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分析技术哲学的未来研究进路

----记首届国际分析技术哲学小型研讨会

吴国林

首届国际分析技术哲学研讨会（InternationalSymposium on Analy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ISAPT2015）于2015年6月27—30日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成功召开。会议由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 Delft）哲学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物理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办，会议语言为英语。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与会学者近30人，提交论文25篇。会议主题为“分析的技术哲学”。现将相关问题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克洛斯报告

克洛斯签名

会议合影

大会会场

吴国林做报告

小会场

陈刚做报告

克洛斯在听报告

    国际著名技术哲学家、技术哲学荷兰学派的领头人物克洛斯（Kroes）作了题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代尔夫特进路”的主题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代尔夫特大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在这一部分，他分析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原因和特点，概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代尔夫特技术哲学研究的课题和方法，即运用分析的技术哲学方法推进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克罗斯展望了代尔夫特技术哲学研究的伦理转向，澄清了伦理转向在何种意义上是经验转向的延续问题。

作为会议的中方主席，吴国林教授作了题为“分析技术哲学研究的可能进路”的主题报告。首先，结构与功能是描述技术人工物的两个方面，但它们并不能完备地描述技术人工物，仅用结构与功能描述人工物，将造成它们之间的逻辑鸿沟，除了结构与功能因素外，必须将要素作为描述技术人工物的一个因素，这有利于克服这一逻辑鸿沟；其次，技术人工物的适当本体论的非充分决定标准（UD，Under-determination）与现实限制标准（RC,Realization Constraints）还不足以在结构描述与功能描述建立逻辑关系，还需要增加要素标准（EC,Element Constraints）和语境标准（CC, Context Constraints）；第三，利用赖欣巴哈关于量子力学逻辑的直接否定与标准蕴涵所构造的三值逻辑系统，将量子逻辑的真、假、不确定分别对应技术的有效、无效和不确定，由此构造三值技术逻辑，并引入最小的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结构—功能子，于是，结构描述与功能描述可以建立三值的技术推理关系，其逻辑关系是：C.S. L. E. SF₀F其中C，S，L，SF₀，F分别表示技术人工物的要素、结构、规律、最小结构功能子和功能，表示标准蕴涵，这就是利用赖欣巴哈三值逻辑得到的关于技术人工物的结构的推理模式。

浙江大学的潘恩荣博士对现代技术哲学的两个经验转向进行了评析。根据布瑞的观点，第一种经验转向（ET1）的代表人物有伯格曼（A. Borgmann）和拉图尔（B. Latour）等，他们继承了经典技术哲学的相关主题和问题，但他们对技术持非批判、敌视态度，致力于发展一种情境化（Contextual）的、描述性的和非决定论的技术哲学理论。第二种经验转向(ET2)的代表人物为米切姆（C. Mitcham）、皮特（J.C.Pitt）、克罗斯和梅耶斯等，他们力图建立一种“内在”的技术哲学，强调对“工程和技术”本身的哲学描述。基于此，现代技术哲学可能分化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而延续了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传统与工程传统分裂的问题，国际技术哲学界认为，这种分裂的风险将严重干扰基于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的“第三次转向”。

华中科技大学的陈刚教授就层次、形式与实在进行了分析。他讨论了夏法尔关于层次与基础性的论文，并且试图替他的非还原的第三条出路提供一个论证。基于形式实在论，陈刚教授对副现象论和观念原子主义提出了相应的反驳。陈刚教授强调，形式实在论，作为一种本体论，如果成立的话，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哲学意义。

李三虎教授对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技术哲学史表现为一种从实体理论到间性理论的发展线索，把技术间性理论作为当代技术哲学的一种发展方向，是对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和客体间性概念的极大发挥。他把技术间性理论理解为：围绕技术的社会-伦理问题，将技术看作是一种间性的存在。

华南理工大学的彭纪南教授就分析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分析的技术哲学是基于工程技术的实践、采用英美传统的分析哲学方法、对技术的实体、技术知识、技术活动进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研究。他认为，对技术实体之结构与功能的二重性分析是技术实体之本体论分析的逻辑起点，构建技术功能的认识论则是技术知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设计时，将要实现的给定功能转变为要设计的物理结构是技术活动分析的核心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叶路扬分析和解释了技术人工物的自然类及其实在性问题。基于波德(Bird）和埃利斯关于自然类划分的标准，叶路扬认为，自然类是自然存在的一个实在类，如果一个单个的客体（技术人工物）是实在的且属于自然类，那么这个客体（技术人工物）就是实在类，技术人工物是可描述的“实在”，它是结构实在、功能实在和要素实在相互统一的自然类；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实在和要素实在是功能实在的前提和基础，功能实在则是结构实在和要素实在的目标。

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曾丹凤分析和解释了现代技术人工物的可能性问题。她分析和解释了使现代技术人工物成为可能的“六因”，即（1）用户或客户的需求或愿望（目的因）；（2）自然与工程科学知识以及技术理论与规则（理性因）；（3）整理经验对象的先天能力（先验因）；（4）能实现某种运行原理的理想型构（形式因）；以自然物为质料因的人工复合材料（物质因）；（5）实践能力（动力因）。

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刘振基于对特修斯之船问题的分析和对E.J.劳关于此问题之连续历史解释方案的批判，提出了解决人工物之同一性问题的方案。基于对特修斯之船问题的分析，刘振首先明确了引起人工物之同一性问题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工物在经历时间变化时能否保持自身的同一性问题，一个是霍布斯挑起的关于人工物在遭遇复杂情境时如何确认自身的问题。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单个人工物被拆卸后，再将其重新装起来所引发的同一性问题。

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弗兰森（Franssen）教授引入“工具性系统”概念，对社会技术系统进行了哲学分析。弗兰森运用分析的哲学方法，从工程的角度研究了社会技术系统问题。他着重介绍了社会技术系统的重要特征，即各种要素的组合，包括处在因果关系中的物理的客观要素以及与行为有关的意向性的主观要素。“工具性系统”是由用户、器具和对象性客体三个要素构成，这三个要素又通过两种关系联结在一起，一种是联结器具和客体的因果关系，一种是用户使用器具作用于对象性客体的目的-手段关系，也即主体的意向性。弗兰森认为，“工具性系统”既可以用来指代各要素的合成，也可以用来解释由于等级分化而导致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增强人们对社会系统的理解和把握。

   华南理工大学的肖峰教授以技术的分类为基础，引入海德格尔的术语，对“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信息就是人的“感知”、“反映”、“知识”等广义的心智现象，信息就是“此在”（人）处理存在的一种方式，是被“此在”在“虚在”的层次上把握了的存在者。肖教授指出，严格地说，器具信息技术只是“信号技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号技术，因为它只有信号过程，而不存在信息过程。例如，计算机并不是信息机器，它只是信号机器或者符号变换器，只有身体信息技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因为人是信息的主体，具有真正的信息能力，人也是可以掌握信息技术的唯一主体。

嘉应学院的沈健教授分析了技术的实践推理和理论推理的相互关系。他首先指出了二者的差异，即技术实践推理是对技术的决定设计、程序功利等方面的规范性描述，技术的理论推理关注的是对技术的解释和预言，它涉及技术知识问题。他也强调了二者的紧密联系，即单个的技术自身是一个有机系统，但整体的技术系统却包含技术行为、技术规则、技术实体、技术主体、技术解释的结构和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推理和理论推理又是相互交融的，二者相互作用，构成技术的有机系统。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李君亮就实践推理如何解决技术物之结构-功能的逻辑鸿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逻辑鸿沟的产生源于技术物被思维把握，技术物的结构、功能、性质通过命题来陈述，对结构-功能之间的逻辑进行形而上学的反思与追问时，就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有回到实践活动本身，即在技术实践中才能克服它。

硕士研究生胡绵则将贝叶斯推理运用于技术人工物的解释，试图解决技术人工物解释面临的“逻辑鸿沟”难题，她以汽车系统为例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并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辩护。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戈曼（Gorman）教授就如何让创新服务于社会需求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希望一些盲目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也能有益于社会，但它们往往却对社会有害，而且，以人类需求为导向的创新行为也并不能实现人类预期的目的。

华南理工大学的闫坤如教授探讨了技术创新与人们的风险认知问题。她认为，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会诱发风险，负责任创新是消除公众认知偏差的途径和方法。

广东海洋大学的朱诗勇就技术创新中的逻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基于埃文斯（Rob Evans）电子工程技术创新中的逻辑分析，朱诗勇首先将传统逻辑与技术创新中的逻辑区分开来；其次，他认为，技术创新的限制来自给定的逻辑前提，但他强调，“简单的逻辑方法”并不构成对创新的限制，进而他从语义学、技术推理基本规则、技术思维的三论题（开放性论题OT、二重性论题DT、同一性论题IT）等方面对技术创新中的逻辑展开了详细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程文就技术进步的概念和动力机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基于认知主义、工具主义和行为学对技术的界定，她认为，技术系统的效能是技术进步的指示器，具体参数为技术系统寿命的长度、可靠性、安全性、灵敏度、运行速度以及系统结构调整升级的频率。

华南理工大学的陶建文副教授认为，西方科学基本上表现为数学化的科学，对物的描述呈现为几何描述，因而，忽视物本身所固有的丰富性；中国古代的科学是用物或器具来表征，比如流体力学是来源于对水流及其作用的描述，这种描述是非数学几何化的而是粗略的意象性的描述。

中山大学的李珍博士基于塞尔（J.Sesrle）的中文屋论证引起的争论，从现象意向性视角分析中文屋的论证，进而探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方向。

广东财经大学的袁继红副教授讨论了最佳说明推理是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吗?由此讨论了最佳说明推理、贝叶斯推理和决策推理的关系。

此外，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林润燕就技术知识的分类及其逻辑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将技术知识分为基本设计知识、行动知识和理论工具三大大类，进而每一类又分小的子类。

此次研讨会是中国首次、也是国际上首次举办以分析技术哲学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旨在打开技术“黑箱”，深入技术本身，澄清技术哲学的有关陈述，以对技术进行更好的理解；其目的是激发技术哲学研究者运用分析方法对技术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学术研究，明确分析技术哲学未来的研究主题和方向，推进技术哲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正式学术讨论在一天半的思想碰撞中结束了，但研意未尽，学者们相约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