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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温柔》--前言

已有 2380 次阅读 2013-9-4 21:38 |系统分类:科普集锦

在新世纪,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问题,科学方面的困难和政治方面的复杂性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不断增加的自然现象—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和灾难—使得它们上升到国际议程当中。并且这些议题是纵横交错的。

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改变自然的法则。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自然法则在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由人类行为所触发的,比如能源的使用,排放和污染。艾滋病是由一种病毒引发的生物过程的结果—然而这种病毒的转移则是人类的相互影响以及社会道德观念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阻止我们人类行为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行为通过什么程序产生了这些危害性后果以及这些负面的影响如何被中和以及这些危害如何被矫正。

因而,我们有关自然现象的不断增加的知识必须与社会现象的有关知识相匹配—也就是我们对于物理世界的知识必须和我们所建构的世界的知识相匹配。

不仅如此,我们理解(物理世界和建构世界)并采取行动应对的最佳时机转瞬即逝。这是由于以人类历史的长度来衡量的话,(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可能是不可逆的。

同时,人类所面临的这些负面挑战也提供了一些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的正面机遇。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几句话就可以陈述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何共性和特性。

自然科学不是自然—它是科学,比如,受到知识的价值等这些显性规则和命令指导的特定的人类和社会活动,对真理的奉献,对演讲的挚爱,对假设进行测试的义务—有益于新思维,新阐释和突破的系统的学院派的认知。自然科学不是自然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活动。

概念是科学家用来掌握现实的一种工具。比如,没人能够看到重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是(重力的)效果:当一颗苹果落地,一个钟摆左右摇晃以及一颗行星围绕着太阳进行自转。但是(我们)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认识这三个现象—掉落的苹果,摇晃的钟摆以及自转的行星--背后同一的科学原理,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重力”。

有时候,科学家会杜撰一个与现实世界的运转方式完全吻合的概念。人们在古代就知道疟疾这种疾病—但是(疟疾)这个称呼根源于对这种疾病起因的误解:即(疟疾)是由于污浊的空气(mala aria)。所有的可燃物质都含有燃素(phlogiston)这个理论是科学误解的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所用的概念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那么结果就不仅是我们的理解会出现错误了。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法则也会发生作用—我们可以接受并利用重力,但是即使我们理解了(重力)也不能改变它。然而,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因而,在描述社会方面什么概念才是恰当的方面通常会存在着争议—比如,“无产阶级”(proletariat)和“剥削”(exploitation)这两个概念在当代福利国家中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也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进行陈述:自然对我们如何理解它漠不关心—但社会群体对我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则并非袖手旁观。由此可见,人们对自然是如何被理解的也并非袖手旁观,因为这些理解在很多方面会影响到人们的福祉。

气候变化:现在是灭顶之灾吗?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科学家在过去经常会对世界的进程做出一些(世界即将灭亡的)危言耸听的陈辞—比如,我们可能正在走向共同的灾难(collective disaster)。14世纪的学者就为什么黑死病(bubonic plague)会发生而进行了很多探索—(他们认为黑死病)是对人类罪恶行为或者异教徒(tolerating heretics)的一种惩罚;是下水道里散发出的污浊的空气的结果,等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彗星引发的惊慌(comet scares)--彗星的突然出现可能是凶兆(bad omen),并且可能预示着“世界末日”。实际上,这是神学(theology)和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末世论(eschatology)--它是有关世界的最终结局的。同时人们也为世界末日相关的重大事件(epic events)杜撰了一个特殊的名字,比如决定性战争(Armageddon)或者(善恶大决战所导致的)世界毁灭(Ragnarok)。全球文明可能会衰微并且崩溃—在当代世俗的版本中,世界末日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词汇,“沉沦”(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因而,有人可能会认为对气候变化这个可能是地球末日预兆的关注只是古老主题的另外一个变种而已。然而,“这次完全不同”:所有的史实和数据,以及可怕的预测,都让人(对地球的毁灭)更加信服。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中的一段文字这样说到:“人类改变了世界运转的方式。现在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然而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因而,世界运转方式的改变也强调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通力合作的必要性,同时也为这种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们间合作是要改变我们对他们的任务和互动的理解的方式。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信息

原因很简单:地球母亲正在说话—大声地,清晰地,强烈地。她最强有力的专业代理就是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是在1988年由联合国的两个机构成立的,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其目标是对“人类行为引发的气候变化危机的理解的相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作为一个科学组织,IPCC承担着这样一个任务,即准备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相关的所有报告,同时也提出一些现实的应对策略。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对这些报告有所贡献,这些报告要接受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和世界各个角落的科研人员的严格评审。IPCC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出现在1990年。第四个报告—“第四次评估报告”(Climate Change 2007)--提到了很多观测到的地球气候的变化,包括大气成分,全球平均气温,海洋状况,和其他气候变化。它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l  “气候系统变暖的客观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l  “大多数观测到的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导致的。”

下一次的评估报告将于2014年面世。然而IPCC所释放的信息是清晰的,即气温在升高,冰川在消融,海平面在上升,天气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且极端。其效果是不可阻挡且无法避免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也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未来。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捷径可循(escape route)。

IPCC还释放出了更多的信息:全球的气候变化不是由于自然本身所导致的。确实决定性过程(determining processes)是地球物理学,化学的,气象学的。这些翻译到生活进程(life processes)中就是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物种受到了威胁。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不能幸免。

但是更加强大的自然力量已经使人类的行动发生了改变。毫无疑问,气候变化会有社会原因(social causes)。

气候变化还会引发重大的社会后果。农业耕地会受到侵蚀。上升的海平面会淹没沿海地带和巨大的三角洲地区,同时也会增加沿海地区的盐度。洪水和干旱将会损害农作物。沙漠会进一步扩大。所有大陆和所有国家都将深受其害。

然而这种影响的分布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将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的匮乏将会增加,有关水资源的冲突会更加尖锐。昆虫传播的疾病将会扩展到新的区域。更多的人将面临着贫困。移民将会增加,更多的人会成为气候难民。食品危机会增加,冲突也会增加。

简言之,全球共同体的问题会更加严重,我们共同面临的困境会更加巨大。对新的迫切需求(exigencies)贡献最少的人将会遭受最严重的重创(worst blows)。那些资源最少的人将会面临最大的损害。穷人将会受到最大的打击。

我们无法改变自然法则,但是人类的行为可以发生改变。需要做出重大的努力来知晓气候变化的社会原因,衡量其影响,评估其成本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些努力包括绘制计划,测量,评估,协商和组织。

自然的声音

即使很多复杂的因果联系没有被充分地理解以及我们的知识中也存在着很多空白,但是IPCC已经把很多节点联系起来了。我们知道了很多,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除此之外,几千个科学家审查并支持IPCC的评估报告。地球母亲也在不通过任何中介的情况下直接地向成千上万的人发出怒吼。2005年的卡特里纳飓风(Hurricane Katrina)只是众多的气候反常的例子中的一个;2011年的澳大利亚洪水则是另外一个。格陵兰岛和挪威的冰川正在消融;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沙漠也在扩大。每块大陆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所看所说的以及易于遭受气候变化侵害的群体(exposed groups)所经历所讲述的背离了“自然”的正常状态。所以人类面临的任务是巨大的:通过发起一场新的革命来扭转开始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危害,而这场新的革命应该确保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而不打破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同时让贫困国家达到我们的生活水平。

实际上,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影响如此众多人口的计划,或者说规模如此之大的计划,这个计划需要前所未有的政治想象,经济付出,科技智慧,政治资源和社会创造力。替代火电厂的措施,找寻大量储存二氧化碳的场所,为汽车设计更高效的引擎,停止乱砍乱伐,利用无污染的能源,缓解正在下降的地下水水位—所有这些都需要对所有的商业活动—甚至是人类活动—采取定向的(directed)创新,严苛的约束和严格的控制。换句话说,这需要所有的政权更多地去干预所有的市场行为,同时全球所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更多的改变。各级权威部门需要精诚合作,公民们也应该让权威部门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再也不能像现在一样行事了。

这里的要点很简单,但却是根本性的:自然力量自我发挥作用的方式现在越来越随着人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受到人类活动的调节。同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互相关联也正在增加,变得更加强大和紧密。实际上,我们可以谈论一个自然力量和社会关系相互依赖的更强有力的遍及全球的网络。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以及物种越来越和我们在个体、群体和社会层面上所采取的行动牢牢地关联在一起。

既然如此,如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迫切且强有力地设定一个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议程,那么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严重的失职。如果这个过程可以互动,研究人员需要让他们的行为达成一致。物理过程和社会关系之间多元的关联需要对节点间的连接进行分析。

如果曾经有关于跨学科领域工作方面的看法,那么它就是:这种工作不仅会产生新的见解;它还必须为现在付诸政治行动的一系列广泛的措施和动力提供前提。地球母亲正在呻吟,我们必须耐心倾听。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争议和任务

规范科学通常是关于假设的争论,可供选择的模型,不完备的数据的,因而有不同的流派。科学家生产出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很多结论是具有争议的。

如果科学家们不赞同气候变化的很多方面,政客们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不赞同这些。政客们代表的是受气候变化影响不同的群体,通常(这些群体)在采取补救措施的成本方面存在着利益分歧,因而他们会直接地反对某些政策的出台。

实际上,有些商业说客认为耗资巨大的(弥补)气候变化的措施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进入衰退,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毫无裨益;其他人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近期的经济不经济就是绿色刺激措施的一种要求—即,“利用一揽子财政措施来促进绿色经济、抵制气候变化,同时恢复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当然在采取什么形式的制度安排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存在着争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对最重要的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征收税收可能是管理气候变化最经济高效的方式,这胜过直接的管制或者绩效标准。

鉴于这些争议(关于正在发生什么,必须采取什么行动,谁来决定,谁来支付费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的角色是什么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又应该如何彼此支持呢?

鉴于人类活动的特定情况,自然科学应该识别当前趋势的关系过程,以及可能的发展轨迹—比如,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浓度,气温变化,海平面上升,降水量,地下水位,极端天气等。它们还应该帮助评估可能性以及可能的单一事件的实际损害,比如南极洲冰盾的瓦解,主要海流的改变等。自然科学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评估这种变化的生态效应和生物效应—比如关于农田的,农作物状况的,生长模型的,等等。

在协助政策制定的时候,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角色可能是提供(气候变化)影响程度的信息,识别出能够改善影响的政策,就增加强度和弹性的制度设计提出建议。因而它们还给下面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l  多少人将会面临威胁,比如食品短缺,水资源短缺,疾病,沿海洪水,极端天气?

l  威胁的地理分布状况如何—人们居住在哪里,处于什么样的物理威胁(physical exposure)之下(比如地震),处在什么样的人造基础设施之下,以及处于什么样的社会情况之下?什么地区最容易受到影响,比如洪水,滑坡,气温升高,热浪,疾病类型等?

l  哪些群体最容易遭受到最严重的损害以及他们可能的反应是什么?

l  为了应对且改善其影响,应该做什么?基础设施和制度方面需要哪些改变来降低危害并增加应对的能力?

l  谁最有可能要承担这些成本—或者谁最有可能反对采取干预措施?

问题在于社会结构发挥着棱镜的作用,好比自然的变化会折射出且改变不同社会结构在共同体中的不同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地球物理学的危害方面是有条件的,而且在社会经济状况和基础设施方面也是如此。在卡里亚纳飓风中,新奥尔良遭受到了巨大的环境危害。但是(这种危害的)社会后果经由特定的基础设施被放大了,比如不恰当的防洪石堤和逃生通道(escape roads)迅速地被阻塞住了,当然还有准备不充分以及政治上的组织不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可以强化它的脆弱性,这不仅是因为它使得理解多方面的互动变得较为困难,从而难以充分地做好准备,而且还因为在紧急状况下,那些对此负责(的组织)可能很快就淹没在了需要他们更加关注的冲突当中了。一个体系建立的方式可能会恶化或者改善某个自然事件的影响,同时也可能降低冗余性,当地的独立性和后备系统。因而,需要就正确的变量是否包含在体系模型中以及对极端事件是否准备充分开展研究。

显然,一个最大的未知数就是人们要如何应对。是否会出现恐慌?什么样的难以平息的社会冲突会进一步恶化?危害和社会不均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比如,在2007年8月印度比哈尔省(Bihar)的特大洪水中,一个例证提供了简单但却残酷的研究结果:当社会共同体遭受灾难的时候,(世袭的)阶级偏见进一步加深了—换句话说就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种族)歧视得到了强化。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部分是结构性的(比如,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居住在那些被实施救援的城镇中心之外;而城镇中心则难以到达,当救援物资经由社会底层的人送到城镇的时候就减少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认知方面的(官方认为社会底层的人即使一无所有也能幸存下来);另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社会底层的人被驱逐出村落,因而他们没有民意代表)。其中的基本点是:自然事件转移到社会危机,大灾难中的方式是随着社会结构而定的,并且通过社会结构而调停。就像有关卡里亚纳飓风的一本书中的标题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有这样的自然灾害”。准备、易遭受侵害性及其影响,以及应对和重建都是社会结构的功能,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的处境更危险。自然灾难如何发生是受到社会情境的决定的。

因而,社会科学应该为受到社会接头调停的不同社会群体描述出易受侵害性的分布图。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应该识别出不同类型威胁的起源并且评估选择和反响的社会决定因素,以及有效的应对措施—当这些措施被相关人员采用后的可能后果社会科学还应该。和人文学科一起来识别和陈述清楚那些可以激发政策选择、证明政策选择正当性以及让政策选择更加连贯的道德原则。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之间的互联性得到了增加和强化。同时涉及到气候变化的基本相互关系在科学上也已经完备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和反应知道越少,就越难以做出预测。然而,影响和反应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未知的—这样一个事实不可能走向失败主义,相反,它们会引领(人们)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设立更好的模型。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经典自然科学主要是关于所谓的静止动力学的(stationary dynamics)--不变定律所支配的物理现象或者化学现象。生物科学是关于进化的—它描述的是不断转变的系统,无论它们是个体体系,物种体系还是生态体系—尽管这些发展都受到物理定律和化学定律的约束。社会科学也描述进化实体(evolutionary entities),就像人文学科一样—它们解决的是可以改变的体系—通常是不可逆的—无论是有意的行为还是仅仅是某项有目的行为的一个副产品。实际上,最终发生的将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意图的结果。

科学和政策出路

所以科学知识能否迅速地拨云见日且解决这些问题吗?专家们能否从事这项工作?科学能否拯救我们?在我看来未必,这是因为科学不仅是关于清晰的证据所支撑的真理的,它还是关于假设、推测、部分确认和观点冲突的。建立共识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科学通常涉及到对传统智慧的挑战以及提供可选择的解释方法。

因而,与其说科学家提供了明确的结论,倒不如说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不同的学术流派,实际上是存在着竞争的学术流派。研究人员通常使得政客们在做出完备的抉择方面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因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互相冲突的证据。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最著名的就是要求“给我一只手的科学家”(one-handed economist),因为经济学家们在回答总统的要求是总是习惯地说“一方面如何,另外一方面如何”。同样,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有不止一种解释,这时他们并没有让公众更少困惑,相反而是让公众更加不安和困惑。

互相“打架的”解释把公众领域变成了战区(combat zone)--这里权威和媒体通常会发生冲突,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当权威部门向咨询有关专家,筛选证据,评估危害和目标相应的时候,媒体则要求迅速地完全公开、开放获取(open access)以及澄清决定。近年来,随着社会媒体的扩展,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而非有所缓和,社会媒体可以迅速地(把信息)传递给数以万计的人,同时未经过滤的博客(内容)的扩散以及YouTube网络的可获得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上传瞬间吸引成千上万人注意力的视频,并且就发生了什么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对人们的观点进行塑造。

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联系的越紧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开展的整合研究就变得越来越需要。显然,自然科学有关全球变化会给所有的事情带来影响的观点,从水资源短缺到海洋渔业的贫乏,从大规模流行病的威胁到海啸的危害,会鼓励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实际上,当前的困境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可能是一种革新的源泉,社会科学可以颠覆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假设。

社会科学更多地聚焦于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是有环境变化所引发的,并且反过来受到社会结构的修正。

举一个例子:二十年前IPCC在它的一个评估报告中写道“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可能发生在人类迁移方面。”2008年,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预计到2050年将会有1.5亿环境难民,10%的全球人口将由于气候变化而不得不面临着寻找其他居住地的危险。显然,这种人口迁移的规模和类型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回避的问题(the begs the question)是尖锐的冲突是否会发生,如果我们到了那些失去传统栖息地的人努力地转移到其他已经人满为患的地区的那种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步(the point of no return)的时候。但是社会科学还聚焦于制度—既聚焦于这些制度是如何发挥功能的,又聚焦于它们如何被重新设计。

再举一个例子:气候变化(长期趋势、外流人口和灾难所影响的地区)的影响的范围和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管辖权的边界之间存在着不匹配。换句话说,一国采取的决策的外部因素(externalities of decisions)和决定这种外部因素的到达的体系(reach of institutions)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因而,获得好处的那些人和肩负重担并付出代价的那些人之间存在着分歧。

还有一个问题,即我们能否改变当前的趋势或者说我们是否必须接受这种不可逆的改变。显然,这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代际间的议题(intergenerational issues),并且对人类采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提出了挑战。

这不仅是管理的问题,而是深层的政治和社会困惑,它可能对我们的制度设计提出挑战,并且否定我们进行制度设计的能力。

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紧密的关联也为自然科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实际上,地质学家为一个新的地质时期杜撰了一个术语—“人类世”(Anthropocene)或者说“人类的时代”(Age of Man)--在这个术语中,“自然过程被打断了,被改变了,更重要的是被加速了。”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人类建立的将近五万个大坝切断了含沙水流,三角洲被侵蚀的速度远远超过它恢复的速度,同时数以万计的人们的栖息地处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可能会欢迎这种挑战,也有可能为这种挑战而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无法(把这种挑战)拒之门外。人类改变其栖息地的能力以及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为整合性研究设立了新的议程。实际上,人类引发的改变已经改变了人们思考自己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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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帆 rose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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