深远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领导层如果不积极主 动地去改变这种基因、传统，首师大的繁荣只会是表面的，因为没一个有高深学术修养的老师，愿意长久地呆在这样的学校里。
大学里，好的学生是对教师的最大吸引力之一，反之亦然。
唉，怎么说起给青年教师提建议，怎么说到领导层上去了。哎哎，失言失言，反正已经失了，就不妨再多失几句。
我来首师大十年，不知经过几届校长，但校长们从来没有说，跟年轻博士们专门聚一下，开个他们经常开的会。解决一下年轻教师们的一些实际的、且是他们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见我前面博客的一个具体事情）。
当然，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们，可以选择，慢慢熬吧，幸运儿熬成他们那个样子，也就出头了，然后仍然保持这一传统，接着传下去。
唉，说到哪了，怎么越说越乱了，废话连篇，打住。还是回来说自己的事，毕竟还是有那么多好前辈值得学习，而且有些事，存在即合理，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们年轻人还没悟透。
再说些什么呢？也没什么了吧，那就就此打住，反正这个google文档 ，随时可在线更新，以后想到，再往里加吧。
总 之，做老师也挺难的，以前做博士的时候，只要让自己学好就行，这个本来就很难。现在呢，还要让别人也学好，这个似乎更难。本文中，仔细看来，其实主要是一 个心理修炼过程，是要把自己往积极的方面去修炼，而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得过且过，很多事情，确实不是自己能改变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自己去 做的。做这些事，虽然会多花一点时间，但自己会因此心情好了，心态好了，其实也会影响到做科研的心态和动力，人的心理各部分都是息息相关，不可能说，你这 个部分特别消极，那个部分特别积极，全往只对自己有功利的地方使劲。
做好自己的文章，教好自己的学生，这本来就是大学教师任务，一个硬币的两方面。我常在想，若像国外大学那样，实行真正的教授终身制，没了外在压力，那大学教授还愿意不断工作不断进步吗。
人都是有惰性的，我就不相信，有人能完全做到自我完善其美德，不断进步，不搞偷懒。那终身教授之后的动力在哪里呢？
肯定不是钱，现在搞得超级教授和普通教授收入之间差距过大，杨紫峰讲，国外没这样的。细想之下，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政策，对中国教育界是小福还是大祸，真的难讲。
动 力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终身教授在国外，尤其是在名校，确实是人中龙凤，这样的人自我动力确实比常人要多很多。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国外 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圈比较正规了，交流广泛，你这个教授要是一两年没出东西，是不是有点尴尬，这是心理学上的归属感的重要体现之一；第二个还是心理学上 的，不过是由学生产生的，就是做教授后，可能一个相当大的学术动力来自于自己的学生，学生的求知进步之心，逼得他们的教授得不断进步，生命不息，研究不 止。
祝愿将来的首师大，也能真正进入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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