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与甘甜老师、河北某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等同事进行了沟通。我从他们的反馈意见中受到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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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往与扎根理论有关的讨论，我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阶段性的整理：（1）扎根理论是⼀种定性研究⽅法吗？ （2）陆续对扎根理论的改造 ，（3）扎根理论要研究的是谁的问题？ （4）⼀定要收集⼀⼿材料？是扎根还是扎根理论？ （5）到底是不是理论性采样还是其它采样⽅式？ （6）反对在扎根理论的材料分析过程中使用任何软件！ （7）扎根理论这⼀研究⽅法论有什么不⾜之处？ （8）还在迷信英⽂⽂献？还不批判性地阅读英⽂⽂献？ 通过这一整理，呼吁同事们重视批判性地阅读中英文方法文献，从而深入了解扎根理论这一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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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一直在观察着同时事实上也看到了扎根理论这一研究方法论里各种各样的乱象并通过网络和期刊论文（Chen, Feng, Wang & Fei, 2022）指出了这些中英文材料里的问题甚至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譬如，吴肃然、李名荟（2020），本科生及其导师抄袭、剽窃英文文章及他人研究成果（Kenny & Fourie，2015）。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弄虚作假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值得庆祝的是，我看到了在中国第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扎根理论研究（冯园，2021）的顺利完成，以及最近陈尹（2022），王颖（2022）等同事完成的研究。

我必须要在一开头就要极其坚定明确的是，扎根理论就是扎根理论，就是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在1967年正式提出的扎根理论以及格拉泽在这之后做出的一系列解释（譬如，Glaser, 1978）。譬如，冯园（2021）通过完整地采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从而提出“变革中维持共生”这一扎根理论。目前方法论文献中出现的所谓其它几个版本的“扎根理论”不是扎根理论，不管它们用任何名称或借口。还没有真正搞明白什么是扎根理论，通过张冠李戴、歪曲文献甚至撒谎等手段弄出个“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Charmaz, 2006）（参考最近的讨论）。引用提出所谓另一版本的科宾的原话，现在都承认了，最初的扎根理论已经演变成不同的、扎根于材料的理论构建方式（Corbin & Strauss, 2008, p. viii）。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扎根于材料的理论建构方式都一定是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空间，一定要六亲不认，扎根理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要反复提醒的是，不是所有声称用了扎根理论的研究都是真正、完整地用了扎根理论这一研究方法论。事实上，这一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

大家应当能够通过了解这些讨论，逐渐培养鉴别扎根理论是什么、不是什么，哪些是真正、完整地用了这一研究方法论、哪些没用的能力。 某同事（私人沟通，2021/08/27）指出，“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研究中方法运用最典型问题是不纯粹” 。我非常认同这位同事的观点。“不纯粹”这一问题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领域里极其严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比比皆是，譬如，一边声称进行了“经典扎根理论”研究，一边却围绕着研究者提出的所谓研究问题进行研究（贾旭东，2010），还声称扎根理论研究一定要收集一手材料（贾旭东、衡量，2020）；一边声称“理论性采样”，一边却以年纪/资历作为采样的标准（陈向明、王富伟，2021）；一边标榜自己是建构主义者并采用了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一边却“让资料自己说话”（张秀敏、杨莉萍，2018, p.124），等等。为了支持这些人自己的观点，甚至还不惜篡改文献里的本意，还装模作样地给出观点的出处（见：贾旭东、衡量，2020；谢家磊、陈嘉怡，2021）及无耻地捏造格拉泽的观点（见：陈向明、王富伟，2021）。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在辨别上，一定要做到像某同事（私人沟通，2021/06/20）说得那样，“现在做研究有点和买商品一样了，还要会识货”。绝对是！

（1）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吗？

大家应该对“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这一观点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很多教科书、学校里教的方法论课程都会把扎根理论当作定性研究其中的一部分。譬如，提出所谓“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查美斯和她的搭档Bryant（Bryant & Charmaz, 2007）无视扎根理论的本质，坚持认为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

“Chapter VII of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oncerns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of quantitative data’, and so does lay the basis for Glaser’s valid contention that GTM can use all kinds of data. But we would still hold to the generally accepted view that GTM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even if it can incorporate quantitate data: this characteristic is also true for many other qualitative methods.” （p.26）

提出所谓“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查美斯和她的搭档Bryant（Bryant & Charmaz, 2007）把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1967）最初提出的、下列扎根理论的立场当作空气 :

“…how the discovery of theory from data—systematically obtained and analyzed in social research—can be furthered.” (p.1，emphasis in original)

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还是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而且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1967）还特地用斜体字强调这一观点。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接着指出，形成理论的过程与所用的数据（材料）类型无关（pp.17-8）：

“Although the emphasis on qualitative data is strong in our book, most chapters also can be used by those who wish to generate theory with quantitative data, since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theory is independent of the kind of data used.” (pp.17-8)

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意识到，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1967）最初提出的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本身就是吸收了定性和定量方法（p.261）的做法，所以是一个综合的方法论（a general methodology）（Glaser, 1978, p.164）。

“…the important problems concer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we have tried to attack in this book: How can we further systematize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how can we systematically relat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o obtain the best of both methods for generating grounded theory?” (Glaser & Strauss，1967, p.261)

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1967）还指出，为了形成理论，对一些定量分析方式进行灵活调整（p.187）:

“To be sure, there are many style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their own rules. Our focus here is an illustration of how these numerous other styles can also be flexibly adapted to generating theory.” （p.187）

提出所谓“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查美斯和她的搭档Bryant（Bryant & Charmaz, 2007）来一句“the generally accepted view that GTM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扎根理论方法是一个定性研究方法这一被普遍接受的观点）（p.26）就完事了，人与亦云，以讹传讹，就变成了现在各位读者在中英文文献里看到的，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

（2）陆续对扎根理论的改造

在中英文材料中，存在大量扎根理论与你能想象到的、其它研究方法以及各种“主义”等形式的组合，都想要和扎根理论沾上边。这些组合，用格拉泽（Glaser, 2003）的原话说，都是对扎根理论的改造（remodelling）。 这些改造当然都是徒劳的。

就连后来的科宾（Corbin）（Corbin & Strauss, 2008）也意识到这一点，并承认从最初的扎根理论演变成不同的、扎根于材料的理论建构方式：

“At the time of my [Corbin’s] training, supposedly there was on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hough this point is open to debate. Throughout the years, what was initially grounded theory has evolved into man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building theory grounded in data. Each evolution has been an attempt to modernize or to extend the original method, bringing it more in line with contemporary thought.” (Corbin & Strauss, 2008, p.viii, emphasis added)

扎根理论就是扎根理论。不是所有的、扎根于材料的理论建构方式都是扎根理论。扎根理论就是最初格拉泽和斯特劳斯（1967）以及格拉泽（譬如，Glaser, 1978）逐渐解释和澄清的这一研究方法论。

有人可能好奇，为什么我们不接受这些后来的对扎根理论的改造（remodelling）（Glaser, 2003）？正如我在本文中反复提到的，这些进行改造的人连英文原著都没有仔细阅读，或有选择性的忽视英文原著里的立场，有的甚至连动手做一项完整的扎根理论研究都没做过。

譬如，Bryant & Charmaz (2007, p.2)提到了格拉泽的立场、扎根理论可以使用定性和定量数据，同时他们呼吁读者引起注意的是，Glaser & Strauss (1967）一书的书名是：《扎根理论的发现：定性研究的策略》：

“…Glaser strongly maintains that GTM is a method that can use all forms of dat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Glaser has consistently made this argument over the years, bu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full title of Glaser and Strauss’s book wa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就在同一本书里，Glaser & Strauss (1967) 特别指出，形成理论的过程与所用的数据类型无关：

“Although the emphasis on qualitative data is strong in our book, most chapters also can be used by those who wish to generate theory with quantitative data, since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theory is independent of the kind of data used.” (pp.17-8)

为什么Bryant & Charmaz (2007）没有提醒读者这一点也要值得重视（worth noting）呢？连英文原著都没有仔细阅读或有选择性的忽视其中的观点和立场。最不能令人接受的是，查美斯的搭档Bryant（2019）对文献回顾和理论性采样的胡说八道和张冠李戴，这就更不令人意外了：

“Use of the literature – initially to establish the basis for the research, but far more importantly, to refer to and engage wit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s an additional and critical form of data against which interim or later analyses can be positioned – this is what is referred to as theoretical coding.”（p.xxvi）

（3）扎根理论要研究的是谁的问题？

这是扎根理论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的方面。扎根理论是发现研究对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关切（main concern），以及他们是如何持续解决这一问题的（Glaser, 1978）。在扎根理论研究里，研究者要研究的不是，像其它方法里那样、研究者提出的所谓研究问题，而是从某一个感兴趣的现象出发，通过系统的材料收集和分析，从而发现研究对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关切（main concern），以及他们是如何持续解决这一问题的之行为模式（Glaser, 1978）。如果研究者坚持要研究他/她自己提出的所谓研究问题，完全没问题，在社会研究里有很多其它的方法/方法论/方式/策略可供选择。

陈向明、王富伟（2020）干脆直接篡改格拉泽在扎根理论里到底要研究谁的问题这一重要观点。他们这么说：“Glaser 对文献作了区分：在研究之前不要读本领域与本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文献”（p.5）。在研究之前，哪来的研究问题？这是格拉泽的观点吗？

（4）一定要收集一手材料？是扎根还是扎根理论？

看到“扎根理论”这一术语里的“扎根”这两个字就要开始望文生义了？就要去“扎根”或“扎”了？就一定要收集一手材料了，像贾旭东、衡量（2020）说得那样？绝对不是！事实上，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从一开始就坚持，研究者可以用一手材料，也可以用二手材料；可以只用一手（例如，访谈，观察）或二手（例如，小说，日记）材料，也可以同时用一手和二手材料；材料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定量的 。冯园（2021）的研究就是一个极好的、仅仅使用二手材料（即，莫言的小说）进行扎根理论研究的例子。格拉泽本人当然对冯园（2021）的这一作法表示支持（私人沟通，2020/06/25）。这一作法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作法，在中国更是第一位这么做的同事 。当然， 冯园（2021）也是在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完整采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从而完成一项研究的同事。

紧接着上面的讨论，是不是只要收集和分析了一手材料就是做了扎根理论研究了？当然不是。是不是只要扎根于材料地提出概念与理论就是扎根理论研究了？也不是。扎根于材料的概念与理论的提出方式不止扎根理论这一种研究方法论。但是，扎根理论一定是扎根于材料的、提出概念与理论的方法论（Glaser & Strauss, 1967）。一些人甚至还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这四个汉字（以及相对应的两个英文词汇）上玩起了文字游戏。譬如，贾旭东、衡量（2020）等的所谓“扎根精神”、“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等通通都是对扎根理论的歪曲甚至是篡改。

（5）到底是不是理论性采样还是其它采样方式？

在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里，唯一的采样方式是理论性采样（参考：冯园，2021，研究中理论性采样这一做法的具体解释）。理论性采样这一采样方式不同于其它采样方式，譬如，选择性采样，目的性采样。其它的采样方式不是理论性采样，尽管他们都声称用了理论性采样。譬如，陈向明、王富伟（2021）声称的理论性采样的做法：“为了了解辅导员职业晋升全过程的基本情况，我们首先选择了四十多岁、双线晋升都很成功的刘老师作为第一位访谈对象。。。根据理论性抽样的原则，我们第二轮收集资料时，选择了30多岁、已晋升到中级职称和行政七级的李老师作为受访者，以便丰富前面的研究结果。”（pp.81-2）这绝对不是理论性抽样！理论性抽样的依据难道是年龄和职称/行政级别的高低？要不要还要再加上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性取向等呢？

（6）反对在扎根理论的材料分析过程中使用任何软件！

重复之前的讨论，“扎根理论和定性材料分析完全是两码事(Glaser, 2003)。格拉泽明确地指出，‘扎根理论是⼀个⽆需科技 (technology-free)的⽅法’ (Glaser, 2003，p.17)。对于为了材料管理⽽使⽤电脑[软件]的定性材料研究者来说，除了解决⾯对着⼤量的材料⽽感到不知所措的问题，也是为了定性研究科学化(p.17)，让定性材料分析看上去像定量研究中使⽤科技产品⼀样合理化，从⽽给予定性材料分析⼀个‘豪华的’形象(p.23)。某同事(私人沟通）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没掌握[扎根理论这⼀]⽅法的⼈想通过软件让⾃⼰显得很专业’。 为什么不要在研究中特别提到和说明word, excel, pdf等软件的使⽤呢？”（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8086225/）

王颖反思了一下她的尝试，“当我把同一份材料（罗宝）分别应用Maxqda软件进行编码和进行手工编码时，我发现，就编码的过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采用何种方式，而是人的大脑的思考。尽管软件在材料导入，颜色划分等上有其优势，但这种优势对于扎根理论而言并不是绝对且必须的，软件的使用也容易让人失去持续比较的意识，而手工编码可以在做的同时反复思考和归纳，在范畴的浮现和概念抽象化上，手工编码有时会更有“效率”和直观，因此在尝试了两种方法之后，我还是选择了传统的手工编码”（私人沟通，2021/08/29）。

（7）扎根理论这一研究方法论有什么不足之处？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不少参加过扎根理论研讨会（譬如，几年前在西安）的同事也透过视频对话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格拉泽（2018）的回应及其巨大反应，有的同事甚至被吓到。格拉泽在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他当时的回应是，毫无（none）[改动的空间]！态度如此之坚定和明确！要么完整地运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进行一项研究，要么就用其它方法。正像在过去十几年里已经发现的，这些改动、“发展”、“提升”甚至“本土化”（譬如，陈向明，2015，参考：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03349371/）都是违背了扎根理论的核心原则。连扎根理论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要开始“本土化”了。扎根理论作为一整套独立研究方法论，它已经是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任何改动（Glaser, 1978），尤其是在没有彻底了解这一方法论和严格按照这一方法论的研究程序/步骤真正意义上展开一项扎根理论研究的情况下。

（8）还在迷信英文文献？还不批判性地阅读英文文献？

不少人（包括国人）一看到英文文献就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只认英文顶级期刊，英文书里说的都对，洋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没有批判性思考。根据某同事的看法，这是“通病了”（私人沟通，2021/07/08）。参考：我在2021年上半年讨论过（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32040677/）的这个例子。 我在很多英文文献里都看到过类似的问题，很大一部分的这些英文文献都是“经典的”、“必读的”以及“不容错过的”，仅仅因为这些材料是发表在英文顶级期刊里，洋人写的，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的。

反思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从不同渠道听到针对冯园（2021）的讨论和反馈。在这些反馈中，某同事（私人沟通，year?）的一个问题值得令人深思，“这么多年了为啥中国只有冯园一个人在踏踏实实的运用了扎根理论[写作]？那些人就不能好好的用是出于什么原因？” 冯园（2021）是怎么做到的？无非就是坚持读英文原著（而且是批评性阅读），自己动手做以及与这一方法论领域里的同事们一起讨论。

与冯园（2021）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想大家也已经在网络上看到了，我之前指出的、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领域（中英文方法文献）里的乱象。这些假大空、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蹭热度、企图从扎根理论里“捞好处”（Glaser, ref.）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当然还包括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吴肃然、李名荟（2020）连Strauss等人的研究成果（关于“疼痛”的编码例子）也要剽窃（占为己有）。该文的第二作者、李名荟承认是在其本科期间完成该文的（私人沟通，2021/07/12）（参考：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34680730/）。吴肃然竟然在给《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书⾯回应⾥狡辩到：“我绘制的表格……，再从个⼈⻆度举了诸如’疼痛’编码的例⼦，⽤以补充说明。”（《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转发给我的电邮，ref.）洋人做的研究怎么变成是你们做的了呢？真的无耻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