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社会：就像是婚姻

如今的科学家不再只象过去那样仅受自然法则的约束，同时他们还受国家社会法则的限制。（Norman Augustine）

从前曾经有一个时期，当科学发声的时候，公民会毕恭毕敬地脱下自己的帽子并且洗耳恭听。这些时期包括《明日世界》（the World of Tomorrow）上映的时候，1929年纽约博览会的时候，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建成原子塔的时候，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的时候。在那些时期里，人们对医生、物理学家或者农学家所说的话深信不疑。

那个社会与科学之间持续长久的蜜月期一去不返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科学”这个术语出现了消极的含义，它唤起了更多的质疑，而非确定性。持续改善所有人生活水平的承诺的集体想象在消极的象征面前失去了基础，比如“DDT”、“切尔诺贝利”或者“沙利度胺”（Talidomide）。

在2000年，伦敦科学博物馆（the Science Museum of London）为一个推广活动开展了一项深入的市场调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现表明这个推广活动的名称需要进行改变：焦点小组指出的最消极的因素同时也是该调查的作者认为应该去掉的是科学这个词语本身。至少科学不是单独存在的。

与每个重要的群体一样，从政府到天主教教堂，科学和技术也需要放弃其作为神圣社会角色的安全港的观念，去面对铺垫该地的不信任，争议以及公众评估，用一个更时髦的词语就是诚信。不仅对普通公众，而且对曾经无条件地支持科学研究的机构（可能是由于在二战中及其后来的冷战中发挥了长期持续的作用），科学家对他们的选择进行解释都成为了必要。

这种新的气候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比如，当几年前英国的高能物理学家们收到了英国科技部长的指示，要求他们“用三十行的文字解释为什么英国的纳税人应该给在他们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研究中投入大量的资源。”时，这些高能物理学家们受到了挫折。这些物理学家们到底了写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没有说服科技部长。命题71（Proposition 71,全称是or the California Stem Cell Research and Cures Act）则比较幸运，它在2004年11月2日举办的公民投票中获得了通过，可以重新开始胚胎干细胞研究，并且获得了加州3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感谢人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加州很有可能成为全球该类型研究的最先进的一个中心。

即使每个比喻都有其不足，理解科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一个婚姻。

就像是一对已婚夫妇一样，科学和社会都在寻求着另一半，它们彼此需要，并且根据一个不成文的协议组合到一起。社会需要科学，并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成功的驱动力，而科学赖以存在的资源、人才和自由则是由社会提供的。

在过去的好时光里（即使不像我们记忆中的那么好），科学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就像是老式的夫妻。我们都很贫穷，但是至少丈夫（科学的化名）是“一家之主”，或者说至少它可以行使一定的权威。然而，当它的权威受到质疑的时候，这段婚姻本身就会面临危机。更重要的是：夫妻间的互相抱怨是（婚姻破裂）最重要的预兆。

如果我们倾听科学的反馈，它会告诉我们社会不理解科学，社会对科学研究结果不感兴趣，不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社会并不关注那些科学最了解的问题，而且还会夸大科学的错误，同时还把科学带来的（巨大的）益处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对科学的关注不够，还经常切断科学赖以生存的资源；简言之，社会对科学几乎毫无感激之情。

当时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倾听社会的反应，它会告诉我们科学通常引发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科学会讨好政府、军方或者跨国公司，而对那些给科学研究提供研究经费和资源的普通人的利益毫不关心。科学并不想像任何人解释科学是做什么的，即使它似乎很显然在追求那些最无效的好奇心。这个一个处在阴影下的世界，而且完全失控了。科学并没有对自身作出解释（即使是有意地）。

就像真正的婚姻一样，解决危机的第一步是理解对方的理由，无论这些理由是对是错，因为对话开始于这个地方。理解他人的观点并且解释你自己的理由才能知道如何进行沟通。直到今天，人们还在采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