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学术领域的政策

             ——读史偶记（17）

温景嵩

（2013年6月7—9日写于南开园）

     我国的学术界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纷争不已的时期，却迎来了一个诸子百家胜出，百家争鸣不已，群星灿烂，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然而从秦始皇灭六国大一统的秦王朝出现后，马上就被迫着萎缩下来。先是秦始皇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独尊法家，实行了“以吏为师”的法家专制主义；然后，汉高祖在灭了楚项再度实现了刘家大一统的汉王朝后，就改换了一个角度，虽然在学术领域不再实行“法家的专制主义”，而是实行了融汇了道家和法家两家为一体的黄老思想，却仍然是学术专制主义，只不过现在换了一个招牌。现在到了汉武帝，到了汉王朝全盛时期，他可能是感到黄老思想已不再能满足全胜时期大一统的汉王朝需要，从而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思想。招牌再度转换，从黄老思想，转换到孔儒一家。

总之，看起来各个大一统的王朝，都不欢迎百家争鸣，而是欢迎学术专制。我国几千年来各家王朝的名号虽然有所不同，学术招牌的归属也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在学术领域要实行专制这一点，大家却是一致没有分歧的。当然，从汉武帝换到了“独尊儒术”以后，后面的各家王朝，大家就都看到了只有孔儒一家的学说才最有利于各个王朝政权的巩固。所以而后的几千年来，孔儒一家就以此而独霸了我国学术界，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止。然后是经过了“文革”的“批林批孔”，孔儒学说再度遭到严厉的批判。现在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在学术领域重新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政策后，则孔儒学说开始复苏，开始又香了起来。当然不是回归到以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而是回归到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和别家的学说一起争鸣而已，这就很好了。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可以看到，在西汉时代，汉儒的政治思想有如下两条：

“第一条为变法和让贤论。

这派理论远始于战国晚年之阴阳学家，如邹衍的五德终始论，自那时以后一直到董仲舒的公羊春秋里的“通三统”的学说。这些学说里大抵主张天人相应，政治教化亦应随时变革，因此而不认为有万世一统之王朝，也不承认有历古不变之政制。他们根据历史演变之实际，主张在政治领域应有以下之具体进程：

一、    圣人受命。（地上各代开国之君，皆相应于天上某帝之某德而降生。如青帝木德，赤帝火德，黄帝土德，白帝金德，黑帝水德。）

二、    天降符瑞。（受命者必有符瑞，如以土德为王者，必有黄龙见之类。）

三、    推德定制。（这包括了要易服色，更制度，改正朔等。如以水德为王者服色要尚黑，以十月为岁首，数尚六之类。董仲舒所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乃指的是政治上的最高原理，这和制度之更易并行不悖。）

四、    封禅告成功。（圣人受命为地上之君，故要定制度，祈太平，成功则必祭天报告，此即封禅。）

五、    王朝德衰，天降灾异。（天理循环，成功者最后仍然要去。这有如春，夏，秋，冬之更迭互成，世上无不衰之德。）

六、    禅国让贤。（见灾异降，知天命改，应早物色贤人让贤；否则革命起，终无以保其位。）

七、    新圣人受命。（此下循环不已，中国以往五帝三代，皆在此公式下演进。）

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武帝以后，汉儒渐渐鼓吹让国，始终是循着上述理论行事。诸如汉昭帝时的眭弘，汉宣帝时的盖宽让，均因请汉室让位而伏诛。然后，谷永和刘向等却仍主天运循环，汉德已衰之说，汉庭乃无从裁抑。（永之言曰：“天生烝民，不能相治，乃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实则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而汉宗室刘向则说道：“王者不可不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 以上种种可见，天运循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独一姓，此为当时所普遍信仰之理论。）

第二条为礼乐和教化论。

另一派汉儒，认为政治最大的责任，在于兴礼乐，讲教化。而礼乐和教化的意义，在使民间均遵循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此即古人之所谓“礼乐”。要达此境界，不仅朝廷应恭俭自守，又应对社会一般的经济不平等状态，加以调整。此派理论，亦远始于战国时期的荀卿，直至汉儒贾谊，董仲舒，下至王吉，贡禹等皆是。前一派于汉为“齐学”，后一派于汉为“鲁学”。“齐学”恢奇，“鲁学”平实。“齐学”流于怪诞，“鲁学”流于训诂，而皆有其病，流弊皆不免。”（以上皆引自钱穆《国史大纲》，括弧中之字，原文皆为小字体所印出。）

读罢钱穆先生这几段文字后，我非常感慨。

原来远在几千年前的汉儒们，就已发现了现代人黄炎培所提出的“历史周期律”。只不过他们不叫它为“历史周期律”，而是叫做“天运循环论”。据此，他们并提出，“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非为一人独姓。到王德衰败的时候，为王者就应当让贤。”他们并为此敢于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向为王者提出让贤的主张：西汉王朝汉昭帝时的眭弘，和汉宣帝时的盖宽让就为此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真是可钦可敬啊！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也不可能看到他们理论的错误的一面，也就是说他们所信仰的“君权神授”理论，这个理论则是完全错了。在这一点上，后来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倒是更接近于真理。唐太宗李世民著名的“舟水相互作用”的感悟，亦即：“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的这一点感悟若再发展一步，就必然会取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而代之，一个暂新的“君权民授论”，就会在我国诞生了。若能往前再发展一步，则结合“历史周期律”（亦即“天运循环论”），就应该早于大英帝国几千年，一个“君主立宪”理论就会在我国诞生。那时的君王则不再掌实权，但可世袭；而掌实权者（如首相）则要主动实行轮替制，轮替与否，则取决于选民手中的选票，一切最终由选民的选举决定，也就不必再经过血腥的战争了。

当然，即使如此，唐太宗李世民仅凭他这一点“君权民授”的感悟，也就必然会使他治下的国家，成为我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二个国家大治之时，亦即著名的“贞观之治”；这件事就绝不是偶然的了。